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大于市长

    规划建设界有句行话：“三分规划，七分管理。”苏州工业园区的规划者认为，国内目前许多地方强调规划管理的“市长负责制”，这种管理体制相对于轻视规划工作是一种进步，但随意性过大。他们建立了“专家从严执法”的城市规划管理制度，摒弃了随意性，增加了透明度，严格按照城市规划组织城市建设，既确保了规划的切实施行，又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水平和总体布局的合理性。 

    在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大于市长”，已成为普遍接受的原则。规划必须严格执行 

    “这里规划不行，改一改！”“那里规划太落后，重新规划！”许多地方的市长都在说这样的话，而对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市历届市长———章新胜、陈德铭和杨卫泽，却从来没说过这种话。一方面，他们都认为规划已经做得相当出色，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如果缺乏严肃性，任意修改，再好的规划也只能是一堆废纸。 

    在园区，投资者买了地，并非就可以随意决定如何使用这块地皮。为了使园区土地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园区规定了每平方米土地上的土木工程最低投资额、设备最低投资额以及最低与最高容积率。兴建和购买的工业厂房，必须用于生产，而不能空置或转让。工业用地的生产面积必须达到50％以上，办公及其他辅助面积必须在25％以下。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土地使用性质的变相转换，保证了园区总体布局的合理性。 

    外商在园区投资，选择地块时，工业项目只能在工业区，商业项目只能在商业区，房产项目只能在居住区，不能随意选择。 

    想在苏州工业园区投资，就必须达到这里要求的比别处高得多的环保标准。例如大气标准，国内其他地方一般是260—600mg／l，而园区为100mg／l。园区的烟尘排放标准相当于国家需要特殊保护区域的标准。 

    规划真是“管得宽” 

    许多外地规划师到苏州工业园区参观后都有一个感觉：这里的规划部门要管的范围真是宽！ 

    “城市设计”即是一例。苏州工业园区是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市，但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为了使园区与它西边的苏州古城保持风格上的和谐，园区的规划中将城市中轴线置于苏州古城的延长线上。小桥流水的苏州古城没有6层以上的高楼，于是园区与古城相连部分的建筑物就进行了严格的高度控制。由西向东，建筑物高度逐渐升高。 

    园区总规划师时匡指出，在发达国家，城市设计已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概念，但在国内，只重视单个建筑物的美观、个性，不注意城市整体和谐的情况相当普遍。在许多新城市，这边一片“北美风格”，那边一片“欧陆风情”，都想当“主角”，没有配角，结果互相矛盾，互相排斥。而苏州工业园区则不同，对每一幢建筑物都有详细的《指导意见书》，必须遵照执行。对区内的广场、路灯、雕塑、车站，乃至于植物栽种，规划局都要管。 

    在园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的建筑物都不准挂广告牌，尤其不允许做屋顶广告。商业区可以做，但广告牌的大小、位置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批。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防止广告牌跌落造成危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城市风格的整体效果。 

    时匡说，执行规划最大的障碍是领导的干预，必须顶住这种干预，树立规划大于市长的理念。他欣慰地说，苏州市领导、园区管委会领导对规划的高度尊重，是园区国际一流的城市规划得以充分贯彻施行的决定因素。 

    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齐康先后四次前往园区考察，并把他所在的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全体人员带来参观，他认为，园区这种“管得宽”的规划对国内各地的规划工作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规划不等于僵化 

    原则性与灵活性，是国内规划界长期没有处理好的一对矛盾。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规划工作之所以有特点，还在于他们通过借鉴新加坡经验，没有把规划看成僵化的东西，而是始终强调了规划的灵活性；同时与种种无原则的“灵活”相比，他们的灵活性被严格地纳入了法制轨道。 

    在园区的规划管理中，建设单位的正常建设过程由规划师全权处理。当建设单位对规划师的处理不够满意时，可以提出“违规申请”，还有一次“上诉”机会，由规划局局长进行裁决。如果违规申请或上诉合乎情理，将会得到灵活的妥善处理。这一制度的实行，保证了园区各项建设在总体上依照规划进行，为建设者的合理化意见留出了空间，同时又确保了对规划的修改不至于失去控制，还可使政府加强对规划师的管理和监督。 

    园区规划师吴昊告诉记者，8年来，规划局几乎每月都收到来自建设单位的违规申请，规划局也批准了很多，不过这些申请都是一些小改动，如大门朝向、门卫室的面积之类，不影响大局。 

    文/李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