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镇化：谁有权随意肢解大地？

　　建设和谐城市应关注什么？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李津逵怒斥：谁有权随意肢解大地？

　　巴黎的子弹不会拐弯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繁荣还是潘多拉的罪恶之盒？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我们上下求索的“和谐”会顺利实现吗？12月15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津逵，就“和谐城市化的关键”发表了他的观点。 

　　英国和法国都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在1840年的英国和1870年的法国，城市化都处在加速阶段。城市化——资金与信息不断聚集，知识积累不断增长……所有这些我们想象中的欣欣向荣的画面，并不是当时英国和法国上演的全部场景。 

　　恩格斯二十出头时，描述在曼彻斯特所看到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场景时说，当我经过一座桥的时候，我万万想不到桥底下居然住着许多叫做人的生物。李津逵研究员展示了一幅当时的图片，桥上是跑着火车的铁路，桥下密密麻麻住着大量衣衫褴褛的贫民。有感于此，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写下这样一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讲到这里，李津逵提高了声音：“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对全部历史作出这样激烈的判断，从中可以看到1840年英国的社会是何等的不和谐。它要是和谐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这种以推翻现存社会为最高纲领和终身奋斗目标的斗争哲学。”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爆发激烈的武装冲突，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耶鲁大学教授J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中指出，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奥斯曼的城市改造哲学：子弹不会拐弯，而巴黎到处都是七拐八弯的迷宫一样的小街小巷，街道应该是子弹可以打通的。他的改造持续了18年，在第18个年头上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 

　　在展示的巴黎改造的图片中可以看见，正在建设中的香榭丽舍大道如同剪草机一样在致密的城市肌理中“剪”出了笔直的大道。整齐有序、呈放射状的大道的两边，是一半拆了、一半待拆的旧城区。李津逵指着一手持镐、一手握着灰铲的奥斯曼的漫画评论说：“他完全是在一拆一建中完成旧城改造。今天，假如一个城市的决策者在旧城改造政策之中，不考虑文化、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等社会问题，而只算‘拆建比’的话，他的认识就是奥斯曼的水准。” 

　　巴黎的城市基础设施直到今天都是世界顶尖水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奥斯曼的改造是成功的；而对被迫的参加者来说，是失败的。这种混乱今天有所改变吗？世界人口每30年翻一番，世界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又快一倍，每15年翻一番。而贫民窟中的人口每7.5年翻一番。孟买郊区一个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和智利首都利马近郊的贫民窟，整齐规划的城市边缘有很多杂乱无章的违法建筑，比城市面积还大。 

　　城市经营的成绩和风险 

　　我们的城市化走到了什么阶段？现在的每个城市都在讲经营，但城市经营才走到第一阶段——“政府资产经营”。 

　　中国的“城市经营”是1998年汪道涵提出来的，当时中国正从东亚金融危机中突围，犹如一辆速度趋缓的马车，需要巨大的拉力来促进消费和投资。1998年，中国启动房地产市场，找到了拉动投资消费的抓手。城市经营产生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于出让土地，同时，政府资产负债结构得以优化。然而城市经营也带来一个大问题——“政府公司化”风险，土地、水域这样一些公共资源成了政府预算外重要的财源，而公众所需的服务、所需的公益物品政府往往提供不足，如环境保护、污染治理，在投、建、管、用各个环节都存在着问题。 

　　东部地区一个大城市，宽阔的广场，光滑的地面，碧绿的草坪。而正午的阳光下，走在这个广场上，“就像烤鱿鱼一样，谁会去走呢？” 

　　李津逵展示了一幅城市规划图，在密如指纹的等高线上用直尺与圆规粗暴地画上了几何状的路网。李津逵说：“你有什么权利对大地做这样的肢解？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地画上方格，不容置疑地涂上颜色，这么理直气壮地花一个下午就决定了这块土地几百年的命运？” 

　　李津逵这样看待这些经营：全国的城市都在建广场，都在搞绿化带，然而，走在广场上的人不被关注，他们的需要得不到重视；为了城市的美化，乡间的大树搬到城里，使其原有的生态遭到破坏。那些砍得光秃秃地戴着“手铐脚镣”等待进城美化的树木，原本郁郁葱葱，鸟儿在上面筑巢，虫子在土地中栖息，农民在它的树荫下下棋、喝茶、唠嗑儿。 

　　政府和国家永远相信：它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人民，都是代表社会公众最长远的、最根本的利益。李津逵质问：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有阿斯旺水坝呢？为什么会出现前苏联集体农庄？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呢？“我们的‘经营’，资产是在增加，而城市却可能在贬值。” 

　　他们安居乐业了吗？ 

　　资产经营是从土地开始，而土地是如何变成公共资源的呢？自征地而来。征地就带来了失地农民，目前中国失地农民超过6000万，并在以每年500万的速度增长。2003年九三学社的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的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存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就业无岗，种田无地，社保无份。 

　　为了便于工作，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用货币安置，但“鸡蛋”很快就会吃完，可是下蛋的“鸡”没了。也有的地方政府不顾产业发展的实际，盲目推进农民向城镇的集中，号称“万户农民进城运动”。农民拿了补贴了、搬进城了、建起房了，是否就过上了他们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呢？ 

　　2005年4月，李津逵研究员带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顺德学院几位同学，在广东的一个农民安置新村作调查，从他们拍摄的照片上看，农民住的四层小楼，比城市的“火柴盒”要舒适豪华。“但屋内家徒四壁。失地农民的新村被围墙从城市中隔离开来，他们根本无法参与和分享那个征了他们土地的‘城市化’。他们安居了吗？乐业了吗？住的楼房想出租都租不出去，他们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种地的功夫，当无地可种时，还能做什么？被剥夺了土地又远离城市的农民，他们未来的发展靠什么？” 

　　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里，有这么一句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天我们依然要反思这个问题：是谁的城市化？国家的城市化还是人民的城市化？谁和谁的和谐？国家推进城市化，人民向往城市化。贫富之间、劳资之间、城市和乡村、国家和人民，都在寻求一个平衡。当国家与人民协调的时候，和谐社会就出现了。 

　　因而，李津逵建议，未来城市经营应该向价值经营方向拓展，我们的城市化应该从背对农民的城市化向着农民参与分享的城市化转变。 

　　北京的城市在“摊大饼”，“浙江村”等低成本生活区分布在郊区，而珠三角的城市发展速度，快到这些农民来不及搬迁就被圈在了城市中间。本地农民与进城务工的外地农民工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内，这种社会转型区是中国城市化中无法避开的阶段。 

　　李津逵指出，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政府花钱绝不是一分钱一分货。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在今天的加速城市化中，我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资源，以惊人的占用资源的方式获得短暂的满足。中国的GDP翻了几番，但是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政府投资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幸福感，或许是城市化中更需要思考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