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北京――规划远见与思想远见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北京这个城市？如何看待北京的城市规划？是继续追在城市发展的后面做规划，还是由城市自身的内在驱动力来决定一切呢？《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受到各界广泛关注之际，多位学者热议北京发展——

    宋宏焘 一和研发资深顾问
    慕蓉 （Barbara Muench)柏林工业大学副教授
    史建 《今日先锋》执行主编
    边兰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赵波平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王昀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艾未未 赫佐格&德穆隆事务所(H&D)中方顾问
    朱锫 朱锫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张路峰 北京市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建筑业导报》提供谈话内容支持 

    新总规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再强调围绕北京老城来进行发展。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在北京新的格局里面要不要因循传统城市的秩序。所以新规提出了“两轴两带”的新概念 
    “我对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模式并不太认同，因为潜台词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未卜先知的声音，一个自认为能够看到未来或者能够预演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角色，在牵引、规定、界定城市的未来，而不是让城市本身发展的内驱力去指向”

    宋宏焘：城市化需要远见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问题是个大主轴。有套电视剧《城市的远见》，里面介绍了欧洲、亚洲等十几个城市，包括柏林、日本的京都和神户、巴塞罗那、德国鲁尔区的改建以及巴黎、新加坡等等。香港、新加坡属于新兴城市，它们为亚洲的高密度居住提供了一种参考模式。
大陆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确实有些方面显得手忙脚乱。可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不少人从城市的发展当中得到生活的改善。
    城市规划产生的初期，是一群人集合到城市里面来，连基本生活条件都安顿不好，开始要找出某个次序，让那些基本的服务都可以合理地到达。这种城市规划的雏形在城市问题复杂到超过小城镇、小村落的尺度的时候，将显现价值。

    慕蓉：总体规划应缓行

    北京的规划跟欧洲城市比较而言，一个很大区别是规划概念的本身。比如说在柏林，这样大的城市规划，保护规划是上世纪60年代做的。那个时候也很重视私人汽车，做了一个车行系统。后来失败了，因为那么大的城市，做整个城市的规划很难，问题特别复杂，一层一层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因素。而且不光是技术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社会的因素、文化难点。
    我后来觉得做整个城市的规划很容易失败，如果一个区一个区做规划，规划范围就会越来越小，能考虑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当然这在北京很难，因为北京发展得特别快。你做一个很细部的东西，必须要事先考虑很多问题。目前北京的规划就是想所有的问题一次性解决，但那不可能，这样的规划可能用处也不大。

    史建：北京不“大”也不“小”

    从北京规划展来看北京规划，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不够“大”。现在的北京规划实际上是让地方政府去做一个首都城市(甚至区域)的规划与实施这样一件大事。规划展都是概念性的，谈到实施，具体细节的东西都不明确。
    我说北京的规划不够大气，是以巴黎的经验还有柏林再造经验为参照的。柏林再造从1989年以后开始，实际上跟北京的时间也差不多，比北京甚至还要晚，为什么相对来讲比较成功?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国家城市的概念起步的。一个首都城市的再造，从根本上说未必是地方政府能够解决的问题。
    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够“小”。就是说北京现在的区政府被赋予了过大权力，甚至区里都有CBD。现在有一个比秀水街更大的计划在实施，前门外改造马上要开始，现在大家可以关注的就是前门外大栅栏的改造，这是一个区政府的工程。我从《城市的远见》中看到巴塞罗那的经验，巴塞罗那政府实际上很简单，就是市政府要做的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或政绩工程，它所做的就是激活城市的几个点，把几个场做起来，这个场不是拿前门这种“热场”做实验，比如可以在方庄做，在望京做。旧城现在做不好先留着，在北京新的点做，比如天通苑这个新区，通过综合改造，把人气聚集起来，做成最有城市活力的地方。北京新规划当中也谈到“城市活力”这个词，甚至把2008年奥运会都作为城市活力之一，却没有把文化问题作为城市活力去展现，所以说本质问题没有抓住。
如果“小”的问题没法管，“大”的问题又管不了，那么北京的规划就难办了。

    边兰春：区域规划指导城市规划

    关于北京这个城市，实际上不仅仅是规划的问题，还涉及到其他方方面面。
从战略规划角度来说，首先它是对原来从上世纪50年代确定的北京城市发展的这种空间格局一次比较彻底的反思和反省。
    总规中关于“两轴两带多中心”新的空间发展战略格局提出来后，引起了非常大的质疑，不少人认为这样一个规划的新格局太过于形式化。说“两轴两带”，西面和东面为什么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强调中间这十字轴线?我觉得产生这样一种质疑是比较自然的，因为这样一个格局的形成，有它的背景。清华曾在吴良镛先生的指导和带领下，做了很长时间关于大北京或者京、津、冀地区的规划。这个规划有一个出发点，就是现代城市规划很重要的一点——区域规划工作是前提。
    新总规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再强调围绕北京老城来进行发展。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在北京新的格局里面要不要因循传统城市的秩序。所以新规提出了“两轴两带”的概念，包括4个城市国家公园的概念，都是此种思想的体现。
    此次总规中谈到城市保护，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我们反思过去，但是能不能在将来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赵波平：关注交通规划

    此次新一轮总体规划对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义为以下4个方面：第一是国家首都，第二是世界城市，第三是文化名城，第四是宜居城市。国家首都问题不大，比较容易实现这个目标。世界城市我觉得北京也能够做到。文化名城目前来看也还可以算，它有很多名胜古迹，但这个古都特色在发展中怎么能够保留，而不会随着城市更新逐渐地消失，就要看城市的远见了。至于宜人宜居城市的目标，就更需要动动脑筋了。
    目标是好的，问题是怎么实现。其次，这次总规是放在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来展开，这个规划的一些提法或者想法都比较前卫，也顺应这个时代。加上北京在这之前做了很多规划，通过这次总规把这些规划进行了整合或者说经过反思后提高完善，应该讲现在的规划是有一定基础和可操作性的。此次新规主要修编了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新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交通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一次交通规划研究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谈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问题，把北京放在一个京、津、冀大区域来看这个问题。还有交通的机动化的部分，把北京放在小汽车机动化这个背景下。另外是交通一体化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服务一体化，这是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在总规修编的4个重点内容中，交通一体化就是一个难点，单说里面一个枢纽设施的建设就不好办。可以说目前北京建成的枢纽换乘不是特别方便，枢纽地区的交通也是比较混乱的，而枢纽作为城市的一个景观设计，现在也有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古城保护，除了保护单体建筑或者历史名城古迹，可能在城市肌理或者城市的格局方面都有值得考虑的地方，比如道路的格局，建筑的风格，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

    王昀：保留城市肌理

    在做规划设计时，在我们的脑子里不用去考虑土地归属的状况，因为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这是我们国家制度一个大的前提条件。在其他一些国家，城市肌理仍然保留，就是因为当时的每一个地块都有明确的私人产权归属。在现有条件下改造北京，操作上会遇到很大困难。比如原来在中国美术馆附近，上世纪80年代小胡同还很密集，后来开了一条南北向的很宽的马路，从王府井的西侧一直到美术馆。这种事情在很多国家很难完成，试想那么多人要拆迁，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易做到。所以伴随着拆迁改造，北京的肌理也在逐渐消失，这与我们规划时不用考虑土地所有制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东京为例，其城市建设的法规规定得很细，如建筑的高度在第一种住宅用地是10米的限高，而且屋檐下面那个高度不能超过7米；又如一条沿街马路的两侧可以盖商业大楼，叫商业用地，而且商业用地大多是在马路两侧，并且在限高后几乎不会再对建筑样式作限制。所以东京虽然是很现代的城市，但城市里面的原有肌理还在，如同老人原来的血管还在，血管的粗细没有巨大的改变，器官的大小没变，只是局部的修整、更换。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半壁割开全掏走换新的，这一边的器官还是肉的，另一边已经改成塑料的了，如果另一半再加以更换，北京这位老人很快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不过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北京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北京。 

    周榕：活力不是规划出来的

    北京当代城市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让人落泪的对这个城市的一个负面过程。这种负面最新一个例子，就是拆秀水街。这样一个自然形成的街道，而且已经成为北京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它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很重要的一部分，竟然主要因为火灾隐患等理由，就这么拆掉，而且就在几天之内，就把这么一个有20年历史的街道拆掉。
    北京这个城市，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它真正有活力的地方，没有多少是可以规划出来的。
    我对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模式并不太认同，因为潜台词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未卜先知的声音，一个自认为能够看到未来或者能够预演我们未来的这样一个角色，能够告诉我们城市未来是什么样的，在牵引、规定、界定城市的未来，而不是让城市本身发展的内驱力去指向。

    艾未未：城市魅力在其不可知性

    规划是什么?什么叫规划?规划不只是说这个地方应该这样做，实际上应该规定什么事是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现在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留给后人做的，不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而是一个立体的东西。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是未知的，它是有弹性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有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有所谓种种类型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都非常容易量化。因为中国人好像在处理大的系统问题的时候有天生一个弊病，就是我们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我们谈得过多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但我的结论就是未必有人真正愿意把它做好。
    东方城市就应该体现东方人性化的生存方式。纽约我很熟悉，我在那儿生活了12年。纽约所有的快感和人们认为它的魅力所在全都来自于误会和偶然。比如说格林威治，当时一上来大家是乱发展，后来上面都是非常整齐的格子了。但是人们为什么喜欢?因为每一条路不知道到哪儿了，在那儿犹豫的时候会觉得咖啡馆有意思，小卖部有意思，街道也窄等。就像中国城、小意大利，这不是能够设计出来的。包括所谓的SOHO，工厂搬出去了，谁能够想到艺术家在那儿呆呢。只有上世纪70年代萧条时期工厂搬出去以后，这个厂房没人要，便宜到用50块钱可以租的时候吸引了一些叫艺术家的人跑到那里。这是没有人能够预测，更没有人预测由于艺术家带动了时尚和有钱人愿意住的一种生活方式，影响了一个时代。一个破厂区的衰落影响到我们对什么是时尚的看法，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事实就这么简单。
    人的欲望本来是有他的一套逻辑的，城市欲望也是有一套逻辑的，但这个逻辑是不可知的，这太怪了。华尔街为了它最大的利益化能够在那里实现它最快的交流速度，大家再挤都不怕，要住进去。要用最快的速度交流，然后什么都来不及只能靠自行车送信，这是最快的，所以兴起一个骑自行车送信的行业，这是很大的一个行业。当有了电脑以后这一切又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发展跟人体器官一样，哪是心脏，哪是肺，不是个人能规定的，哪里会坏掉，这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规定的。

    朱锫：城市性的湮灭

    在当今后工业社会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未来是无法预知的。谈到规划，既然对未来无法预设，那就解决现代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今天中国城市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高度城市化的发展中文化和城市性的衰缺，这个矛盾集中体现在我们的城市化里面。城市化跟城市性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今天，大多数城市都只有一个完美的高度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如此城市的城市性被扼杀到近乎极限的地步。
    不管从柯布西耶所畅想的未来的城市也好，还是贯彻他的思想的巴西利亚，还是后来在印度的昌迪加尔，这些几十年以前的实例都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的物质性是有预设的，但对城市发展却无可奈何。
    从今天中国的上海或者北京来看，上海浦东在策略上是否有大的失误?我做过这样的调研，在周末很早跑到浦东去，发现所有浦东的人都在往地铁里挤或者开车朝浦西方向去。我觉得浦东确实塑造了一个当代的非常城市化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人照样要回到浦西。回到北京，我从来不认为北京就像一个放大的故宫博物院。北京应该是一个演变中的城市，虽然北京的躯体确实很老，同样可以焕发它的生命力。
    我们说城市无法预知，实际城市自身生命力往往超乎寻常地强。

    张路峰：北京到底有没有未来?

    北京到底有没有未来?北京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遗憾，尤其是交通的问题，这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却也是最让人头痛的问题。但北京仍然算得上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城市，所以我对她的未来并不太悲观。
    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规划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我们对城市规划的认识和我们对城市的认识都是在发展的，没有一个观点是绝对错误或者绝对正确的。城市是个复杂的系统，影响城市的各种作用因素很多，不可能有一种绝对高瞻远瞩的万全之策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脑子里面应该有“长时段”的概念，所有问题最终都会解决，但是要由时间来解决，而不是我们。我也不认为城市规划是无用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和自下而上的从局部入手解决问题的决策方式都是必要的。在规划中，政府的权力干预也是一种作用力，它和其他作用力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使各种力相互制约，限制某种力无限膨胀。城市中有了这种张力才更有意思，也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