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镇化：中国准备好了吗？
——我前不久在山东老家买了好多旧书，论堆卖！书的价格论堆卖了，很危险！以前村村都有图书馆，可现在乡村哪还有图书馆？
——全国随处可见征地和拆迁——浙江舟山的定海老城区、北京东城区南池子和广州番禺的小谷围岛，很多携带文化历史记忆的自然人文环境，被开发商和当地政府以发展和现代化的名义破坏了！
——唐山大地震中，离得很近的观音阁纹丝没动，除了梁思成提出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观音阁的选址、建造都很科学，抗震能力很强。1978年在湖北发现的曾侯乙墓里出了一大批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抗战时期陈纳德将军把这项技术带到美国，用来铸造精度要求高的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获得巨大成功。这说明太多古人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在古人面前我们应该谦虚！在我们搞清楚之前，最好不要破坏它们！
——征地、移民安置后，农民有没有过上理想的生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激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有没有什么化解之道？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12月23日，中国２１世纪城镇化发展战略座谈会在北京新大都饭店召开，生态、经济、能源、文物保护、社会学、建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坐在一起，为中国城镇化建言献策。
农学教育缺失，谁去为农业服务？
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是中科院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提起的话题，他用了“抢救”这个字眼。“我们现在都关注环保，实际上只是关注城市污染，城里人受到污染开始重视环保，农民太可怜了，3亿多农民喝不上干净的水。以杀虫剂为例，虫子没有杀死，反而害了自己，土壤和水的污染没法带走。现在农村有好多癌症村。咱们都知道‘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我再加上一个农教，农业高等教育面临生存危机——学生都不愿意进农业院校读书，老师也不愿意到农业院校，不光彩，农业院校在减少，农学很差劲。其实不光农业高等教育，还有现在乡镇的高中少了，以前是一个公社一个高中，现在是一个县城一个高中，欧洲小城镇都有大学，我们什么时候县城才能有大学呢？”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原副主任冯玉林接过话题说，以前有农业院校64所，“政府提出来归口管理，把这64所大学全部从农业部拿到教育部，教育部相对更重视清华、北大、复旦这些综合性重点大学。原来北京农业大学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而到了教育部后没有任何进展。农业高等教育没有发展，甚至退步，势必影响到农业的发展。”
中国城镇化，立身之本在哪儿？
再来看两个鲜明的对比：
人口方面——美国加速城市化的19世纪60年代，全国人口只有2300万；而中国未来25年将有8.5亿农民通过“安置区”、“廉租屋区”进城。
资源方面——英国城市化完全依靠世界资源，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描述：“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国家是我们的木材林，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农场，而阿根廷和北美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中国的主要矿藏人均储量都很少，煤炭仅占世界总储量的16%，石油占1.8%，天然气占0.7%。化石能源折合标准油当量不足11%，铁矿石不足9%……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李津逵研究员指出，这两个数字悬殊的对比使得中国的城镇化步履维艰。
“目前，中国的小企业很难生存，小企业的产值虽然有限，但能满足老百姓多方面的需求，它们是有生命力的小城镇经济、文化命脉之所在！没有多元化、各种层次的小企业的经营，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没有大规模、多样化的民间草根经济，就没有真正的小城镇。”科技政策专家蔡德诚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欠缺立身之本。
“东莞、广州、河北环京津，很多城市的城中村，汇集了那么多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儿，享受不到教育医疗交通等市民福利。中国会不会出现巴黎郊区大规模骚乱？流动人口问题、贫民窟问题、小区的维权官司、农村的普选，中国必须直面这些现实！”李津逵还尖锐地指出失地农民不是给钱多少的问题，给多少钱也不够花，因为农民不会拿钱来生钱，农民不是华尔街的操盘手！农民变市民，他们喜悦之中也内心充满失去土地这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之后的失落，和农村户口一同失去的，是他们的猪圈、耕田以及建立在这些农村特有生活、生产资料基础上的踏实感。
蔡德诚提供了一个小企业生存的思路——“现在印度有300万个金匠，民间的黄金需求极其旺盛，每个农业丰收年有1000万对夫妻结婚，是最大的黄金饰品需求者。300万金匠仅是印度一个民间手工艺工匠的代表，用他们的收益满足社会各种需要。各种民间手工艺在小城镇中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各种传统自然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极大空间。这提供了一个借鉴。不要一刀切地模仿和攀比，而是生活的多样化、社会形态的多样化、观念的多元化，这才是正常的健康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形态。”
的确，推进城市化进程，关键不能脱离实际搞跨越式发展，而应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发展的速度、城市的承载能力，循序渐进地发展，城市化的步伐应适应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要保证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要免除其后顾之忧，决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加快城市化发展。
农民变成市民，中国执政者还要补课
“最近有两个数据很让人震惊，一个是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保民透露说国有资本总共12万亿元，但现在只有1/3在正常运转，1/3状态不清，1/3处于闲置状态。另一个是最近的经济普查突然查出了2.3万亿元新的GDP产值。2/3闲置浪费的国有资本和新发现的2.3万亿元的产值都是体制生出来的‘怪胎’，前者反映了我们体制效率低下，后者反映了我们体制的视野和关注点狭窄，忽略了民间草根经济。”蔡德诚指出城市化过程中更深层的问题是要改变体制、改变根本的观念。
“我们的城市化也面临着体制的问题。所以根本问题不仅是要教育领导干部，更要从体制上着手，我们体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长官意识，一种救世主的心态。一个专家参加了三次城市化的实践都失败了，为什么？权力主导的结果就是长官意志推行所谓的城市化，把领导的意志放在百姓的意愿之上，结果城镇建了，老百姓却不买账——空房、空街、空镇，百姓只好离开，出去打工糊口。市场经济的真谛在于社会上每一个成员都有机会表现自己的能力和才智，争取经济地位，过上更好的生活。但现在社会规范很不完整，特别是农民得不到自由伸展，政府应退出不该介入的领域，城镇化过程一定要让农民自己主动推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好的例子，义乌发展成小商品城，温州成为打火机中心，很多小城镇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这些恰恰是政府没有过多介入的结果。如果政府站在大众的立场上，退出一切老百姓做主的领域，而只是作为规划的推行者和监督者，严格地按照百姓参与、专家参与的规划来执行，那效果肯定好。”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序盾也指出，在不断完善市场体制的今天，公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意识日益觉醒，必须重视并解决政府公共权力与市民意识发生的冲撞。公共权力表现为一定社会政治组织及其代表者所具有的影响和支配他人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当掌权者为了私人利益而操纵权力，这种权力又受不到任何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权利，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制约公共权力，是社会前进中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要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政府必须转变，不在社会经济领域既当运动员又做裁判，在市场和社会可以自行调节与自我管理的领域不越俎代庖。与设定政府行政责任同步是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制度。刘序盾说，从所调查的多个具体例子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开发公司背后都和政府某些官员、某些权力紧密相连，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权钱勾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所以必须对公共权力有效制约，才能保证建设事业顺利发展。
他进而指出，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严格，必须将其置身于严格的法律制度下。在民主制度下法律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执政为民，代表和体现人民意愿的前提是人民权利真正得到尊重和落实。各领域的专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更需要改善的是阻碍和制约社会健康发展的政治法律环境。
可喜的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努力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发展新格局。过去都是提“城市化”，现在提的“城镇化”，是针对片面发展大城市问题而提出的，包含了积极发展县域重点镇的政策取向，并不是不发展大城市，而是强调建立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学者说也许过若干年又会用“城市化”替代“城镇化”，但在目前，使用“城镇化”更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