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鸟巢”争议背后的执政能力

　　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因受到面积过大、技术难度太高和投资过高等质疑而停工修改设计方案，最近，在设计方接受对“鸟巢”的优化方案以后，“鸟巢”又要重新动工了。一切似乎又恢复正常。但是，日前在青岛举办的一个“中国当代建筑文化论坛”上，一批专家声明呼吁保持“鸟巢”的建筑完整性，使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 　　“鸟巢”方案设计的特别顾问艾未未说：“在当时的招标书中要求有屋顶的开合设计，因为科技奥运要有最新的科技成果，所以开合屋顶成了设计中很关键的部分，……这个可开合的屋顶被当作科技奥运的一个指标”。可是现在这个可开合屋顶反而成了超支和技术难度的焦点。“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被公认为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家，而“鸟巢”也被公认为是赫尔佐格事务所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建筑评论家史建在评价“鸟巢”时说，“（‘鸟巢’）不仅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对当代建筑也是一个前瞻性的设计。”一家杂志也认为，对投资过高的质疑并最终压缩了预算，虽然符合了节俭办奥运的精神，但在“鸟巢”这个建筑中被认为是得不偿失。 　　本人对建筑设计纯属外行，甚至欣赏起来也顶多是一知半解。但是，对“鸟巢”设计的争议却让人想的更多，至少凸显出我们在决策机制方面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以“鸟巢”为例，设计方案通过时的一则新闻报道是这样描述的：“‘鸟巢’设计之初和深化设计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节俭办奥运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随后的方案评审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关肇邺和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等13名权威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参赛作品进行严格评审、反复比较、认真筛选，经过两轮无记名投票，选举出3个优秀方案……”，“评审委员会又以压倒多数票推选‘鸟巢’方案为重点推荐实施方案。在讨论时，共有8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1票作废。在国际建筑竞赛中，一个方案能获得如此多的共识，应属少见”，“为征求公众意见，竞赛组织单位又将全部13个设计方案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公开展出。展出历时6天，征得观众投票6000余张。其中被中外评委重点推荐的‘鸟巢’方案获票3506张，名列第一，表现出观众与评委在相当程度上的认同”，“经决策部门认真研究，‘鸟巢’最终被确定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中国国家体育场的最终实施方案”。看上去程序似乎是完整的，既吸收了普通观众的感受，也有中外专家的评价，最后是决策机构的慎重拍板；理念看上去也是正确和先进的，“节俭”、“可持续发展”等要素一个也不少。可通过时的溢美之词言犹在耳，推翻时却声讨为中国众多工程项目的痼疾——“政府干预下的‘三超’”，即：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并且存在安全隐患等导致必须停工修改设计的硬伤。 　　这就有点把人给搞糊涂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设计方案顺利通过？又是什么原因要不惜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停工修改设计方案？没有人出来讲清楚。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节俭办奥运”（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刘敬民语），那么，我的印象中，节俭的原则并非始于今天，可以说在申办北京奥运之初就已经确立，既如此，为什么近40亿的工程造价当初仍然得以通过？另外，2008年奥运会的项目是北京首次采用业主招标的办法来实施的，国家体育场（即“鸟巢”）业主是后来出现的，由政府出58％的投资，然后进行法人招标，从社会招来了中信联合体出42％的投资，组成一个国家体育场公司作为业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恺说，“如果业主很想完成这个项目的话可以追加投资，就是说业主只要追加一亿多投资就可以把这个顶做出来。业主这部分应该不受政府计划的控制，只要建设利用、投资回报上可行，就应该可以做。”然而，尽管有业主近一半的投资，政府的行政指令仍旧能够轻易把设计方案改掉。 　　“节俭办奥运”和“重视安全问题”本身无可指责，但是如果这里面给出的信息并不足以让真正有权利决定这个项目的人们做出客观的评价时，它们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人们有权知道当初这个设计定为40亿元的依据，以及为什么在时隔一年多时间后，又认为这个设计是一个非常浪费的设计？本人愿意相信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设计还有压缩预算的可能。同时也很怀疑，在“节俭办奥运”的口号下，这个设计最终能够维持原有水准的可能。更何况，预算减至30亿元的依据是什么？是一种人们心理上尚可接受的承受线，亦或是保持设计功效与美观的科学测算？如果说40亿是浪费，30亿、20亿还是不是浪费？节俭的标准是什么？说白了，这里面所反映的到底是设计本身的问题，还是评选和决策过程的问题？ 　　公共事务的决策关系到公众利益，因而成为政治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像“鸟巢”这样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更应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既是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及公平，也是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办好2008年的奥运盛会。 　　实现科学的决策，专家们认为：一要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收集相关信息。经验表明，信息缺失或信息失真，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领导者一旦信息渠道狭窄、单一，或者喜欢偏听偏信，其决策往往会偏离正确轨道。尤其在信息社会，掌握足量的信息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基本前提。二要建立专业智囊团，并且发挥专家的作用。决策过程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知识，而政治家本人不可能样样精通。如果过于自信又耻于向别人求教或求助，结果便会出现“拍脑袋”决策的现象。决策者应善于从专家身上吸取智慧。三要广泛听取意见，对重大决策反复进行论证。在许多情况下，决策实际上是一种选择和取舍，要考虑利弊得失，进行价值判断。因而，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特别是听取反对者的意见，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不少地方的政府规定，提供决策的备选方案不能少于三个，这个思路是对头的。最后，科学的决策也属于珍贵资源，获得它需要付出成本。过去我们往往在决策前缺乏深入研究，或者为了节省成本，研究过程草率、肤浅，结果搞得事后要交“学费”。应当专门列出预算，作为重大事项决策研究经费，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报载，内容涉及经济、环境、人口、教育、社保、资源等方面的“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也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并已由专家学者承担其中的研究。其中一项课题的研究者、经济学家胡鞍钢说，从经济学上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无论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由政府决策，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既可以导致市场失效，也可以导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但愿我们的决策机制能认真汲取教训，真正实现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不要再出现类似“鸟巢”这样的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