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何时真正向农民敞开胸怀

　　●江西的城市化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 　　●城市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江西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大障碍。 　　●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过程。 　　●江西经济落后于邻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城市化进程太慢，特别是缺乏具有强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注重发展质量，不能光图表面上的，房子涂得花花绿绿的，弄点灯光，这是要的，但这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 　　 　　主持人语 　　城市化，一个国家现代化必经的过程，一种农民变市民的伟大变迁。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是，当经济学家还沉浸于书斋究因辩理，津津乐道于城市化的“之乎者也”之时，我们的并不懂得城市化道理的农民兄弟自发地行动了。他们洗脚上岸，卷起铺盖奔城镇而来，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干着他们祖祖辈辈不曾干过的活，过着一种充满新奇、满怀期待并且艰辛的生活。 　　无疑，我们的城市缺乏接纳大批进城农民的充分准备，而农民兄弟进城的准备显然也不充分。在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而双方准备又不充分的情况下，加之决策部门从农民进城的现实看到其推动经济发展、破解“三农”难题等的积极功效，把推进城市化作为加快发展的目标和手段，极力推动农民进城，由此出现问题就不可避免了。城市客观存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使进城农民无法取得与城里人平等的劳动力资格和地位，此其一；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安定隐患，此其二；缺乏在城市生活必要的观念习俗，缺乏在城市工作的必要技能，工作、收入无保障，且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此其三；绝大多数农民进城后，因不具有城市户口，虽身在城市，但难以进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之中，处于城市管理体制的边缘，由此带来享受城市公共福利的身份障碍，以及子女就学难等诸多问题，此其四。 　　因此，当我们大力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必须对城市化的质量引起足够的重视，真正让农民从土地上出得来，在城市中住得下，让他们和市民一道，共享城市文明的阳光。本期话题点击城市化问题，是想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给进城农民以更多的温情。 　　关于城市化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所谓“化”，就是过程。 　　主持人：城市化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从学术上的描述来讲，它的含义是非常规范的，但多数人希望听到更加通俗的、贴近生活的解释。 　　马雪松：我个人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所谓“化”，就是过程。 　 　　我想这样来认识和理解城市化：它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定会产生城市化。因为按照经济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人需要交流，商品同样要流通。交流和流通必须要聚集，但是聚集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开始是乡村，后来发展到城镇，然后再发展到大城市。城市作为载体，又有着反作用，各种要素的聚集能产生规模效益，使人在交流过程中交流成本更低。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在说到城市化时，总要谈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就是这个道理。 　　龙国英：我们现在指的城市化水平是用城市化率来衡量。而这个城市化率是指城市人口在总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这里的城市包括建制镇。 　　马雪松：建国以来，我们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有过曲折的认识，走过一些弯路。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滞后于工业化，江西也是这样。从滞后这个角度来说，江西的城市化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2000年落后8．3个百分点，2001年落后7．3个百分点。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的城市化率上升得比较快。 　　毛敏：近3年来，江西的城市化率提高了6．42个百分点，2003年，达到34．02％，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 　　龙国英：对城市化率的认识，要弄清统计口径的问题。以前都是指城市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民工潮”，让有关方面觉得用过去的老指标考核城市化水平，跟现实脱节得很厉害，因为我们要考虑整个城市设施的负担水平，实际上它负担的人口还包括很多流动人口，所以后来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就进行了调整，将城市化水平的计算口径改为常住人口加上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马雪松：指标统计牵涉到我们是否进入到一个加速期的判断。在经济学上，我们判断城市化率到30％后就进入了加速期；另外，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至2000美元之间，也进入一个加速期，而我们2003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美元。从这两个指标说，江西的城市化都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 　　主持人：中央和地方政府把推进城市化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我理解，这应该包含了城乡统筹和一、二、三产业联动的深刻含义。 　　龙国英：的确是这样。城市化应该包括文明、人口的转移过程，既包括了产业的集聚，也包括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降低，第二、第三产业比重提高。这三个方面是连带关系。我认为，不能光从城市的发展来考虑城市化，而是要把城市和农村联动起来考虑。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让农村接受一些城市文明的渗透，消除城乡在文化上的隔阂。而实际上，现在有一些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在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上与城市居民还有比较大的隔阂。所以说，农村的发展要与城市的发展统一考虑。 　　毛敏：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可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差距的缩小，本身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比如，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创造数千亿元的需求，带来GDP1到两个百分点的增长。 　　马雪松：这就牵涉到城市化的动力问题。按照城市化的理论，拉力和推力，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动力。拉力就是城市方面产业集聚，对各种生产要素形成吸纳的力量，比如劳动力、资源、资金。还有就是城市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有落差，生活方式同时也产生一种拉力。有了拉力后，如果农村没有推力也不行，农村的推力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农村能够为城市提供所需要的农产品；其次，生产效率提高后，有剩余劳动力能够转移，才能产生推力。 　　我们回头看看，我们国家在1984年之前，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因为那时要粮票、布票，到外地如果没有粮票，有钱也吃不到饭。为什么？就是农村提供给城市的农产品不够，所以要用粮票来控制，这都跟经济有密切的关系。等到1984年后，我们取消了粮票，因为我们的农产品已经足够供当时的城市人口消费，政府允许农民流动，出现了“民工潮”，农民只要有身份证，不需要粮票就可以在全国流动。 　　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不如沿海地区呢？因为我们国家进行的改革开放使沿海地区的拉力大。它承接了国际上的产业转移，能够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力和推力结合起来，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这几年江西的拉力在加强，特别是2001年以后，伴随我们招商引资工作的推进，很多企业在江西落户，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有附属配套企业，也需要人。另外，这些企业的人还要生活，就要带动第三产业，这样人口就聚集起来了，经济就聚集起来了，种种生产要素也聚集起来了，城市就发展了。从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讲，江西城市发展的拉力和农村发展的推力正好结合起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期。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 　　主持人：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地方政府也把推进城市化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其中的内在联系。 　　毛敏：城市化率的提高，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城市化水平低造成了江西省农村的“三多”现象：农村人口多、农业劳动力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农村劳动力总量逐年增长，1949年全省农村劳动力总量为583．9万人，到2002年，农村劳动力为1577．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8．75万人。2003年，乡村人口仍占到全省总人口的66％，农村劳动力供给已远远超过江西省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江西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一大障碍。 　　马雪松：城市化与“三农”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刚才我们讲了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还有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三农”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多，因为农民多了，他们的生产就不能集约化、规模化。比如，现在一个农民可以耕种5亩地，而且平原地区还可以使用农业机械，但江西省的人均耕地不到1亩。本来可以种5亩，现在只有1亩种，当然赚不到钱。还有，现行土地制度加上城市的吸纳能力，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没有经济效益。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减少农民数量。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规模化才能产生效益，加快城市化才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一个人种地，原来种10亩，现在种100亩，甚至上千亩，这样农村经济才能发展，农民收入才能提高。你用其他方式，比如减少农业税、免掉农业税，如果还是只有一点点土地，两三亩土地是不可能长出金子来的，必须扩大规模生产，搞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江西常年有450万人在外，说明我们至少有这么多剩余劳动力。我们可以推算，如果1年有100万人吸纳到城市，450万人起码要5年。这5年中，农村生产力又提高了，又有更多的人要转移出来。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两个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 　　龙国英：我也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靠减免一些税费来实现。从农村来说，现在非常大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原来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积极性的问题，对于农业生产力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要解决的是规模效益问题，土地是比较大的制约。城市要加快发展，要提供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工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像长三角、珠三角，就使用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要大力发展工业，一方面要带动传统的服务业，同时也可以促进工业化。从“洗脚上岸”到“洗脑进城” 　　引导农民进城，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个是培养农村青壮年的生产技能；再一个，对于大量的进城农民要进行再社会化教育，就是要教他们按城市规范的要求去生活。 　　主持人：当前在加快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如何让农民从土地里出得来，在城市里住得下。 　　龙国英：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到现在，“民工潮”已经十几年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生活得非常艰苦，虽然积攒了一部分钱，因为在此过程中忍受了社会歧视等问题，他就可能离开城市，回家做点小生意，不愿出来了。 　　现在沿海出现了“民工荒”，除了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作用，还有就是上述原因。如果没有农业的优惠政策，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问题。要真正实现城市化，对这部分人要关注他们的社会待遇、小孩的教育、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留得住。 　　马雪松：这是我们的户籍制度没有接纳他，形成了断层。从城市化的动力讲，城市的拉力还没有解决好，拉力不强，农民就走了，我们现在只解决了一个就业问题，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享受城市人同等地位都没有纳入城市的拉力范畴，所以在农村种粮的收入一高，他们就回去了。 　　毛敏：这跟我们的保障措施没有很好贯彻有关。比如社保。马雪松：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在南昌市作了调查。在社保问题上，政府、企业甚至农民工个人都没有积极性。政府少收说是涉及投资环境问题，怕加重企业负担；而企业为了压缩成本，更不愿交了；个人由于没有真正成为城市人，生老病死还是要在农村解决，他们也没有积极性。 　　龙国英：这需要从国家层面来控制。比如城市竞争中国家要统一要求，像抓拖欠工资一样，全国的尺度都一样。我觉得江西如果也能保证这一块，政府的强制力就会加强。 　　毛敏：除了农民进城，还有一个郊区农民的问题。昨天的农村今天成了城市，这些人是失地农民，靠土地吃饭的饭碗没有了，很可能成为城市贫民。政府在这方面，要从土地出让金里切出一块作为农民生活的保障，补偿一定要到位。城市扩张后，郊区农民住房没有了，而补偿又不足以购买商品房，所以，政府要建一些廉租房，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和搞房地产开发时，不要一味地建高档住房。 　　马雪松：引导农民进城，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考虑：一个是培养农村青壮年的生产技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一般进城后，都是做重、脏、险、累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企业，特别是有一定层次的企业，技术工很难找，要么从外地引进，要么进行培训，加大了投资方的成本。我们应该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养。因为没有文化和技能，既不能适应城市的产业需求，返回农村又不会种地。并且我认为，这种培养应该是少收费，甚至免费。再一个，对于大量的进城农民要进行再社会化教育，就是要教他们按城市规范的要求去生活。农民工已经在农村完成了他的第一步社会化，适应了农村那样的环境和生活习惯，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吃饭就蹲在地上，因为他已经习惯了。 　　农民工进城社会化，最大的出路是与人交往。我们调查发现，年纪轻、文化高的再社会化就快，否则就慢。为什么保姆的再社会化快，是因为他们与服务的家庭进行直接交往，加上年轻，不出多久，就能基本掌握和适应城市的生活规范。进行再社会化的途径首先是加强教育，现在有“市民十不准”，制度有了，就要严格执行，比如乱穿马路也要处罚，但实际执行得不是那么好。 　　龙国英：这还要发挥社区的作用，我们在硬件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在规划上，每个新建小区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量的社区用房；在软件上还需要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一些生活习惯方面的教育，适时组织活动来进行引导。 　　毛敏：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文明向农村扩散的过程。每年几十万人要进入城市，我们讲“洗脚上岸”，还要“洗脑进城”，把农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不好的意识改变掉，培养他们在城市里的公共意识，包括环境、法律意识，要按照城市的要求来教育他们，但谁来教育是个问题。过去管人是垂直管理，由单位来管。现在没有单位了，特别是农民，他们怎么办？ 　　龙国英：这还是一个城市的分级管理问题。农村人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在城市管理中，这部分人被忽略掉了。我们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开展如“市民学校”等的教育。 　　马雪松：这既是对进城农民的帮助，也是城市化建设题中应有之意。关于江西的城市化政府不能不考虑小城镇，因为农民进入城市，有个生活方式调整、素质提高的问题，想让他们一下子达到城市的要求，不太现实。 　　主持人：江西外出务工农民多数在沿海地区。从长远来看，加速江西的城市化，关键还是要提高本省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 　　龙国英：江西省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江西经济落后于邻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城市化进程太慢，特别是缺乏具有强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目前江西的城市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6．5个百分点，城市规模明显偏小。全国有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13个，江西1个没有；全国100～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28个，江西只有1个———南昌市；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全国有61个，江西1个没有；江西只有9个人口在25～50万的中等城市和11个人口在20万以下的小城市。经济实力上，在全国269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南昌的GDP居第35位，在省会城市中居第20位，九江居第112位，排在前半区，其余9市均排在后半区。因为城市规模不足，影响了当地对农村人口的吸纳。 　　毛敏：江西提的城市化，在中央一些文件叫城镇化。我认为，城市化、城镇化，还有的地方叫都市化，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战略重点不一样。刚才龙博士说了，江西的城市落后了，没有什么大城市，大量的是小城镇。 　　当然，政府不能不考虑小城镇，因为农民进入城市，有个生活方式调整、素质提高的问题，想让他们一下子达到城市的要求，不太现实。所以，省里考虑，既要以发展中型城市为重点，又要有所选择地发展一些小城镇。对此，从政策上省里也做了很多调整，比如小城镇的户籍放开，只要你在哪个地方找到了工作，并有固定住所，就可以到哪个地方登记，成为城市公民，而且门槛也降低了，过去进来要交城市增容费，现在进来交工本费就行了。所以小城镇在江西发展是比较快的。 　　马雪松：到去年，江西有设市的城市21个，小城镇、包括县城所在的建制镇752个。小城镇吸纳人口对江西城市化的贡献，21个设市的城市去年的数字是481万人，按总人口的34．02％来算，剩下有800多万人是那些小城镇消化掉的，小城镇功不可没。 　　龙国英：我们强调以发展中型城市为重点，因为跟各个地方的实际有关。改革开放后，城市人口进入迅速增长时期，最早的是珠三角的外向型工业的发展，也都是在这些小镇上发展起来的；然后长三角的乡镇企业，镇的作用非常大。江西的现状跟当时的珠三角、长三角是不一样的，珠三角的小城镇发展对城市的推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像江西现在这种发展应该从集聚的角度来考虑。现在所拥有的资源还是有限的，还是要重点发展中型城市来带动整个省份的城市化。因为，毕竟城市的成本要比小城镇的低，人均成本肯定会更少些，这是个模式。南昌作为省会城市，肯定是要先做强做大，南昌的行政区划需要调整，要扩大南昌的管辖范围，扩大实力。南昌的发展要有现代工业为基础，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的生产性服务行业，如物流、金融、保险，为生产企业特别是周边的生产企业提供这些方面的服务。更大的范围可以辐射到安徽、湖南、湖北等周边省份。而其他城市可以根据各自特色来发展。 　　主持人：南昌市的规划目标怎样？龙国英：南昌市人口到2010年是225万人，到2020年是300万人，城市建城区规模有285平方公里。 　　毛敏：对江西省来说，有个目标：近期（2005年）全省的城市化水平达到35％，中期（2006年～2010年）争取达到43％～45％，远期（2011年～2020年）达到60％，2050年达到70％以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关于城市化的质量我们现在强调要快速发展，更要平稳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如果不注意发展质量，很可能导致城市贫困化。 　　主持人：我们在加快城市化的过程，应如何看待和把握城市化的质量。 　　毛敏：江西的城市化从2001年后加速。首先这符合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达到30％的城市化率。其次，我感觉还是各级领导的认识，这几年各级领导对城市化的看法和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包括省里把它当作战略问题来研究，提出城市化、工业化的“双轮驱动”，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事实上，除了城市化大幅度提高外，江西城市发展的质量也是普遍提高。过去，我们江西的某些城市里城市功能的东西根本没有，都是这几年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江西的城市化水平发展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走着一条非常好的路子。作为我们省建设的职能部门来考虑，既要快速发展，同时又保证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我个人认为，按人口来衡量城市化水平，是不太科学的。衡量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应该要加入其他因素，包括居民的生活质量、公共基础设施水平、教育、文化水平等。 　　龙国英：关于城市化的质量，有个概念性的东西。我刚才说了，我们是按照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来统计的，实际上在功能建设上应包括城市人口和进城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中，种种服务设施有很多是把这两块分开来考虑，比如教育，在城市边缘区也有学校，但并没有把它纳入城市的范围来考虑。这样，外面进来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子女，基本上没有纳入到统一的城市规划中来。我认为，如果真正从数量和质量上来加速城市化来说，户籍制度这种人为的分层，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应该还是按照居住地来划分人口，来进行各项设施的分配。 　　这就要求原来很多制度性的东西发生一些变化，才能适应这样的改变。比如，实行登记制的户籍制度改革，完全打破城市与农村的隔阂。又比如，我们现在的城市整体规划，从宏观上是考虑了对进城农民实施的各种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和教育等，但在某一项目具体实施时，不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还是涉及一个分层的问题。 　　毛敏：我们现在强调要快速发展，更要平稳发展。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如果不注意发展质量，很可能导致城市贫困化。因为基础设施不能满足要求、生活质量下降的话，就会向反方面发展。本来农民进城是要享受城市文明，享受现代化设施的。 　　我们按照2003年1．8个百分点的上升速度来算，每年至少有近百万人进城，当然这不是指都进入南昌市，包括我们所说的独立建制镇也算。100万人，如果从规划上来说，江西的水平是1万人口居住在1平方公里，100万人就要开发100平方公里土地。这个投资我们算过，按照市政上的投资，1平方公里大概是2～3亿元，还要看地形，如果地形差的话，还会更多，那就是接近300亿元的投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统计，去年全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只有170亿元，势必会形成“老账未还，又欠新账”的局面。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全省一年排入省内五大水系的污水大约是6亿吨，只有南昌市有个朝阳污水处理厂是运行的，其他地市现在还没有，有的正在建。污水全部都排入我们的水系。 　　龙国英：而且，南昌市的朝阳污水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只有8万吨，青山湖的那个今年10月份也可以建成。其他地方都没有，有的是刚启动。 　　毛敏：南昌市这么热的天，每天供水是100万吨，加上自备水源可能在150万吨，这150万吨水中，只有8万吨处理了，其他都没有处理，直接排到赣江里去了，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马雪松：有个统计说，2002年江西所有的建制镇中有46％没有自来水。 　　毛敏：江西的城市化，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几个问题，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南北差异较大。主要城市还是在北部，如果从江西版图上拦腰切断，南部只有赣州，赣州的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只有20％左右，南北差距一大，拉了全省的后腿。第二，小城镇的功能还非常薄弱，有的小城镇只有几千人，没有什么商业，容纳人口的能力很低，有的连基本的垃圾收集都没有，就像一个大的村庄。没有配套，不要讲大企业去，连小企业都不愿去。刚刚讲的，全省的污水处理率只有3％，垃圾无害化处理，按照国标不到50％，还有一半是堆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没有作什么处理。第三，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过分注重规模的扩张，有些小县城的开发区，开发和利用程度不高。第四是，产业吸纳人口的能力不强，尽管全省有几百万剩余劳动力，但真正留在江西的不多，大部分都跑到沿海去了。 　　龙国英：城市化和工业化要“双轮驱动”，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分追求引资的总量。我认为，还是要分层次，比如对于县以下的镇来说，不可能有很大型的优质企业来落户，现在片面强调总量，引来的可能就是质量不好，甚至制造污染的企业。县城的重点可能还是为大企业配套，我觉得在招商引资这一块，一方面是要在总量上要求，在质量上还要实事求是地保证。如南昌市做大型制造业，周边的县城可以做些配套，形成分工合理的配套。上世纪80年代后，从英国开始强调战略规划，重点考虑整体发展目标，在具体过程中，根据发展速度不断调整。我们也可以这样，目标可以比较大，比如规模工业用地，不是一下子全部平整完，应是有项目来就紧凑地一步一步地推进，叫“滚动发展”。 　　毛敏：城市发展是有规律的，首先，不能人为地头脑发热地提些过高的指标，不然风险会很大。指标一提出，很多活动是要按照这个指标来做的；第二，就是尊重自然，现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江西山清水秀的特色没有发挥出来，江西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水，山水文章做好了，我们就成功了；第三，要尊重现实，江西毕竟还属欠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不要贪大，如果一个小县城搞120米的道路、几千亩的广场，这是不现实的，做起来了，政府会欠一屁股债。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注重发展质量，不能光图表面上的，房子涂得花花绿绿的，弄点灯光，这是要的，但这不是城市发展的根本。 　　马雪松：我觉得，我们的城市化还面临着一种挑战。城市化是个集聚生产要素的过程，江西作为长珠闽的腹地，长珠闽的吸纳能力比我们强，对江西城市化的规模、质量都有种挑战，对此不能忽视。 　　龙国英：另外，在城市化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单个城市的力量还是薄弱，需要城市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套，在江西加入泛珠三角、融入长珠闽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做起自己的城市群来，形成区域竞争的增长极。 　　马雪松：加快城市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