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精神分裂
admin
2006-02-24
来源：景观中国网
在建立心中理想的大都市经济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被封闭在19世纪单调的小城镇生活中。 北京人、上海人、成都人、武汉人……我们无比努力地建设着我们居住的城市，但一
在建立心中理想的大都市经济的同时，我们却越来越被封闭在19世纪单调的小城镇生活中。
北京人、上海人、成都人、武汉人……我们无比努力地建设着我们居住的城市，但一座座城池却越来越不像我们所希冀的那样。
“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提前患上了城市综合症，”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而这些病症实际上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分裂。”
病态的城市诉求
9月月中旬，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尽管我们无法也不愿对最终排名顺序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发表评论，但报告中对城市的主观调查和客观评估结果之间的差异之大，暴露出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问题。
综合排名第二的东莞市在客观评估排名中位列第二，但主观评价仅位列19；克拉玛依市表现出的悬殊更大，客观排名第6，主观排名64；位于客观排名前列但主观评价不佳的城市还有珠海、广州、厦门、温州等。
当然，口碑很好但专家缘不佳的城市也有，如主观评价第4位的杭州市根据客观指标排名仅列12名，主观排名第2的苏州客观指标表现仅排在24名，大连主观排名第9，但客观排名远在65名，类似的还有宁波、无锡、青岛等城市。
城市排名的主观评价主要是基于城市居住者对其自身生活状况及其所在城市的主观看法得出；而客观评估则是由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等对城市居民的客观生活状况建立一套量化体系而来。
但是为什么专家的评估和人们的感觉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对于城市的好坏，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到底是什么分裂了专家和人们对城市的追求？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城市的主观感受在更大概率上注定被打折扣？难道经济发展不正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感受吗？ 不仅如此，报告还显示，除北京和上海位列前十，天津排名35，重庆仅列60位；省会城市中，排名前30位的仅有杭州、广州、南京、海口、福州、昆明6个城市，仅有8个副省级城市进入前30名。
而就在大城市在生活质量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资料表明，更多的中国城市正准备在“十一五”期间摇身进入大城市、全能城市行列。
可是就连北京也似乎有些厌倦了大城市的身份。在北京繁华的东三环一带，也是地产广告最集中的地段，一个接一个的广告牌上：花园小镇、非中心、森林公寓……令人向往——难怪尽管北京进入前十名，但批评意见之多、人气指数之落后也令人大 今日焦点：
我们为什么要一面涌进城市，一面又逃离城市呢？在这种人力拉锯战中，城市在不断扩大，也在不断分裂，可是到底是谁分裂了我们的城市？是过于无序的建设者，还是过于有序的规划者？
失落的城市精神
如果能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对城市太不了解了。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们都给城市的起源和存在以很多的理由，但实际上不用故弄玄虚。只要问一问刚刚一脚踏进北京城的各类城市新移民就能明了：城市代表了机会的多样性和选择的自由，这是每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封建庄园出走的铁匠、面包师们怀着同样的期盼；不同的只是他们决定了城市的雏形，而我们早在无意识中就被卷进了城市的涡轮中。
但是与其他领域的经验不同，城市发展并不一定随时间积累和物质积累而不断向善——仿佛被一次又一次火山爆发覆盖的同一城市的不同遗迹，近代未必比古代更加讨好自己的居民——城市的质量永远都在当下才有意义。
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各种利益和审美冲动就像满天飞洒的火山灰，随时可能淹没一个旧城，再造一个新城在其上取而代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北京东三环，垂杨柳、劲松、潘家园以及华威西里四个社区连成一片，形成北京从建国以来最老、最成熟的生活区，各社区之间相互开放，活动丰富，公共设施共享，商业小店林立，新潮的必胜客与百年的老字号和平共处，常常晚上九十点钟街区小花园中还人头攒动，莺歌燕舞；但是随着城市规划的推移，社区北面的一些楼房墙上已经开始出现“拆”字，旁边就是深坑，堆满了建筑材料，大吊车也整装待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原来的产业工人和新近的外来租户，房屋也展露老态，二手房交易在此地也十分活跃，属于典型的应被规划掉的城市老区。即将取而代之的通常是一片高档公寓社区，24小时保安全封闭管理、超市洗染咖啡茶社学校，社区里一一配备齐全应有尽有。
谁能说这不是城市的进步呢？
住在新城里的往往也是城市新移民，只不过更加富有。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难道就是为了享受被封闭在一个所谓的高档社区中的机会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总会给出更加漂亮的回答：因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挣钱机会、升迁机会……然后呢？获得这些机会就是为了禁锢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用购买力做出的选择不那么口是心非。这就是俞孔坚所说的精神分裂。
还有人选择用脚投票，逃到城市的“非中心”“花园小镇”，远离交际中心、远离信息中心，阳光明媚的时候街道依然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保安来来往往，只有每周一次到固定的购物中心进行大采购。
渐渐的我们的城市拥有了很多相互隔离的分区：贫民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些城中城，然后用消费力投票使城与城的物质边界变成心理边界和文化边界，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越大，城市经济发展被放到越高的地位，我们就越容易失落那种自由、冒险、丰富的城市精神的原因。 这种分区的另一个糟糕结果就在于出现了无数的城中边界。随着城市建设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成年累月堆积没有人管；明明是新建的小区，小区旁却立刻出现群居的棚户民和屡禁不止的黑市。有人感叹，近来北京中心地带的刑事案件频发，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外来人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却被一再忽略：所谓中心地带多数为北京老城，老城的社区规划是依照胡同进行“编织”的，那些相互连通的胡同小巷成为城市无缝连接的黏合剂，但是改造后变成用水泥墙、保安和摄像头画地为牢的新社区，随之出现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危险由此而生。
失去安全的城市又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拥有汽车，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全封闭的空间里以最少的接触穿越过越来越危险的城市，直达目的地。
就这样，一厢情愿建功立业的规划者、挟资本而来唯利是图的地产商人，还有精神分裂用消费力投票的我们自己，让我们最终选择了自我封闭，而放弃了原本追求的城市多样性和自由。
到了这个阶段，就像生物学上的“傻子细胞”一样，我们和城市都在不自觉中不断地自我复制——一个被改变了行为的细胞会继续产生甚至是它自己也不需要的产物，同时不发出任何反馈信号。
打破迷信的合谋
如果将城市细胞开始变得“智障”的原因归咎于外来人口和汽车的增长，只能说明我们还在误解城市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城市的运行方式，却已经迷信于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已经形成的历史经验。
没有哪里的市长比中国的市长们更爱使用“管理”这个词了，而这正是基于经济和技术管理的经验——他们相信对于城市生活的管理能够激发城市的活力。
但这恐怕是对城市运作方式最固执的曲解。其言外之意仿佛是城市因人而生，因此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一个城市。但问题恰恰在于，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独有其行为模式。
现代城市起源于人们寻找商业机会和摆脱土地与封建关系束缚的需要，城市生活的纽带就必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商品和情感的活动中，活动越频繁，机会越多，自由越大。因此，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令人激动的无限可能，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是潜藏在城市无序表象之下的复杂有序，不尊重城市的这一运转机制，城市就成了牺牲品。 正如抛开北京人的公民文化和上海人的市民文化，我们很难说出金茂大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上海精神，而国贸大厦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气质。
一脉相承的迷信是：通过政府的规划，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城市。
事实证明，城市中一些按照规划不该衰败的地区反而走向衰败，而规划希望衰败的地区却顽强地拒绝衰败。前者典型的莫过于城市中被政府指定功能的街道，宽敞的道路，整齐的招租楼，但始终孤街一条；而后者是城市中不断冒出的区域结合部，这里人口流动频繁，小商贩活跃，无论政府如何以翻修道路的名义清理这些灰色地带，都始终充满活力。
更重要的是，规划造成的小岛式街区、城市孤岛、城市郊区化，将人群贴上了价格标签，对城市的有效自治百害而无一利。
“城市品质的提升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同样是一种在中国城市各阶层中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迷信。如果问社区居民，为什么这个社区的环境得不到改善，他们的普遍回答是：那是需要钱的。
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的确，一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而在另一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
目前，中国各城市正急于完成自身的扩容与改造，急于从各种渠道获得大量的资金，但是这种“急剧性资金”并不是一种能使城市获益的方式。急剧的资金供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快速减少城市建设中的“钉子”问题，但也最大速度的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结构，而形成新的市民自我管理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
政府恐怕需要耐心学会如何缓慢有序地向正在发生自适应的城市输入资金血液。不信的话，就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用成千上万的资金到底建设了一些什么？封闭的社区、无人管理的边界地带、不同人群之间的对峙，这些又靠什么来弥合？
太多的误区和迷信在城市化大潮中被有意无意的引入社会共识中。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过仿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灰熊、鲸鱼和高粱秆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作为自然的一种产物，人类居住的城市就像鱼类居住的海底世界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于夸大城市的受人影响的属性而忽视它的自然过程，使我们对待城市的态度极不自然——想控制它，却总是偏了方向。
更糟糕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以为是空间短缺造成的紧张情绪迫使我们不得不过上这种封闭而自我保护的生活，所以我们还在不断扩张；可是越扩张，就越封闭，越是失去了我们的城市。
北京人、上海人、成都人、武汉人……我们无比努力地建设着我们居住的城市，但一座座城池却越来越不像我们所希冀的那样。
“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提前患上了城市综合症，”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说，“而这些病症实际上来源于人类自身的精神分裂。”
病态的城市诉求
9月月中旬，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发布了“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尽管我们无法也不愿对最终排名顺序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发表评论，但报告中对城市的主观调查和客观评估结果之间的差异之大，暴露出长久以来被人们忽视的一些问题。
综合排名第二的东莞市在客观评估排名中位列第二，但主观评价仅位列19；克拉玛依市表现出的悬殊更大，客观排名第6，主观排名64；位于客观排名前列但主观评价不佳的城市还有珠海、广州、厦门、温州等。
当然，口碑很好但专家缘不佳的城市也有，如主观评价第4位的杭州市根据客观指标排名仅列12名，主观排名第2的苏州客观指标表现仅排在24名，大连主观排名第9，但客观排名远在65名，类似的还有宁波、无锡、青岛等城市。
城市排名的主观评价主要是基于城市居住者对其自身生活状况及其所在城市的主观看法得出；而客观评估则是由经济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等对城市居民的客观生活状况建立一套量化体系而来。
但是为什么专家的评估和人们的感觉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对于城市的好坏，到底应该由谁说了算？到底是什么分裂了专家和人们对城市的追求？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城市的主观感受在更大概率上注定被打折扣？难道经济发展不正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感受吗？ 不仅如此，报告还显示，除北京和上海位列前十，天津排名35，重庆仅列60位；省会城市中，排名前30位的仅有杭州、广州、南京、海口、福州、昆明6个城市，仅有8个副省级城市进入前30名。
而就在大城市在生活质量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的时候，来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资料表明，更多的中国城市正准备在“十一五”期间摇身进入大城市、全能城市行列。
可是就连北京也似乎有些厌倦了大城市的身份。在北京繁华的东三环一带，也是地产广告最集中的地段，一个接一个的广告牌上：花园小镇、非中心、森林公寓……令人向往——难怪尽管北京进入前十名，但批评意见之多、人气指数之落后也令人大 今日焦点：
我们为什么要一面涌进城市，一面又逃离城市呢？在这种人力拉锯战中，城市在不断扩大，也在不断分裂，可是到底是谁分裂了我们的城市？是过于无序的建设者，还是过于有序的规划者？
失落的城市精神
如果能简单地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对城市太不了解了。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们都给城市的起源和存在以很多的理由，但实际上不用故弄玄虚。只要问一问刚刚一脚踏进北京城的各类城市新移民就能明了：城市代表了机会的多样性和选择的自由，这是每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前提。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中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封建庄园出走的铁匠、面包师们怀着同样的期盼；不同的只是他们决定了城市的雏形，而我们早在无意识中就被卷进了城市的涡轮中。
但是与其他领域的经验不同，城市发展并不一定随时间积累和物质积累而不断向善——仿佛被一次又一次火山爆发覆盖的同一城市的不同遗迹，近代未必比古代更加讨好自己的居民——城市的质量永远都在当下才有意义。
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各种利益和审美冲动就像满天飞洒的火山灰，随时可能淹没一个旧城，再造一个新城在其上取而代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北京东三环，垂杨柳、劲松、潘家园以及华威西里四个社区连成一片，形成北京从建国以来最老、最成熟的生活区，各社区之间相互开放，活动丰富，公共设施共享，商业小店林立，新潮的必胜客与百年的老字号和平共处，常常晚上九十点钟街区小花园中还人头攒动，莺歌燕舞；但是随着城市规划的推移，社区北面的一些楼房墙上已经开始出现“拆”字，旁边就是深坑，堆满了建筑材料，大吊车也整装待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原来的产业工人和新近的外来租户，房屋也展露老态，二手房交易在此地也十分活跃，属于典型的应被规划掉的城市老区。即将取而代之的通常是一片高档公寓社区，24小时保安全封闭管理、超市洗染咖啡茶社学校，社区里一一配备齐全应有尽有。
谁能说这不是城市的进步呢？
住在新城里的往往也是城市新移民，只不过更加富有。但是他们来到这个城市，难道就是为了享受被封闭在一个所谓的高档社区中的机会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总会给出更加漂亮的回答：因为这个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挣钱机会、升迁机会……然后呢？获得这些机会就是为了禁锢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他们用购买力做出的选择不那么口是心非。这就是俞孔坚所说的精神分裂。
还有人选择用脚投票，逃到城市的“非中心”“花园小镇”，远离交际中心、远离信息中心，阳光明媚的时候街道依然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保安来来往往，只有每周一次到固定的购物中心进行大采购。
渐渐的我们的城市拥有了很多相互隔离的分区：贫民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些城中城，然后用消费力投票使城与城的物质边界变成心理边界和文化边界，最后我们还是觉得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城市越大，城市经济发展被放到越高的地位，我们就越容易失落那种自由、冒险、丰富的城市精神的原因。 这种分区的另一个糟糕结果就在于出现了无数的城中边界。随着城市建设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建筑垃圾成年累月堆积没有人管；明明是新建的小区，小区旁却立刻出现群居的棚户民和屡禁不止的黑市。有人感叹，近来北京中心地带的刑事案件频发，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外来人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却被一再忽略：所谓中心地带多数为北京老城，老城的社区规划是依照胡同进行“编织”的，那些相互连通的胡同小巷成为城市无缝连接的黏合剂，但是改造后变成用水泥墙、保安和摄像头画地为牢的新社区，随之出现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危险由此而生。
失去安全的城市又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拥有汽车，目的就是要在一个全封闭的空间里以最少的接触穿越过越来越危险的城市，直达目的地。
就这样，一厢情愿建功立业的规划者、挟资本而来唯利是图的地产商人，还有精神分裂用消费力投票的我们自己，让我们最终选择了自我封闭，而放弃了原本追求的城市多样性和自由。
到了这个阶段，就像生物学上的“傻子细胞”一样，我们和城市都在不自觉中不断地自我复制——一个被改变了行为的细胞会继续产生甚至是它自己也不需要的产物，同时不发出任何反馈信号。
打破迷信的合谋
如果将城市细胞开始变得“智障”的原因归咎于外来人口和汽车的增长，只能说明我们还在误解城市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城市的运行方式，却已经迷信于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已经形成的历史经验。
没有哪里的市长比中国的市长们更爱使用“管理”这个词了，而这正是基于经济和技术管理的经验——他们相信对于城市生活的管理能够激发城市的活力。
但这恐怕是对城市运作方式最固执的曲解。其言外之意仿佛是城市因人而生，因此人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一个城市。但问题恰恰在于，城市自诞生之日起，就独有其行为模式。
现代城市起源于人们寻找商业机会和摆脱土地与封建关系束缚的需要，城市生活的纽带就必然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商品和情感的活动中，活动越频繁，机会越多，自由越大。因此，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着令人激动的无限可能，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是潜藏在城市无序表象之下的复杂有序，不尊重城市的这一运转机制，城市就成了牺牲品。 正如抛开北京人的公民文化和上海人的市民文化，我们很难说出金茂大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上海精神，而国贸大厦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气质。
一脉相承的迷信是：通过政府的规划，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理想的城市。
事实证明，城市中一些按照规划不该衰败的地区反而走向衰败，而规划希望衰败的地区却顽强地拒绝衰败。前者典型的莫过于城市中被政府指定功能的街道，宽敞的道路，整齐的招租楼，但始终孤街一条；而后者是城市中不断冒出的区域结合部，这里人口流动频繁，小商贩活跃，无论政府如何以翻修道路的名义清理这些灰色地带，都始终充满活力。
更重要的是，规划造成的小岛式街区、城市孤岛、城市郊区化，将人群贴上了价格标签，对城市的有效自治百害而无一利。
“城市品质的提升必须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同样是一种在中国城市各阶层中很容易达成共识的迷信。如果问社区居民，为什么这个社区的环境得不到改善，他们的普遍回答是：那是需要钱的。
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的确，一些城市缺少内在成功的机制，在这些地方，用钱也买不来使一个城市成功的内在机制。而在另一些地方，钱会破坏产生内在机制的条件。可以说资金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既能造成城市的衰退，也能促使城市的再生。
目前，中国各城市正急于完成自身的扩容与改造，急于从各种渠道获得大量的资金，但是这种“急剧性资金”并不是一种能使城市获益的方式。急剧的资金供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快速减少城市建设中的“钉子”问题，但也最大速度的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结构，而形成新的市民自我管理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重构他们之间的关系。
政府恐怕需要耐心学会如何缓慢有序地向正在发生自适应的城市输入资金血液。不信的话，就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用成千上万的资金到底建设了一些什么？封闭的社区、无人管理的边界地带、不同人群之间的对峙，这些又靠什么来弥合？
太多的误区和迷信在城市化大潮中被有意无意的引入社会共识中。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过仿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灰熊、鲸鱼和高粱秆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作为自然的一种产物，人类居住的城市就像鱼类居住的海底世界一样，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过于夸大城市的受人影响的属性而忽视它的自然过程，使我们对待城市的态度极不自然——想控制它，却总是偏了方向。
更糟糕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以为是空间短缺造成的紧张情绪迫使我们不得不过上这种封闭而自我保护的生活，所以我们还在不断扩张；可是越扩张，就越封闭，越是失去了我们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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