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反规划”理论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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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07
来源：景观中国网
核心提示 21年前，一批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在周干峙等规划泰斗的指导下，编制了指引深圳建设的最重要规划成果——《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年版)。这部规划
核心提示
21年前，一批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在周干峙等规划泰斗的指导下，编制了指引深圳建设的最重要规划成果——《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年版)。这部规划几经修订，引导了深圳城市建设20余年。
21年后，一部同样用于探讨深圳未来25年城市发展路径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于近期问世了。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它的编制者中仍有昔日的那些年轻人，其中一位便是李迅，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由昔日的参与者变成了主持人。
日前，李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深圳20余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提醒规划人，预测深圳，必须充分释放想象力，并坚持远大的城市理想，更积极、更乐观地看待未来。
人物档案
李迅，46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早在1984年便曾参与深圳第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过《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的编制。
一个理念
——这个城市要有理想，要有想象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早在20余年前便研究过深圳未来发展的规划专家，20多年过后，再次研究深圳的未来，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迅(以下简称李)：我是在1984年9、10月份作为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第一批人来到深圳的。那时候刚刚筹建分院，深圳也不大，只有30万人口，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进商场时把自行车扔在路边也不会有人偷的(笑)。
检视20年前的规划编制，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交通问题，那时哪里能够想到现在小汽车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交通拥堵会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滚动地修正规划。这次所做的城市策略咨询报告也不是完成后便一劳永逸了，再过5年、10年仍需要拿出来修正。
深圳20余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提醒规划人，预测深圳，必须充分释放想象力，并坚持远大的城市理想，更积极、更乐观地看待未来。
2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最基本理念就是这个城市要有理想，要有想象力。过去人们就感觉深圳是一个适合创业、追求理想的城市，今后这个城市还要继续有自己的理想，继续有长远发展的目标。同时，这种目标应该体现在有世界眼光，所以我们提出了把深圳的长远发展目标定位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城市”上，希望它能在产业发展方面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希望它有不断创新的魅力和活力。
20余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坚持的还有——看好深圳。正因为看好深圳，所以要为深圳创造一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为它多出一些点子。
记：为什么你们这么看好深圳？
李：首先是基于它的现实条件。深圳有很多好的现实条件，比如在地缘优势上接近香港，在城市精神层面始终扮演着创新、探索、领跑、示范、先锋的角色；再有，它是一个移民的多元社会，聚集了大量人才；再比如深圳的环境也非常好。今年我们院给埃塞俄比亚城市规划官员进行了一次培训，这些国外的官员考察了深圳后去到北京说，深圳是NO1，他们觉得深圳很了不起，主要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环境、发展速度和城市活力共同形成了综合的魅力。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已经表现出来的很多经验教训都可资深圳借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到了60％—70％，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但还处在快速成长期，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做法、手段均可以拿来借鉴。
一句名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记：近年来，规划界开始提出“反规划”的方法和理念。它既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只是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不久前，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也曾针对深圳现实提出过这一点。看了你们的报告后，我发现，报告中没有预先确定诸如人口、GDP之类的发展指标，也没有从城市本位去考虑深圳的未来，并且提供了深圳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是不是也体现着近年来这种规划理念和方法的变化？
李：这确实是现在规划的一大变化，比如在我们国家正在做的“十一五”规划中也体现了这种理念。在“十一五”规划中，没有确定具体的经济指标，少有的一些指标也都是指导性的。再比如，规划更多地关注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过去单纯讲开发转为讲控制、讲保护。
规划方法与理念的这种变化源于形势的变化。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确定具体的项目，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都存在着变数。规划界有一句话——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深圳的现实发展每每超过我们的预期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像早年深圳确定的18个工业区中，华强北、上步现在都已经自行升级成第三产业集聚区，这就是资源在市场配置下发生的变化。
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转变思路、转变手段、转变观念。规划还能做什么？就是要控制住政府能管住的事儿，也就是要控制市场不能控制的东西。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场要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市政基础设施埋在地下没有效益，就需要政府去管；另外，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如果让开发商去做，也是不可能的；再有就是公共资源、环境保护等市场不能自发调节的方面。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政府职能转换的方向，未来的政府就应是服务型、调控型的政府，调控什么，就是要调控这些市场失灵的东西，除去以上几方面，还包括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等。
记：关于这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研究成果，我想从根本上解决的就是研究深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对于深圳现状的判断非常重要。近一两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深圳本地“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提法，都让人觉得深圳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判断的？
李：关于转型的时机问题，我们在策略研究中没有明确表达“到”还是“没到”。但是我们做出的判断就是，深圳的转型是必然的，但转型要有个过程，所以我们确定了三个阶段。至于转型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希望深圳的转型是激进式的转型，而希望是渐进式的，所以原来的低成本扩张发展模式要逐步转变，但现在还是要扩张，还要有相当的速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为这个城市还年轻。不过，这并不妨碍深圳从现在便开始进行转型，如果再有新扩张出来的空间，便不能再搞低端的产业了。这就是深圳的渐进式转型与休克型、突变式转型的区别，就是你现在还要高速发展、高速扩张，但要开始强调效益。
一条路径
——通过与珠三角地区的合作，进而参与更高层次竞争
记：具体到深圳的未来，策略报告里边的一个精髓和主旨就是重视区域协作与整合，例如在谈到未来发展策略时，强调了与深港同城化的概念，希望两个城市未来共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区域空间结构方面，又提出了“南北贯通、西联东拓”的策略。那么，在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处理上，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李：这就涉及到深圳转型的其中一个路径问题，你是选择单边的竞争方式，还是多边的合作方式？在合作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伙伴最合适？我们想，还是要采用合作的战略。通过深圳与珠三角地区的合作，进而参与更高层次的竞争。欲参加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高层次竞争，深圳就要跟香港、广州、东莞、珠江西岸联手，特别是要和香港联手，所以提出了深港同城化的概念。
考虑深、港两个城市的关系问题，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尽管香港的产业现在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对我国来说仍是一个战略要点，香港必须发挥繁荣稳定的范例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作为紧紧依托香港的城市，从国家的角度看必须发挥支撑香港产业发展，服务于香港产业发展的作用，力挺香港，这是国家赋予的职责，不是深圳自己所能决定的。当然，从长远来看，深圳还是得益的。这种国家视野对于廓清深圳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在深圳是否设立直辖市的问题上，也要从对于香港的长久繁荣稳定是否有好处的角度来考虑。
在这个前提下，深圳与香港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可以做到互补的。香港具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优势，深圳相对香港来说，空间回旋余地要大一点，环境比香港宽松一些，两个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进行联手。从过去二者“前店后厂”的关系，将来可以变成互补型的关系。
记：顺着你的话猜想，未来深港两个城市能否共同成为一个“店”，把珠三角甚至泛珠三角变成这个“店”后的“厂”呢？
李：这也是一种假设，有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策略报告中，我们设想深圳未来应该是站在更高层面与香港联手的一个世界级城市。所谓世界级城市，就是它对世界经济有统帅作用，有影响力。这样的城市一定会成为人才、资金、信息等产业要素集中的核心地区。从深圳来看，只有与香港联手才有可能性。我们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级大城市的大概有三个地方：一是北京，二是上海，再一个就是深港。
记：在倡导区域合作的这部策略报告里，我注意到你们对于一线、二线的阻隔，以及深圳与东莞、香港在行政区划上的分割并未加以考虑。这是否表明，在你们的设想中，未来完全可以通过区域整合的力量把阻碍整合的诸如此类的现实障碍化解掉？
李：这些线都是人为的，行政区划也是人为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想，在对深圳城市空间布局进行重构时，应该考虑这条线的因素，但也可以突破这个因素。有可能将来二三十年以后，行政区划也会进行调整，这个地区的发展格局也会进行重组，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从长远战略来看，不应拘泥于这些行政界限的限制，而应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一个计划
——“湾区”把西部滨海区作为一个重要中心来加以考虑
记：报告中对宝安西部滨海区的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不但提出未来将在这里通过发展现代物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深港合作，甚至还希望其未来成为泛珠三角的一个经济中心，为什么你们对这里如此重视？
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西部滨海区，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广东省所做的《珠三角城镇群规划》中曾提到，未来珠三角城镇群整合将有一个“湾区计划”，即在珠江东西两岸要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区，“湾区计划”中就是把深圳西部滨海区作为一个重要中心来加以考虑的，由此，重视深圳西部滨海区已经有了上位规划的支撑。
这个地区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珠三角发展最早的地区，产业高度集聚；另外，这个地区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最为集中，因此被我们视为珠三角的“脊梁”。目前，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也正是朝着这个珠三角的核心地区进行发展。比如广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南拓，开发南沙岛；东莞也是往着这个地区发展。我们判断，这个地区应该是未来条件最好，最具发展潜质的地区。
还需要强调的就是，世界上一些国际性城市都是临水、滨海的城市，比如东京、纽约、香港、新加坡、伦敦、巴黎等都是做水的文章。因为靠水，所以有条件可以进行适度的填海，空间拓展有余地。
记：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能否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相提并论呢？
李：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是发展大型制造业和物流港口，与深圳的西部滨海地区有所不同。从发展为高端生产服务的园区和制造业园区，为一些公司总部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等功能上看，它与上海浦东有相似之处。但未来能否与上海浦东一争高下，目前很难判断。只能视发展情况而定，而且要与香港联手发展。
21年前，一批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来到深圳，在周干峙等规划泰斗的指导下，编制了指引深圳建设的最重要规划成果——《深圳经济特区总体规划》(1986年版)。这部规划几经修订，引导了深圳城市建设20余年。
21年后，一部同样用于探讨深圳未来25年城市发展路径的《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于近期问世了。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它的编制者中仍有昔日的那些年轻人，其中一位便是李迅，只不过他现在的身份由昔日的参与者变成了主持人。
日前，李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深圳20余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提醒规划人，预测深圳，必须充分释放想象力，并坚持远大的城市理想，更积极、更乐观地看待未来。
人物档案
李迅，46岁，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副院长，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早在1984年便曾参与深圳第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过《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等规划的编制。
一个理念
——这个城市要有理想，要有想象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作为早在20余年前便研究过深圳未来发展的规划专家，20多年过后，再次研究深圳的未来，感觉有什么不同？
李迅(以下简称李)：我是在1984年9、10月份作为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第一批人来到深圳的。那时候刚刚筹建分院，深圳也不大，只有30万人口，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进商场时把自行车扔在路边也不会有人偷的(笑)。
检视20年前的规划编制，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交通问题，那时哪里能够想到现在小汽车会发展到这种程度，交通拥堵会这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滚动地修正规划。这次所做的城市策略咨询报告也不是完成后便一劳永逸了，再过5年、10年仍需要拿出来修正。
深圳20余年快速发展的历史提醒规划人，预测深圳，必须充分释放想象力，并坚持远大的城市理想，更积极、更乐观地看待未来。
2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的最基本理念就是这个城市要有理想，要有想象力。过去人们就感觉深圳是一个适合创业、追求理想的城市，今后这个城市还要继续有自己的理想，继续有长远发展的目标。同时，这种目标应该体现在有世界眼光，所以我们提出了把深圳的长远发展目标定位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先锋城市”上，希望它能在产业发展方面继续走在世界的前列，希望它有不断创新的魅力和活力。
20余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坚持的还有——看好深圳。正因为看好深圳，所以要为深圳创造一些更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为它多出一些点子。
记：为什么你们这么看好深圳？
李：首先是基于它的现实条件。深圳有很多好的现实条件，比如在地缘优势上接近香港，在城市精神层面始终扮演着创新、探索、领跑、示范、先锋的角色；再有，它是一个移民的多元社会，聚集了大量人才；再比如深圳的环境也非常好。今年我们院给埃塞俄比亚城市规划官员进行了一次培训，这些国外的官员考察了深圳后去到北京说，深圳是NO1，他们觉得深圳很了不起，主要就在于深圳的城市环境、发展速度和城市活力共同形成了综合的魅力。
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已经表现出来的很多经验教训都可资深圳借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到了60％—70％，进入了稳定发展期。但还处在快速成长期，国外一些先进的理念、做法、手段均可以拿来借鉴。
一句名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记：近年来，规划界开始提出“反规划”的方法和理念。它既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只是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不久前，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也曾针对深圳现实提出过这一点。看了你们的报告后，我发现，报告中没有预先确定诸如人口、GDP之类的发展指标，也没有从城市本位去考虑深圳的未来，并且提供了深圳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是不是也体现着近年来这种规划理念和方法的变化？
李：这确实是现在规划的一大变化，比如在我们国家正在做的“十一五”规划中也体现了这种理念。在“十一五”规划中，没有确定具体的经济指标，少有的一些指标也都是指导性的。再比如，规划更多地关注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过去单纯讲开发转为讲控制、讲保护。
规划方法与理念的这种变化源于形势的变化。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确定具体的项目，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都存在着变数。规划界有一句话——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深圳的现实发展每每超过我们的预期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像早年深圳确定的18个工业区中，华强北、上步现在都已经自行升级成第三产业集聚区，这就是资源在市场配置下发生的变化。
形势的变化需要我们转变思路、转变手段、转变观念。规划还能做什么？就是要控制住政府能管住的事儿，也就是要控制市场不能控制的东西。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场要追求效益最大化，但市政基础设施埋在地下没有效益，就需要政府去管；另外，学校、医院等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如果让开发商去做，也是不可能的；再有就是公共资源、环境保护等市场不能自发调节的方面。这也符合中央提出的政府职能转换的方向，未来的政府就应是服务型、调控型的政府，调控什么，就是要调控这些市场失灵的东西，除去以上几方面，还包括社会公正、社会和谐等。
记：关于这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研究成果，我想从根本上解决的就是研究深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因此，对于深圳现状的判断非常重要。近一两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深圳本地“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提法，都让人觉得深圳已经到了转型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判断的？
李：关于转型的时机问题，我们在策略研究中没有明确表达“到”还是“没到”。但是我们做出的判断就是，深圳的转型是必然的，但转型要有个过程，所以我们确定了三个阶段。至于转型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实际上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希望深圳的转型是激进式的转型，而希望是渐进式的，所以原来的低成本扩张发展模式要逐步转变，但现在还是要扩张，还要有相当的速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因为这个城市还年轻。不过，这并不妨碍深圳从现在便开始进行转型，如果再有新扩张出来的空间，便不能再搞低端的产业了。这就是深圳的渐进式转型与休克型、突变式转型的区别，就是你现在还要高速发展、高速扩张，但要开始强调效益。
一条路径
——通过与珠三角地区的合作，进而参与更高层次竞争
记：具体到深圳的未来，策略报告里边的一个精髓和主旨就是重视区域协作与整合，例如在谈到未来发展策略时，强调了与深港同城化的概念，希望两个城市未来共同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在区域空间结构方面，又提出了“南北贯通、西联东拓”的策略。那么，在与周边城市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处理上，你们是如何认识的？
李：这就涉及到深圳转型的其中一个路径问题，你是选择单边的竞争方式，还是多边的合作方式？在合作中选择什么样的战略伙伴最合适？我们想，还是要采用合作的战略。通过深圳与珠三角地区的合作，进而参与更高层次的竞争。欲参加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高层次竞争，深圳就要跟香港、广州、东莞、珠江西岸联手，特别是要和香港联手，所以提出了深港同城化的概念。
考虑深、港两个城市的关系问题，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层面认识。尽管香港的产业现在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对我国来说仍是一个战略要点，香港必须发挥繁荣稳定的范例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作为紧紧依托香港的城市，从国家的角度看必须发挥支撑香港产业发展，服务于香港产业发展的作用，力挺香港，这是国家赋予的职责，不是深圳自己所能决定的。当然，从长远来看，深圳还是得益的。这种国家视野对于廓清深圳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发挥作用，比如，在深圳是否设立直辖市的问题上，也要从对于香港的长久繁荣稳定是否有好处的角度来考虑。
在这个前提下，深圳与香港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可以做到互补的。香港具有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优势，深圳相对香港来说，空间回旋余地要大一点，环境比香港宽松一些，两个城市在产业发展方面可以进行联手。从过去二者“前店后厂”的关系，将来可以变成互补型的关系。
记：顺着你的话猜想，未来深港两个城市能否共同成为一个“店”，把珠三角甚至泛珠三角变成这个“店”后的“厂”呢？
李：这也是一种假设，有这种可能性。在我们策略报告中，我们设想深圳未来应该是站在更高层面与香港联手的一个世界级城市。所谓世界级城市，就是它对世界经济有统帅作用，有影响力。这样的城市一定会成为人才、资金、信息等产业要素集中的核心地区。从深圳来看，只有与香港联手才有可能性。我们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级大城市的大概有三个地方：一是北京，二是上海，再一个就是深港。
记：在倡导区域合作的这部策略报告里，我注意到你们对于一线、二线的阻隔，以及深圳与东莞、香港在行政区划上的分割并未加以考虑。这是否表明，在你们的设想中，未来完全可以通过区域整合的力量把阻碍整合的诸如此类的现实障碍化解掉？
李：这些线都是人为的，行政区划也是人为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想，在对深圳城市空间布局进行重构时，应该考虑这条线的因素，但也可以突破这个因素。有可能将来二三十年以后，行政区划也会进行调整，这个地区的发展格局也会进行重组，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从长远战略来看，不应拘泥于这些行政界限的限制，而应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一个计划
——“湾区”把西部滨海区作为一个重要中心来加以考虑
记：报告中对宝安西部滨海区的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不但提出未来将在这里通过发展现代物流业、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深港合作，甚至还希望其未来成为泛珠三角的一个经济中心，为什么你们对这里如此重视？
李：我们为什么如此重视西部滨海区，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在广东省所做的《珠三角城镇群规划》中曾提到，未来珠三角城镇群整合将有一个“湾区计划”，即在珠江东西两岸要形成一个新的发展区，“湾区计划”中就是把深圳西部滨海区作为一个重要中心来加以考虑的，由此，重视深圳西部滨海区已经有了上位规划的支撑。
这个地区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珠三角发展最早的地区，产业高度集聚；另外，这个地区是整个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最为集中，因此被我们视为珠三角的“脊梁”。目前，珠三角地区的几个城市也正是朝着这个珠三角的核心地区进行发展。比如广州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南拓，开发南沙岛；东莞也是往着这个地区发展。我们判断，这个地区应该是未来条件最好，最具发展潜质的地区。
还需要强调的就是，世界上一些国际性城市都是临水、滨海的城市，比如东京、纽约、香港、新加坡、伦敦、巴黎等都是做水的文章。因为靠水，所以有条件可以进行适度的填海，空间拓展有余地。
记：那么，未来这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能否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等相提并论呢？
李：天津滨海新区主要是发展大型制造业和物流港口，与深圳的西部滨海地区有所不同。从发展为高端生产服务的园区和制造业园区，为一些公司总部提供金融、信息服务等功能上看，它与上海浦东有相似之处。但未来能否与上海浦东一争高下，目前很难判断。只能视发展情况而定，而且要与香港联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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