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城市?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温期，然而，“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尺度和多样性格局？这个问题很缺乏冷思索。《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正好为此提供一个审视城市的思维角度。

　　目前的城市理论中有很多论证，越来越多的城市学家认为城市的规模不宜超过５０万人，不然交通、污染、生活服务等方面会出现“城市病”，甚至有人坚决主张将现代城市重新改造，达到“城市化的乡村”的新境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雅各布斯则是“大城市”的维护者，其鲜明的立场使她不得不在该书中正面回答一系列问题：现代大城市的存在为什么是合理的？大城市的价值何在？大城市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现代城市的发展又在哪些方面背离了大城市的合理属性？

　　雅各布斯开篇就大力抨击“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三个主要类型：第一种是英国人霍华德提出的制止大城市、在城市周边另建一批“花园城市”的宏大计划。雅各布斯尖锐地指责这种规划“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家长式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第二种“正统理论”是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倡的“垂直城市”，这种被浪漫渲染的城市由摩天大楼、高架桥、绿色公园构成。雅各布斯讽刺此等设计“既愚蠢又狭隘”，因为它除了“制度化、程式化和非个性化”以外，毫无价值。第三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丹尼尔·伯纳姆，他在１９世纪末领头掀起一场“城市美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在大城市建设一大批“标志性建筑”，如市政中心、文化中心、大型纪念碑、城市广场等等。雅各布斯认为这些建筑大部分把城市的“文化或公共功能建筑分离出来，消除其与日常城市的联系”，鹤立鸡群却大而无用。

　　在多元化的时代里，否定一种现实或理论并不难，只要勇于说“不”就行。但要在否定之后提出建设性的新思想，却相当不易。这也是思想家、理论家的最大困境。雅各布斯并不擅长高屋建瓴的宏大理论思辨，但她的相对优势也在这里：在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切都是从城市生活的直感出发的，分析的起点是最微观的城市元素———人行道，逐步扩大到街区公园、城市街区、街段、老建筑、人口密度、贫民区、汽车、城市视觉、地区规划等等问题。阅读中常常感受到她那生活化的思想风格，锋芒深隐在城市病症的搜寻力中。例如，她在第一部分“城市的特性”中，花了大半篇幅分析大城市人行道的用途。人行道在一般观念中不过是人群过往之地，但雅各布斯却赋予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的关键地位。既然是“主要公共区域”，各色人等的“共存”问题自然而生。例如，城市街道往往流动着很多陌生人。她提出街道必须“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造成应付陌生人的充分准备。达到这一点，城市有能力将陌生人变为重要的资源，带来活跃的气氛。这需要在街道周围始终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人行道上始终有行人。为此，应当合理地配置街道上的商店、酒吧、饭店、各类活动中心等等，形成一个由大众视线构成的安全防范体系，有效消解陌生人带来的危险，同时充分容纳陌生人带来的活力。雅各布斯的论述建立在精心选择的城市发展案例之上，逻辑具体而明晰。毫不含糊的否定性与富于创意的建构性形成这本书的思想张力，她实际上在两面作战：一方面向大城市的反对者坚定呈现大城市的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大城市的复杂带来的风险，并给出积极的解决方案。

　　雅各布斯的这本书看下来思绪流畅，当然也不免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浪漫。总体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是按照理性模式建立起来的，各种利益、各种欲望在城市中交错角力，形成了城市的现实形态。雅各布斯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些历史过程，似乎有些书生意气。然而静心想想，多读几本这类书还是很有意义的。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温期，然而，“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人文尺度和多样性格局？这个问题很缺乏冷思索。雅各布斯的这本书，正好为此提供一个审视城市的思维角度。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简·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５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