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打造城市竞争力

　人物简介 　　仇保兴，1953年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汉族，经济学博士，高级规划师。自1984年起，仇保兴先后担任浙江省乐清县、金华市和杭州市党政主要领导，现任国家建设部副部长。 　　仇保兴著有《地区形象理论及应用》、《追求繁荣与舒适———转型期间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若干策略》等著作，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和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市间的竞争。”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建筑节能、市长培训等工作的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大规模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在经历着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为提升城市竞争优势，城市政府应在全球范围内考虑资源配置，努力打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培育核心竞争力不能靠单打独斗 　　记者：近期以来，“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被广泛提及，您认为什么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城市为什么必须具备核心竞争力？ 　　仇保兴：我国东北地区有一个市，原先的定位是煤矿城市。后来煤矿资源枯竭了，在这个80万人口的城市里，30万工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现不得不改行搞农业。事实告诉我们，城市只有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才能生存，特别是中小城市，必须要有核心竞争力才行。 　　所谓核心竞争力，必须体现长期的市场需求。具体来说，确定核心竞争力要涉及：未来有需求的；不可替代的；不会枯竭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可持续的。 　　记者：城市应如何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是单打独斗还是与周边城市联合？ 　　仇保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技术乃至人力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突破了疆域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吸引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用于自己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之间竞争的焦点。因而，每座城市的市长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考虑资源的配置，必须考虑城市主导产业处在哪条生产链的哪个环节，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城市要有核心竞争力，要求城市不但要具有一两项适应外部竞争的核心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要与周边城市形成综合竞争力。日本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日本政府在反思前几轮“国土整治计划”的得失之后提出，各城市应在加强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强化地域职能分工与合作。像“大阪圈”的3个城市，就充分运用自身的区位、资源及人文历史优势，注重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关系，形成了“商业的大阪、港口的神户、文化的京都”的有机结合。 　　我国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关键也在于通过培育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来增加区域的综合竞争力。 　　合理的城市化能解决沙尘暴等很多问题 　　记者：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对经济产生了何种影响？ 　　仇保兴：据世行统计，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是城市化的起飞线，此后城市化将会加速发展。目前我国就处在这种加速期，城市化率从1990年的18.9%上升到2001年的37.7%。 　　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就业方式、居住方式、交往方式的一种改变，它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的变革。在浙江温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温州人外出经商要讲温州话，因为温州商人遍布世界各地，粗算一下就有260万之多，温州方言成了他们商业交往的信用工具之一；而回到温州则要讲普通话，因为温州各乡镇种地的、卖菜的、宾馆服务员、出租车司机，有好多是外地人，不讲普通话几乎寸步难行。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结果。 　　记者：您曾说过，合理的城市化还能够解决沙尘暴问题？ 　　仇保兴：合理的城市化将会解决许多问题，比如节约资源与土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刺激内需等。城市化还可帮助恢复生态平衡。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草原过度放牧和开垦，美国局部地区也是沙尘暴肆虐。后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牧区和农村人口移向城市，草原实现了退耕还草，大自然得以休养生息，终于使美国告别了沙尘暴。按我国情况测算，要控制沙尘暴加剧，至少需要从牧区移民200万人。如以人均饲养50头牲畜计，即可减少上亿头牲畜，这将有助于草原自然恢复。这200万人就得靠城市去接纳。 　　高速城市化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 　　记者：是不是企业竞争力强的地方，城市化程度也比较高？ 　　仇保兴：浙江义乌有一个专门生产衬衣的专业镇，年产衬衣6亿件。他们将一件衬衣的生产分解成15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几十个专业厂。在专门承接衬衣纽扣锁眼的工厂里，光是一台高速锁眼机就价值50万美元，这种专业厂的竞争力之强可想而知。在浙江，这样的企业集群有650多个，如浙江嘉善的水曲柳复合板，诸暨大唐镇的袜业，绍兴柯桥的织布等等。 　　这种企业集群具有突出的“三低三高”的特点：它们创业门槛低，技术创新成本低，污染程度低；生产效率高，外向度高，市场适应性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度专业化分工、既竞争又合作的企业集群，使得东部的城市化发展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相比之下，西部则显得比较滞后。 　　记者：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的事情，一是美国等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城市化。您怎么看待他的这一说法？ 　　仇保兴：我支持他的看法，中国城市化具有与新技术革命同样重要的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总的劳动力不到4亿，而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超过了4亿，而且每年新增劳动力2000万。在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30年内，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80%要从农村转到城市。这也就是说，总量超过西方国家劳动力总和的一支劳动力大军，要从低生产力水平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巨大促进。正因如此，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高速城市化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机会。抓住机遇，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那就是国家的成功，民族的成功，也是人类的成功。 　　美国曾在城市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记者：城市化过程中也会出现不少问题。 　　仇保兴：的确，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有八条：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急功近利的规划调整；寅吃卯粮的圈地运动；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盲目布局的基础设施；杂乱无章的城郊用地；任意肢解的城乡规划；屡禁不止的违法建筑。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比如严格城乡规划的编制、调整和审批程序，注重保护不可再生资源，明确规定行政责任与监督追究制度，有重点地建设小城镇，加强干部培训等。 　　记者：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走过哪些弯路？后来又是如何矫正的？ 　　仇保兴：美国的教训尤其深刻。二战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美国的城市或社区不断向外扩张，大量挤占农田，被称为“城市蔓延”。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由此产生。郊区发展占用了大量土地，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城市内部出现明显的阶层与种族分化现象，另外，还造成了环境污染，公共交通逐步萎缩等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学者针对城市蔓延问题提出了一种“精明增长”理论，强调混合利用土地，采用紧凑式建筑设计，创造适宜步行的社区，保护公共空间、农田、自然美景和对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提供多样的交通方式等。目前美国有2/3的州采用这种发展战略，其中一些州还将实施“精明增长”写入法规。 　　记者：对于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应该如何运用其独特的资源打造城市竞争力？发展旅游业与保护名胜古迹是否矛盾？ 　　仇保兴：我记得英国规划协会会长曾说过，城市的其它资源都会枯竭或贬值，惟独城市风貌、历史古建筑、历史街区等资源，会一年比一年值钱。欧洲的许多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城市的建筑和布局都是古色古香的，1000年前的道路和建筑风貌，现在还能看到。像德国的海德堡，其城堡已有800多年历史，600年前的市政大厅现在还在用。日本的一些历史文化名镇，有许多是300年前江户时代的建筑，连草屋顶都能保存至今。 　　发展旅游业与保护历史古迹不但不矛盾，相反可以达到“双赢”，关键在于规划得当，保护得力。在这方面，我们可借鉴西方国家的国家规划师制度。二战后，法国选择了350名规划师作为国家规划师，将其派驻到历史文化古迹较多的城市规划局工作。城市所有的建设项目，必须先经国家规划师签字，再上报市长批准才可动工。迄今为止，法国经历了三次下放国家规划调控权力的过程，惟独这个权力始终没有下放。 　　从城市化入手应对能源危机 　　记者：您曾提出一个观点，主张节约资源要从城市化着手。您如何看待城市化与资源节约之间的关系？ 　　仇保兴：美国与城市密度较高的德国、荷兰与瑞典等西欧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相差不大，但人均能源消耗却比西欧国家高出1倍以上。根源在于城市化模式不合理，带来交通、供热等一系列问题。从美国的教训中我们应认识到，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决定了今后能否应对能源危机。 　　记者：这些年，我们目睹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也感受了缺电的尴尬。每一天，不知还有多少高耗能的建筑在不断往上垒。对此，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仇保兴：建筑节能大有文章可做。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是开发商和居住者对这一问题没有利益概念。我国现有住房面积约400亿平方米，达到节能标准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新建的也只有15%达到节能标准。如能达到丹麦等欧洲国家的节能水平，那能耗就可降低70%以上。那将会是个天文数字。 　　珠三角地区要警惕房地产危机 　　记者：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对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显示：35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平均同比上涨11．5％，但杭州市的涨幅竟然高达81．3％，高居榜首。您曾经担任过杭州市市长，对某些城市地价猛涨怎么看？ 　　仇保兴：应该看到，房地产发展不仅是一个产业支撑和人口支撑问题，而且还与城市化率有关。如果说某市房产的工程造价与它的售价之间差距很大，而且有需求支撑，那么房地产商就有利可图，房价就会像雪球一样不断滚大。但是一旦城市化率达到75%，需求就会骤减，届时没有新雪加进，只有老雪的融化。 　　缺乏需求的支撑，房地产就极有可能走下坡路。这也是日本房地产连续12年价格下滑，房地产关联产业萎缩，并导致整个经济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房地产危机的，就是城市化率最高的珠三角地区。这不仅是一个可怕的预言，也有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