重庆：滨江建设，应对历史负责

    自1988年渝中区开始建设重庆第一条滨江路以来，在近20年的时间里，重庆两江四岸的滨江开发成绩斐然，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城市面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的滨江规划和建设也留下许多遗憾。在未来的滨江开发中，重庆如何更好地利用山水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个山城和江城的独特价值？3月7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李世煜。   

　　滨江建设几多遗憾 

　　《晨报地产》：近日，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提出了“重庆，中国第一江城”的概念。作为一个规划专家，你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你认为重庆问鼎第一江城有理由吗？ 

　　李世煜：重庆由嘉陵江和长江两江环抱，自古就是江城。在20世纪开埠以后，经过抗战陪都时期、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三线建设时期，改革开放近20年来尤其是直辖以后，经济总量和城市地位都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就“第一江城”这一概念而言，从地理上看，重庆上游有宜宾，一直被称为“千里长江第一城”，下游则有武汉、南京和上海等长江城市，因此，重庆“第一江城”之说，有待商榷。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第一江城”不争也罢。 

　　《晨报地产》：经过十多年的滨江规划和开发，在你看来，重庆在两江资源的利用上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存在哪些不足？ 

　　李世煜：到目前为止，重庆已经建了多条滨江路，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带动了滨江经济发展。同时在规划上进行城市设计，成绩斐然。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也留下了许多遗憾，有些甚至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首先，从滨江路来看，功能单一，仅仅满足了城市交通的需要，一方面滨江地带与城市之间缺乏跨滨江路的步行交通联系，降低了滨江区域的接近性；另一方面滨江路的公共市政配套不整齐，缺乏停车场、垃圾站、公共厕所、座椅等，没有发挥滨江路的休闲、健身和娱乐功能，是对资源的浪费。 

　　其次，从滨江开发建设来看，相当一些工程项目破坏了沿江生态环境，失去了湿地，模仿沿海地区填江造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同时，也不符合长江水利委员会和水利部门的防洪标准，违规修建，容易诱发洪涝地质灾害。 

　　第三，早年没有统一的滨江规划，开发商在进行建筑策划，过分强调建筑个体本身的造型特色，造成某些城市中心地段高层云集却缺少相互呼应协调和应有的秩序，甚至过分追求建筑高度，忽视与自然山体在高度上的协调，破坏了城市整体轮廓线的形象。同时，许多地方破坏了城市文脉，生硬割断了历史线索。 

　　滨江规划应对历史负责 

　　《晨报地产》：重庆因两江而兴，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过去却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遗憾，那么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你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好滨江规划和建设？ 

　　李世煜：江景岸线是重庆非常宝贵的公共资源，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进行滨江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从规划开始就要让市民充分享受到城市空间的公共利益，注意避免江景资源的私有化。沿江给市民保留更多的休闲、锻炼和娱乐空间，增强滨江规划建设的亲水性。 

　　对江岸的利用，应该是保护性的利用，遵循自然生态的规律，尽可能地避免挡墙的生硬建筑，保护沿江湿地，保护自然江岸的原始风貌。滨江路的建设要总结以前的经验教训，科学研究建设的长度、位置和起始点，并不一定要贴着水际线修建。打造滨江地带，要符合防洪的标准，把城市规划和水利部门的强制性意见作为依据，加强滨江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控制，避免诱发地质灾害。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正确地理解滨江资源的概念。除了自然江景是滨江地带的稀缺资源以外，沿江的历史文脉仍然是价值极高的稀缺资源，在滨江规划和开发中，要充分保护城市文脉和特点。比如，作为抗战的陪都和新中国的重工业城市，重庆沿江分布了长安、建设等许多兵工厂和重工业厂房，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滨江开发中，要有选择地保留这些厂房，有机地融合到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去，参考美国和上海的方式，改造成画廊、商场、酒吧和咖啡厅之类，这既是作为城市规划者的历史责任，也是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 

　　《晨报地产》：同样作为江城，武汉和南京在滨江规划和建设上，有哪些地方值得重庆借鉴和学习？ 

　　李世煜：武汉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规划指导下，已经建成了宽200余米、长1万余米的滨江休闲岸线，开发了许多滨江公园，设计了雕塑，种植了可进入的草坪，配套了许多公共市政设施，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休闲游玩的空间，而且也体现了一个特大城市的应有品质和气度。南京则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加强景观控制，例如燕子矶对建筑高度和景观规划的控制以及在沿江岸线划定禁建区，这些做法都值得重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