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宜居宣言

　　要让北京“宜居”，未来15年，将有数百万人必须在中心城区之外另觅居处。但他们是否会跟着政府的指挥棒迁移呢？　　

　　“宜居城市”的概念，在本次北京市总规划修编中，差一点被排除在外。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周一星教授，领衔 “北京城市职能、发展目标及总体发展策略研究”专题，他最初反对将“宜居”写入规划。这并不是说他反对北京成为宜居的城市，而是认为“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宜居”，因此“宜居”应是城市的必有之义。

　　从另一方面讲，这一概念跃然纸上，显示规划者们认为，至少在目前，北京尚不“宜居”，或尚不够“宜居”。

　　谁不喜欢北京？

　　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博士看来，“宜居城市”并没有特别的统一标准，但“如果做调查，看看北京和其他城市比较哪个更宜居，北京得分不会特别高”。

　　不过，已有的一些调查并不太支持赵中枢的判断。

　　2005年2月，《商务周刊》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做了一个“中国宜居城市排行榜”，北京在调查中名列第三。这次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济南、大连、厦门10个城市的3212位居民进行了入户访问。

　　较早前的另一项排名，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周志田等于2004年发表的“适宜人居”50个中国城市排序中，北京也名列第三，前两位是深圳和广州。这项评价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潜力、社会安全保障水平、生态环境水平、生活质量水平、生活便捷程度六项指标测算排定的。不过，在零点的调查中，认为北京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的被调查对象中有24.5%人则是由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在各方面都具有优势”。而成都、大连、珠海、青岛、厦门，则更多得到了“休闲、舒适”或是“城市环境好、干净、空气好”的赞誉。北京在绿色生态环境评比中仅列第七，其中绿化程度和城市噪音两项指标都叨陪末座。
　　放眼全世界就更加不同了，全球著名的美世人力资源公司每年都会发布一项全球 《全球生活质量》排名，2005年度对全球200多个城市的调查中，上海甚至进不了前一百名，北京则居132位。

　　香港的一项调查也表明，在亚洲各大城市中，新加坡是最适合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而北京则在这项评选中位列第十名。

　　由此可见，北京仍然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城市之一，但在外国人眼里，这或许是个充满最多机会的城市，但未必是最喜欢居住的城市。

　　北京何处不宜居

　　北京到底何处不让人满意呢？

　　“首都之窗”网站刚刚进行了一项关于“宜居北京”的有奖调查，两个月内有9080人次参与了调查。北京居民对“交通”、“外来人口管理”等问题提出的意见最多。

　　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也觉得，北京有着诸多的不“宜居”因素：人口密集，交通堵塞，房价高涨，生活费用高昂，气候不好(如沙尘暴等)等等。

　　大多数的指责，都与人口密集有关，过多的人口、建筑、车辆，都拥挤在城市的中央地带。

　　而这一局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早就指出，根本原因在于“单中心＋环线”的城市发展模式。

　　目前北京的这种单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以莫斯科规划为蓝本帮助确定的。
　　北京市区的“中央大团”集中了行政、商务、商业、文教等一系列重要城市就业功能，“边缘集团”则以居住为主要功能；而更远的郊区，又规划有一大批卫星城镇，它们现已开始为市中心区负担居住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将北京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口号中，北京市区建成区扩大了4.9倍，市区人口增加了近4倍。这些人口，多数集中在主城区。

　　“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对北京城市人口容量的历年规划作出回顾后的结论。

　　“步步为营”，是说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每次城市规划都对人口容量设定了较为具体的目标方案；而“节节败退”说明了这些人口目标都相对偏于保守。

　　上一版北京城市规划是199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其中预测2010年北京市的总人口将达到1500万，而实际上到2004年底，北京市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492.7万人，提前六年实现目标。

　　除人口之外，城镇建设用地提前8年超过原来预测的2010年的924平方公里，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也是提前7年达到200万辆。

　　段成荣说，“一个总是相对保守的规划，是很被动的。导致规划落后于现实的需求，很多东西都是建了又拆，拆了又建。”

　　由此的结果是，与世界上12个同等规模的大都会比较，北京用地是最密集的，人均用地是最少的，城市化地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14694人，远远高于纽约的8811人、伦敦的4554人、巴黎的8071人。

　　人口集中的原因，被归结于规划和建设中对建筑和功能的过度集中。胡同、四合院，正在被大型建筑物取代，中心区的“聚焦”作用越来越强，其承受的人口、就业、交通等方面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清华大学承担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题》指出，“旧城功能不断增加，建筑高度失控，建筑总量不断扩大，建筑体量庞大，进一步增加了对旧城空间环境、交通环境的压力，基础设施的整体承载力难堪重负，交通环境日趋恶化。”

　　这样的结论，每个在北京生活的人都感同身受。

　　“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指出， 三环以内集中了全市区60%多的交通出行量，其中二环以内占了47%，换句话说，二环以内市区6%的土地集中了市区将近一半的出行量。

　　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2001年统计，现在北京城区400多个主干道路口，严重拥堵的有99个。由于道路拥堵，行驶在三环路的300路公共汽车，正常行驶一圈应是110～120分钟，而现在经常要花160分钟。

　　与交通拥堵相伴而生的是中心区环境质量的恶化。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学术顾问李康对媒体说，大气污染是北京市目前首要的污染问题。七五期间，北京市三环路以内的汽车尾气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为30%多，现在翻了一倍。作为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北京的中心区一直高强度开发，高层建筑不断增多，阻碍大气流通，导致局部大气恶化，污染物浓度增高，危害健康。

　　而在“中国宜居城市排行榜”调查中，“交通的方便性”、“城市是否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正是被访者最为看重的三项“宜居”指标。

　　一位专家指出，我国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城市化、现代化、汽车化使市内交通供需矛盾越来越尖锐，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很可能演化为城市的另一类危机。

　　400万人另觅居处

　　北京，将会有多少人口？她又能容纳多少城市人口？

　　按1990～2003年北京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2.2%计算，北京2020年总人口将达到2100万人。

　　而新版规划通过北京市经济发展、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政策等因素的研究，包括绿色空间、适宜人口密度和水资源在内的资源承载能力的研究，以及就业岗位需求和生育要素的研究预测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

　　不过，它也同时说，考虑到流动人口以及其它不确定性，规划的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指标暂按2000万人预留。

　　近20年来,疏解中心区的人口压力，一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主导方向。1993年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人口过于集中在市区的状况，大力向新区和卫星城疏散人口。

　　但是,从1980 年到199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到175万,只减少了5万。

　　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种不如人意的反差，是由于城市的就业功能一直集中在中心区，人口疏散很难取得成效。相反，由于规划是以改造与发展中心区为导向，大量房地产项目涌入旧城，使市中心区的建筑密度越来越大，人口密度也越来越高。不过，疏散速度近年有所加快，根据2000年和199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旧城区人口逐渐在减少，其中常住人口由170万下降到139万。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题》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控制，旧城各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均呈现负增长的状况；第二方面是家庭结构的变化，旧城很多几代同堂户随着子女成人独立外迁而人数变小，导致旧城部分人口的外移；第三个原因是人口的机械变动如市政建设、危旧房改造，带来旧城人口的疏解。

　　虽然旧城人口密集的状况略微有所缓解，但就整体而言形势远不容乐观。

　　清华大学的研究同时指出，旧城区许多开发项目都追求高密度，导致大量高收入居民的涌入，使北京城市危旧房改造带来的人口疏解一定程度上被抵消。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吴唯佳对本刊指出，要容纳这么多人口，与其不断将旧城(这里指北京二环之内)摊大，在旧城“水里加面，面里掺水”般修建，不如像伦敦、巴黎等城一样，向外转移，发展新城。

　　“发展新城”、“建立多个城市职能中心”、“严格控制中心城地区城市建设规模”，都被写了新版规划，而这就意味着大量城市居民将在未来15年内迁移。

　　按照规划安排，将有包括50万旧城人口在内的110万中心城地区人口迁出四环以外，这些人口和北京市未来增加的300多万人口，将另寻他处安居。他们将被新增350万人口容量的新城和新增140万人口容量的边缘集团所吸纳。

　　由此看来，北京“宜居”的关键，或许在于“移居”——即取决于人口的重新合理布局。但是，在大规模拆迁已被叫停之后，数百万人，是否就能随着政府规划的指挥棒走呢？

　　北京城的前三次总体规划

　　蜘蛛城

　　1950年到1954年，经过中外专家多方案研究和综合，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一稿，即《改建和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1957年又在1954年规划的基础上，对总体研究方案进一步完善。

　　主要特点：以旧城为中心向四郊发展，中心城市是600平方公里、可以容纳600万人的一张“大饼”，郊区建设若干卫星城镇。当时，在交通路线和空间分布上，已经基本规划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道路则是环线和放射线结合，这种“蜘蛛网”似的格局在1954年的修正稿中就得以确定，之后民间对北京遂有“蜘蛛城”的说法。

　　卫星城

　　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时期，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要求弱化大城市的作用，城乡结合，缩小城乡间的发展。

　　主要特点：压缩中心城市的规模，从600万人减少到了350万人，把中心城市这张“大饼”的模式改变为“分散集团式”，中心城市变成了几十个不同规模的集团。同时在扩大市域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卫星城市的数量。

　　新城

　　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总体规划。

　　主要特点：提出了两个战略转移的方针，强调市区不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步从外延扩展向内涵发展转移；城市建设的重点从市区转移到广大郊区，大大强化了在市区外围建设卫星城的部署，扩大了卫星城的规模，并赋予卫星城相对独立新城的概念，疏散中心城市过密的人口和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