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座大山”阻碍城市群建设 怨言直指北京上海

　　[I]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一直以来为人诟病，很多人认为，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不重合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之后，各地纷纷开始提出城市群概念。但是对比国外城市群的发展，有一个问题需要决策者解答：城市群真的越多越好吗？[/I] 　　[B]长三角怨言直指大上海，京津合作不利责任在北京？[/B] 　　[B]长三角怨言直指大上海[/B] 　　[B]心向上海[/B] 　　国际先驱导报上海特约记者凌飞语报道 2004年上半年，记者到宁波采访一个敏感报道，一听说记者本人是从上海来的，当地的负责同志立即予以了热情的接待，而同去的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则被拒之门外。 　　记者的上海同行都有这个感觉，在上海周边的苏南浙北采访，上海记者的身份颇为实用，而这一点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的龙头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原湖州市市长黄坤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长三角”各城市的任务不仅是与上海接轨，更在于以上海为龙头，构建现代的经济带和都市群，把长江三角洲建成新型工业密集、现代服务业发达、高素质人才汇聚、具有竞争力的地区。 　　同质竞争 　　上海的领袖作用在长三角地区是得到公认的，但与此同时，它时不时表现出来的“霸气”却让周边的一些“小兄弟”颇为不平。 　　同样是在宁波，上海花巨资打造自己的深水港就让宁波市的领导颇为不快。由国家投资的宁波北仑港可接纳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装箱船，据宁波市的官员透露，这个港口本身就是为了上海而建的，因为“宁波本身没有那么多货物可供运输”。但是，上海市兴建世界级港口的梦想还是促使他们上马了洋山港工程，据说，这个港口计划为1300万标箱，规模超过香港。 　　而浙江省方面对此问题的回应是兴建跨海大桥，来争夺上海乃至苏南地区的货源，由于和上海方面没有谈妥，最后这个跨海大桥的另一端被迫选在了嘉兴。但即使这样，洋山港的前景仍然因此变得模糊。 　　事实上，洋山港项目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专家分析说：“洋山深水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一年中经历大风大雨气候的时间通常长达1个月左右，实际作业天数只有270天，而且不可作业天数都集中在外贸出口旺季。众所周知，8月至9月为台风多发季节，同时也是冬季服装及辅料出口旺季。”另外，还有人担心，正在建设中的芦洋大桥(从上海到洋山)也可能因天气和货物运输量过大倒塌。“风险很大！” 　　对此，原宁波市市长，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仍然印象深刻，他告诉记者：“北仑港原本就是为上海准备的，但现在上海却又要自己再建一个大港，这就脱不了重复建设的嫌疑了。这是地区相互不合作最大的一个例证。”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过度的竞争造就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在其背后的则是区域协调机制的缺失。 　　虽然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老大，但是上海的产品在进入浙江和江苏时，仍然要遭遇地方保护主义。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长钱仲裘抱怨说，上海的企业反映，在浙江、江苏一些城市遭遇到许多以检测为名行地方保护之实的事情，尤其是有的地方不仅不打击那些假冒上海名牌产品的行为，反而保护甚至纵容发展这种假冒经济，有一次上海市有关方面通过该省政府部门下到某县打击假冒行为，该县的负责人避而不见，躲到了一边。 　　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反映，在江苏免检的产品到了外省市还要再检，甚至在同一个省内，这个城市的免检商品进入其他城市还要再从上到下“跑一趟”。这实在让许多企业吃不消，“时间成本、入市成本太大了”。 　　据了解，原来上海市2002年申博成功后，为建设世博会场馆和配套设施，上海市需要动迁接近4000多户企业，这个消息起初令周边城市大为激动，以为起码能由此在世博会项目之前便分得一杯羹，不料上海市却找各个区县内部消化了事，弄得周边地区的希望完全落空，纷纷抱怨，有专家对记者说，大上海不是要发展高科技吗，干什么还抱着那些传统产业不放手？ 　　京津合作不利责任在北京？ 　　环渤海和珠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相比，因为核心城市的缺乏，而显得问题更为严峻。这两个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一直争风吃醋，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关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构想早在1986年就已经提出，18年过去，这个地区的区域经济仍然停滞不前，以至于从去年开始，呼吁重启这一经济圈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有专家称，京津两大城市对于环渤海城市群是一个“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1987年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天津的口号是打造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和中国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然而，十年来和北京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天津专家告诉记者：“北京的首都优势压得天津喘不过气，只要天津要上一个项目，北京肯定要跟进。北京看着天津的泰达开发区搞得不错，就想把这一开发区弄过去。北京说自己没有出海口，就曾提出要把天津港划归北京管辖。” 　　中科院区域发展与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樊杰也认为，责任主要在北京。他说，京津合作失效的症结主要在北京。京津的发展长期各自为政，缺乏联合，包括产业项目之争、基础设施之争、港口之争等在内的无序竞争，如同天津争水，密云水库不再给天津供水，北京建立京唐港等等，改变了华北地区的经济基本格局，致使早期京津唐规划倡导的理念没有被贯彻实施，给北京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北京应继续强化政治、文化、金融、信息、高科技产业基地等功能，其他工业项目的建设，应当更多地采取同天津、唐山的分工合作的方式。天津在现代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加工、唐山在基础原材料工业等领域，形成若干支柱产业。 　　在京津竞争的背后，这一地区的另一个行政单位河北也是牢骚满腹。有专家总结说，河北主要做的就是为别人做嫁衣，而自身的发展则被耽误。譬如水资源稀缺是整个华北地区的通病，河北却要勒紧裤带，为北京和天津义务供水，引滦入津和“引拒(马河)济京工程”给河北带来的不仅仅是用水难，还有要保护植被确保水资源不能被污染，生产成本叠加，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珠三角地区，除了深圳、广州和香港三个城市一直在为争夺老大的地位而努力外，其他一些城市由于产业结构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也各家都有一个小算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佛山市。 　　佛山原来的定位是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但是佛山属下的几个县级市和其代管的几个县级市仍然呈“离心”发展，其行政区内的顺德更是一直拥有自己单独的电话区号、自己的车牌号码、自己的一套规划远景，早就有摆脱佛山的代管而成为与佛山平起平坐的地级市的倾向。（记者宋勿） 　　[B]建城市群？先改政绩考核办法！[/B] 　　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教授提出“大都市圈”理论：由一两个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一定行政区域的核心，辐射并带动周边范围内的一批中小城市，连接成为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区域城市群或城市带。 　　从这以后，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城市群发展被国际上的专家看成是对这一理论的有力证明。但是中国的城市圈在经过20年的发展后，仍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高度。 　　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五大湖)区和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为67％；而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的经济整体贡献率超过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0％，长江三角洲的GDP约占全国的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仅达35％。 　　[B]行政区划是最大障碍？[/B] 　　很多人都将这一归结为行政区划的问题，认为调整行政区划可以使中国城市群之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和过度竞争得到消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对此分析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的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是相互矛盾的，有非常尖锐的问题，行政区划定下的官员在执行经济区划的功能，完全割裂。” 　　他告诉记者，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有15个行政级别，一个人在仕途上要有成就，那只能在每个级别上待两年左右，这就导致其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成绩，多搞形象工程，搞短平快项目，很难稳定心思从长远角度进行地区规划——长期项目的短期效应不好，政治成绩就没有了，这导致在客观上没有鼓励地方官员进行长远规划的动力。譬如现在把城市搞得比较漂亮，公路也修了，但有时候这种项目的延伸实用性不大。 　　[B]考核体系应该改变[/B] 　　针对这种情况，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的沈玉芳教授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理由一味指责地方政府。因为政府把本地就业、税收放在重要位置来考虑，有其一定合理性。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突破现有体制障碍的办法。 　　他建议，可以从统计、税收、金融等方面着手，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进而建成中央有效调控下开放式的区域性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使城市群一体化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经有建议在探讨长三角发展之时指出，要改变目前的行政区划，将长三角诸城市都圈进来，上海说了算。但这种提法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诸侯经济看起来是由行政区划问题而生，实质与中央对地方政府设立的考核体系相关联，地方官要政绩，就得拿出GDP，拿出引资额、就业率等。 　　[B]观念是另一大命门 [/B] 　　龙永图近年来一直在关注城市群的发展。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行政区划是长期形成的，想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话，应该大大削弱行政区划的一些东西，比如行政区划的观念、行政区划下的考核体系等。 　　但龙永图也指出，如果不解决观念问题，仅仅从行政规划的角度去考虑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今天可以把苏州划过去，明天可以把无锡划过去。如果不转变观念，没有一个全球生产的观念，单想靠扩大地域来发展一体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而民间的融合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人地域观念在很多情况上表现得很明显。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专家对记者说，比如河北和北京、天津合作，从一开始，可能就只是打下手的。配合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河北人在和京津两地人合作之时，遭遇歧视，那么区域内各行政区的信任感就很难建立，而这种民间的情绪性指标并非无关紧要，“很多时候政策都有了，但细节却足以毁掉一切。” （记者凌飞语 记者宋勿） 　　[B]美日城市圈发展镜鉴[/B] 　　打开美国地图，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里也是世界六大城市群之首的地区。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共40个10万人以上的城市。该城市带长965公里，宽48到160公里，面积13.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1.5％。该区人口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 其实在世界六大城市圈中，西方发达国家占了5个，包括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英国伦敦城市带。这些城市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政治博弈和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 　　[B]城市圈发展利弊方兴[/B] 　　在纽约市中心上班的人，往往都在周边地区居住。小职员如此，大人物也不例外。一次记者晚上采访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何立强，采访到一半，他抱歉地告诉记者，长话短说，因为要赶最后一班城市轻轨回家。 　　一位美国学者曾表示，衡量一个地区在同国内外竞争能力上的经济标准、环境标准和公平标准，应当包括植被、中心、机动性、劳动力及管理5大方面。在从19世纪中期工业化高速发展的社会开始，机动性，劳动力、中心化的概念，就被逐渐重视。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成为了美国与世界的进出口中心，资金在这里高度积累并且迅速升值。但是美东城市圈的做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美国的困惑。 　　从上个世纪上半叶开始，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高度集中，少数人掌握了多数利益，并且形成了政治中心集中在美东地区，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大量聚集政治精英的现象。美国学术界认为，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与美国城市圈发展密不可分。这种集中，导致了美国发展的失衡，中南部地区的人群无法掌握政治和经济的话语权，尽管那里是美国重要的油料加工、农产品生产等基地。即使在美东城市圈中，也出现了交通堵塞，超级城市做大，企业竞相扩建，污染、公害、供水困难等问题。 　　如何拯救城市圈，这不但是政治规划问题，同时更是一个绿色发展观的挑战。 　　[B]如何拯救现代城市圈[/B] 　　城市圈的历史，也是现代化过程中管理观念变迁的过程。以纽约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圈也经历了三次重大调整。1921年第一次调整主要是向郊区扩散，办公区大量外迁，此次调整带来了城市规划铺张、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的问题；1968年的第二次规划，主要是建设区域规划的总原则，包括建立多个城市中心，协调新城市与保持区域总体自然状态的关系，但是此次规划最后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城市“空洞化”现象再现等多种问题此起彼伏。 　　现代城市带和城市圈的拯救，实际上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科学发展的治管能力的体现。1996年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的规划，重新确立了“拯救处于危险之中的纽约都市圈”的全新理念。按照在中国南通召开世界城市带高峰论坛的提法，一是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地区竞争力的视野，二是阐明了纽约与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共同繁荣的重要性，三是提出了“再连接，再中心化”的总体思路。 　　与美国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日本，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圈，也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拯救与政策调整的过程。据世界城市带高峰论坛介绍，在1998年3月，日本第五个首都圈建设规划方案出台，这个方案的重点是尊重各区域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的选择，提出了“参与与合作”的战略。其中东京都市圈集中了全国工业企业和就业人员的三分之二；占据了国内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三，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大阪城市圈则有“商业的大阪、文化的京都、港口的神户”之说。中京城市圈以名古屋为中心，四季景致优美，服务设施良好，吸引着各国的观光游客。 　　从总体上说，在美日发展城市圈的今天，他们无不选择了慎重扩大城市规模，而推行功能化分区的办法，强调各个城市间的协调与共同繁荣。这无疑是今天中国城市圈必经之路中的有效镜鉴。（记者杨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