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圆明园防渗工程“埋单”？

　　圆明园的事闹大了。这可能是当事方决没有料到的。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光是湖底防渗膜铺设会不会带来“生态灾难”，也不是该项工程花费1.5亿元还是3000万元。这些都很重要，但已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圆明园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之地实施如此大的改观工程之前，我们的制度设置起什么作用？相关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 
　　
　　如果没有公民以个人身份披露，或许这个明显欠缺程序合法性的工程会就此完工，并按设计发挥它“应有的”效应，事实上，它的确已接近完工。 

　　说到法律，我们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文物保护法”。它们还都有一套由条例和地方配套法规组成的法制体系；说到制度，我们有环保“一票否决”制，有重大项目专家论证制，很多时候还有社会听证制；说到管理，我们有各级文物局、环保局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所有这些预设的体制之网相当完备，但就是挡不住违规者一次次地漏过：前些天的国家重点工程违法毁林案尚未了结，今天又轮到圆明园遭殃，明天呢？ 

　　“有法不依，不如无法”。这话有些偏激，却道出了问题的根本。制度之禁屡遭突破，有时在于制度本身的漏洞；但现在更多情况是没有漏洞下的“强行突破”或是视若无睹。这种对法律和制度的公然漠视和挑战如此之多地见诸体制内行为，关键在于临了总是找不到责任人。从目前已知的信息，还未看出谁该为圆明园防渗工程“埋单”；这1.5亿 元或是3000万元如仍就此打了水漂，下一个、无数个“圆明园”就会近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