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藏红花城申遗成功调查：当地未大修大建
admin
2010-09-0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土耳其境内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座“藏红花城”(Safranbolu)，因出产世界上最高品质的藏红花而得名。又因它拥有1000多座逃过工业化灾劫、保存完好的奥托曼帝国时期古建筑，藏红花城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申遗给“藏红花城”带来什么
土耳其境内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座“藏红花城”(Safranbolu)，因出产世界上最高品质的藏红花而得名。又因它拥有1000多座逃过工业化灾劫、保存完好的奥托曼帝国时期古建筑，藏红花城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我通过网络订了旅馆，乘坐大巴到达新城(Baglar)后，发现离要去的旧城(arsi)尚有三四里地山路，必须打的或让旅馆来接。这与国内的旅游景点大巴一直开到门口十分不同。藏红花城为何要将客流限在“山门”之外？
“文化遗产”不求客流
后来，我坐着旅馆派来接我的“奔驰”到了藏红花城——一个被上千座古老木屋点缀的小城。接我的男子(后来得知是旅馆主人的女婿)提着我的行李沿着石板路缓缓前行，带我来到留宿的 “BASTONCA PANSIYON”，拐杖旅馆。
这家旅馆平淡无奇，就是座普通的私人木屋，以至于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在藏红花城的两天里，这家旅馆和他的主人们会带给我那么丰富的感受。
旅馆主人亚皮奇告诉我，199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藏红花城，正巧村里来了一支考古队，对上了年头的旧建筑逐个登记，说要捆绑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村民和地方官好像对此热情不是很大，不过大量快要倒塌的老房确实需要修缮，于是亚皮奇成了一名木匠。当他将老房修缮得差不多的时候，藏红花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不过，申遗成功并没有给这座停留在400年前的小城带来许多变化。当地并没有因为申遗成功而大修大建，市镇风貌还是保持原来的风格，甚至有些破落、沧桑。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游人很难将这里与世界遗产联系在一起。
亚皮奇的“拐杖旅馆”开业了，更令人高兴的是由镇政府办的“博物馆”开在他家边上。旅馆开业的最初几年，他家客人并不多。一次有一位日本女背包客住他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过了半年，她寄了份杂志给旅馆主人，那是在日本报刊上介绍他家。后来客人渐渐多了，都是冲着这位“前辈”写的介绍这座小城的文章而来的。
尽管已经“火”了，藏红花城的客流与国内一些旅游景点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到了夜晚，游客仿佛完全与古城融为一体，甚是静谧。尽管已经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但这仍然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有着“人性化的尺度”。
古朴民风“守望相助”
藏红花城不大，在这里的48小时内我几次踏上石板路将小城走遍。古代丝绸之路的商旅换成了无数像我这样涌入民宿的背包客。一切均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淳朴的民风……
晚间，女主人给我端上简单的晚餐——土豆汤和南瓜饭，同时给坐在一边单人桌上的“阿里老爹”也送上米饭和汤。女主人向我介绍，“老爹”是男主人的同学，未娶妻生子，孑然一身。“老爹”就像这家的成员，吃在他家，同时也帮助做些接送客人之类的活。女主人特意提醒，明天一早是由“老爹”送我去新城坐大巴。
第二天清晨，收拾好行李，我想在离开前最后再看看这座山城。出门不远是家面包铺，店主和他的小儿子早早起来生火和面……他们跟我打招呼，问我吃过没有。我回答没有，店主随手递给我一个芝麻面包圈，又给站在我身后的一位残疾人两个面包圈。那位残疾人二话不说接过面包圈，一个揣进怀里，另一个掰开碾碎喂了鸽子……
“申遗”给藏红花城带来了无数游客和商机，传统社会不免遭到现代商业的侵蚀，但这一切并没让“守望相助”的传统价值观改变。
申遗的终极目标
伊斯兰文明倡导“慈善”，认为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政府和富人应尽的义务。穆斯林社会实现穷者分享富者财产的方式是交纳天课(zakat)，意为富人通过施散部分财产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它要求信仰者在注重个人终极关怀和精神修养的同时，以物质手段履行宗教义务，直接服务于社会。
土耳其境内一路走来，我没见到一位衣衫褴褛向路人乞讨的乞丐，这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文明世界”里是企望不到的情景。如果没有在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这个纯净的历史文化遗产小镇逗留，没有通过我自己的眼睛观察，在这个欧美强势文化横扫天下的世界，不知道我的心灵是否还有容纳伊斯兰文明精髓的一角。
我不免会想到，眼下国内一窝蜂的“申遗”狂热中，有多少人明白“申遗”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通过“申遗”我们想得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我们会因为“申遗”失去什么？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社会文明与进步应该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光是能够带给世遗景点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还应该通过无形的文化财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起到教诲和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哪种社会制度，无论属于哪个文明的民族和人民，在生存这个本质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企求，那就是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和社会氛围里。在藏红花城，我看到了这一点。
“阿里老爹”按照承诺给我送行，还有他的老狗。那狗显然极不乐意看到主人骑摩托带一位陌生女人在冰凉的早晨出行……它一路狂奔跟着摩托车跑，“老爹”只得猛踩油门，将它远远地甩在后面……
谢方
北京社会科学院学者，自2005年来数度行走奥、捷、匈、意、德、比、卢、荷、西、法、英、波兰等国，近年定居德国波恩。
土耳其境内古丝绸之路上，有一座“藏红花城”(Safranbolu)，因出产世界上最高品质的藏红花而得名。又因它拥有1000多座逃过工业化灾劫、保存完好的奥托曼帝国时期古建筑，藏红花城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我通过网络订了旅馆，乘坐大巴到达新城(Baglar)后，发现离要去的旧城(arsi)尚有三四里地山路，必须打的或让旅馆来接。这与国内的旅游景点大巴一直开到门口十分不同。藏红花城为何要将客流限在“山门”之外？
“文化遗产”不求客流
后来，我坐着旅馆派来接我的“奔驰”到了藏红花城——一个被上千座古老木屋点缀的小城。接我的男子(后来得知是旅馆主人的女婿)提着我的行李沿着石板路缓缓前行，带我来到留宿的 “BASTONCA PANSIYON”，拐杖旅馆。
这家旅馆平淡无奇，就是座普通的私人木屋，以至于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在藏红花城的两天里，这家旅馆和他的主人们会带给我那么丰富的感受。
旅馆主人亚皮奇告诉我，1991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藏红花城，正巧村里来了一支考古队，对上了年头的旧建筑逐个登记，说要捆绑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村民和地方官好像对此热情不是很大，不过大量快要倒塌的老房确实需要修缮，于是亚皮奇成了一名木匠。当他将老房修缮得差不多的时候，藏红花城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不过，申遗成功并没有给这座停留在400年前的小城带来许多变化。当地并没有因为申遗成功而大修大建，市镇风貌还是保持原来的风格，甚至有些破落、沧桑。如果不是预先知道，游人很难将这里与世界遗产联系在一起。
亚皮奇的“拐杖旅馆”开业了，更令人高兴的是由镇政府办的“博物馆”开在他家边上。旅馆开业的最初几年，他家客人并不多。一次有一位日本女背包客住他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过了半年，她寄了份杂志给旅馆主人，那是在日本报刊上介绍他家。后来客人渐渐多了，都是冲着这位“前辈”写的介绍这座小城的文章而来的。
尽管已经“火”了，藏红花城的客流与国内一些旅游景点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到了夜晚，游客仿佛完全与古城融为一体，甚是静谧。尽管已经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但这仍然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有着“人性化的尺度”。
古朴民风“守望相助”
藏红花城不大，在这里的48小时内我几次踏上石板路将小城走遍。古代丝绸之路的商旅换成了无数像我这样涌入民宿的背包客。一切均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淳朴的民风……
晚间，女主人给我端上简单的晚餐——土豆汤和南瓜饭，同时给坐在一边单人桌上的“阿里老爹”也送上米饭和汤。女主人向我介绍，“老爹”是男主人的同学，未娶妻生子，孑然一身。“老爹”就像这家的成员，吃在他家，同时也帮助做些接送客人之类的活。女主人特意提醒，明天一早是由“老爹”送我去新城坐大巴。
第二天清晨，收拾好行李，我想在离开前最后再看看这座山城。出门不远是家面包铺，店主和他的小儿子早早起来生火和面……他们跟我打招呼，问我吃过没有。我回答没有，店主随手递给我一个芝麻面包圈，又给站在我身后的一位残疾人两个面包圈。那位残疾人二话不说接过面包圈，一个揣进怀里，另一个掰开碾碎喂了鸽子……
“申遗”给藏红花城带来了无数游客和商机，传统社会不免遭到现代商业的侵蚀，但这一切并没让“守望相助”的传统价值观改变。
申遗的终极目标
伊斯兰文明倡导“慈善”，认为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是政府和富人应尽的义务。穆斯林社会实现穷者分享富者财产的方式是交纳天课(zakat)，意为富人通过施散部分财产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它要求信仰者在注重个人终极关怀和精神修养的同时，以物质手段履行宗教义务，直接服务于社会。
土耳其境内一路走来，我没见到一位衣衫褴褛向路人乞讨的乞丐，这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文明世界”里是企望不到的情景。如果没有在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这个纯净的历史文化遗产小镇逗留，没有通过我自己的眼睛观察，在这个欧美强势文化横扫天下的世界，不知道我的心灵是否还有容纳伊斯兰文明精髓的一角。
我不免会想到，眼下国内一窝蜂的“申遗”狂热中，有多少人明白“申遗”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通过“申遗”我们想得到什么？又能得到什么？我们会因为“申遗”失去什么？
“世界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社会文明与进步应该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光是能够带给世遗景点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还应该通过无形的文化财富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起到教诲和影响。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哪种社会制度，无论属于哪个文明的民族和人民，在生存这个本质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企求，那就是希望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和社会氛围里。在藏红花城，我看到了这一点。
“阿里老爹”按照承诺给我送行，还有他的老狗。那狗显然极不乐意看到主人骑摩托带一位陌生女人在冰凉的早晨出行……它一路狂奔跟着摩托车跑，“老爹”只得猛踩油门，将它远远地甩在后面……
谢方
北京社会科学院学者，自2005年来数度行走奥、捷、匈、意、德、比、卢、荷、西、法、英、波兰等国，近年定居德国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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