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中国的城市化、拒城市化、逆城市化

中国眼下正兴起一个城市化的狂潮。全国各地，所到到处，都在修路、修桥，修其他基础设施，建大城市，大干快上，城市扩容的速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按户籍统计达到30％以上，隐性城市化率达40.3％。相比之下，199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6%，其中低收入国家为28%，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国家为48.7%。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略高于低收入国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然而，就在世纪之交，当中国的城市化率迈入30%门槛，人均GDP逼近1000美元大关时，中国的城市化终于象瀑布一样遏止不住地奔腾起来。据估计，“十五”期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可达到37%，21世纪前10年可望超过40%，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将以较短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中期发展水平。中国现有城市人口4.6亿人，到2050年城市人口会达到11.2亿，占总人口的70％，未来50年将有6亿多人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平均每年1000多万人。从城市的数量上看，到2050年，80％以上的县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城市要达到2000多个，人口在十万以下的小城镇则要超过1万个，东南沿海的镇、村庄也都可能变为小城市。2050年，我国的特大城市，即市区非农人口超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将达50多个，大城市150多个，中等城市500多个，小城市1500多个。 　　未来中国的城市城市化不仅要有量的增加，还要有质的提升，因而仅仅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例如“县”改“市”或“地”改“市”，来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意义不大。城市化不是人口的简单集聚，而是产业与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和有效整合。 　　城市化将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展望未来，今后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常规情况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为1.9个百分点，加速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可以达到3.6个百分点，“城市化完全可以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王小鲁等，2002） 　　由于各地城市化的加速，中国正以进入一轮以城市竞争为驱动的城市经济增长的时代，并将重新塑造中国的人口版图和经济版图。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市场驱动的城市化也和传统的对城市的计划管理模式之间产生许多矛盾。 　　其中之一，是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矛盾，由此还导致了一个非常奇特而悖谬的现象，那就是农村人拒绝成为城市人，我称之为“拒城市化”现象。“拒城市化”是与城市化相背离的，肯定不是主流，但为什么会出现“拒城市化”呢？经调查发现，“拒城市化”主要出现于近郊农民，他们虽然是农民，但与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不同，他们有土有地，有家有业，城市的好处实际上已经享受到，同时还享受到许多城市市民享受不到的好处，比如有土地收益，可以生第二胎，等等。由于作城市市民的收益还不如作农民，所以这些近郊区的农民理性地拒绝农转非，拒绝变成城市人。当然，这种拒绝，只是身份上的拒绝，不一定是实质上的拒绝。实质上，这些地方的农民可能已经被“城市化”了，其工作、生活与城市人并没有任何区别。 　　除了城市化和“拒城市化”外，中国会否出现“逆城市化”？众所周知，在美国，汽车＋房子＝郊区化生活，由此导致的是城市人在城里上班，在小镇或乡下居住的“逆城市化”潮流。据记载，192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是美国汽车郊区化时代。美国从1915年开始大批量生产汽车，1915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150万辆，到了1920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900万辆，到1930年美国的汽车产量是2650万辆。随着汽车的便宜和普及，以及高速公路的发展，美国人居住得离城市越来越远，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终于进入普遍的郊区化时代。 　　中国在城市化的同时，势必也将出现逆城市化的潮流。事实上，近几年，中国逐渐进入汽车时代，房和车、居和行之间正出现奇妙的关系。1998年到2002年这五年间，中国的汽车产量增长了160万辆，其中2002年比上年足足增长了38%，汽车产业增长速度要比国民经济总产值高出整整4倍，在整个国民经济60到80个产业部门当中是增长最快的。同样是在过去几年，中国的房地产也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1998年到2002年，房地产投资从3500亿元增长到7700亿元，增长了一倍多，是国民经济总产值增长速度的3倍。汽车的增长和住房的增长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可以想象，随着汽车和住房的迅猛发展，郊区的房子会越来越有市场。一者郊区便宜的住房会成为人们的首选，二者许多人会更愿意追求郊区有庭院有自然环境的生活，这两大动力作用的结果便是中国逐渐出现新的“逆城市化”现象。 　　这是一种自然形成的“逆城市化”现象，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与逆城市化有点相似但性质完全不同的由体制造成的“反城市化”现象。我们知道，当前农村人口虽然流动大量向城市流动，但农民能在城市打工挣钱，却未必能成为城市居民。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身份的限制、社会保障的限制、收入的限制以及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有人问一位农民，将来有什么设想，农民说：“要让我随意畅想的话，我肯定是想成为北京人，但是我明白，我成不了北京人，我只能过两年就回去了。因为我们夫妻俩在这儿打工，一年只能剩5000块钱，但在你们北京5000块钱只能买一平方米房子，弄一个50平方米的家我要干半个世纪，这不现实，所以我肯定是要往回走的。”一个农民在城里攒了三五万块钱，回乡扒了旧房盖新房，做了几天城里人又回到乡下，是城市化吗？不是，只是“半途而废的城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于体制困扰造成农民进城成本上升因而只好回到农村的“反城市化”现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还同笔者谈到过另外一种通过政策调节可能在未来中国出现的“城乡双向对流”模式。他提出，中国目前只存在农民到城市打工的单向流动，而不存在城里人跑到农民的情况，这造成许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导致农村人才单向流失，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内在原因；另外，城市退休老人虽然在城市已经丧失劳动方面的竞争力，并且向往农村宁静的生活，却只能呆在城市，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社会福利和效率的损失。当务之急，是通过政策的调整，想办法让城市人能够流动到乡下去。如果城市退休老人能够自由地将城市的房子卖了，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住房供给就会多出一大块来，供新进入城市的有竞争力的年轻人居住，年轻人就更容易在城市立足，中国的城市化会更健康一些。为什么城市老人现在不往农村跑，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许多是不允许自由买卖的；二是城市居民的社保是与城市连在一起的，你在那个城市享受那个城市的社保，而不是与人连在一起的，如果迁移到农村，就享受不到社保政策了；三是农村的医疗条件较差，这方面的缺陷需要通过办社区，办社会医疗来解决。如果政策能够解决上述三方面的问题，就会有开发商闻风而动，捕捉到其中的商机，在中国许多风景优美的农村地区开办城市居民养老社区，中国就会出现一轮以城市老人为主导的流向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浪潮，这一浪潮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城市化”，还将提高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口素质，大大改变农村地区的面貌。 　　中国目前正处于变化最快的时代，许多变幻的现象共同存在，称得上是落后与先进并存，阻碍与希望共生。城市化也好，拒城市化也好，逆城市化也好，城乡双向对流也好，其本身都不是目的所在，最大化地提高中国全社会的运行效率，提高全社会的福利的才是目的所在，这也应该是中国有关城市政策制订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