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企业拟分羹中国1.8万亿水资源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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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06
来源：景观中国网
据统计，2011年我国657个城市的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为15.7%，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区供水管网漏损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管网漏损率大于16%。
过去6年，丹麦环保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
据统计，2011年我国657个城市的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为15.7%，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区供水管网漏损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管网漏损率大于16%。
丹麦环境大臣克尔斯滕·布罗斯博透露，过去6年，丹麦环保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是丹麦环保技术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出口份额仍远低于欧盟市场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江苏无锡报道
水资源的匮乏是中国不争的现实，中国目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在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日益凸显，以北京为例，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水资源量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则不到100立方米，其水平甚至不及全国平均值的1/20。
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政府曾通过跨区域调水工程调节水资源的分布，以及通过流域、湖泊水体的治理缓解水资源质量的恶化。但与此同时，对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始终没有得到公众足够的关心。
“水效”，即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问题不仅对于普通公众来讲相对陌生，即使是目前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水效”一词也少有使用。
2014年10月16日，一场以提高“水效”为核心议题的研讨会——“中国—丹麦城市水效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无锡举行，与会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化解目前中国，特别是城市所面临的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官员与学者的参与，此次研讨会还吸引了多家丹麦企业。
到底什么是“水效”？来自丹麦的与会者，特别是丹麦企业可以为提高“水效”提供哪些“丹麦经验”？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丹麦企业又可以从中觅得哪些“商机”？
我国2011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
相比于公众对于“水效”的陌生，另一个与之含义相近的概念，“能效”（能源效率）却已是进入中国多年，社会各界也已接受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水资源的利用也包含有利用效率的问题，“水效”可以被定义为“一定数量的水投入带来的有用产出”，其中既包括用水效率，也包括供水效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城市水效管理》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的用水效率依然较低。2011年，我国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为198升/天，法国和英国城市居民人均用水量为172升/天，而德国则仅为144升/天。
如果从工业用水的角度进行对比，在2009年，中国每1万美元GDP用水量达到1197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7.3倍、德国的12.3倍。具体到用水量较大的钢铁行业，我国最大的钢铁厂生产1吨钢材所使用的水量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平均水平要多60%左右，而小型企业的用水量则高5倍多。
相比于用水效率，在“水效”这一概念中更容易被人所忽视的其实是“供水效率”，上述课题报告指出，我国城镇中的给水管道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敷设的，由于管网老化、外界因素等的影响，导致我国城市供水管网中的跑、冒、滴、漏现象十分严重。
据统计，2011年我国657个城市的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为15.7%，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区供水管网漏损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管网漏损率大于16%。
而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控制供水时的漏损率，从而提升供水效率，并进而提高“水效”，这恰恰是丹麦在进行城市“水效”管理的过程中拥有丰富经验的环节。
丹麦以“智能水表”提升“水效”
丹麦环境部自然署顾问克里斯汀·哈尔德-莫特森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通过控制漏水的技术应用，丹麦每年供水环节水资源的流失率被控制在7%左右，而即使在许多欧洲城市，水资源在传送系统中流失的水量也大约在20%至40%之间。
供水环节水的流失通常被分为商业流失与实际流失两种，前者指的是因水表等计费系统的不精确导致消费者用水后没有缴纳水费的情况，而后者则是由于供水管网存在的漏洞导致水资源的物理损失。
而依据丹麦的经验，在管线的材质、阀门、水泵、水表，以及对管网的监测等看似平常的环节加大技术投入往往可以有效减少水的供应环节水资源的流失现象。
此外，丹华水利环境技术公司总监斯滕·林德伯格还特别强调了准确计算消费者的用水量对于核算流失率，从而对水资源的利用进行更为精细管理的重要性，而在这一过程中水表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丹麦卡姆鲁普公司的销售总经理米卡埃尔·汉森向与会者讲述了该公司研发的智能水表可以在提高“水效”上发挥的作用。相比于传统的水表，智能水表在三个方面有了改观，首先是通过超声波的原理测量水资源的消耗，提高统计的精确度，这样会减少甚至消除由水表带来的水资源流失，特别是商业流失，而更加精确的水表也会驱使用户的行为模式由“偷水”转变为“节水”；其次，它可以更为清晰地采集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并通过无线传输将分散的数据进行集中存储、分析；另外，教育功能也被加入到智能水表的系统中，通过对消费者的忠告改善其用水行为。
目前这种智能水表正被应用于丹麦格陵兰岛部分居民的家中，通过数据的无线传输，它正在帮助当地的水务部门更好地了解居民精确的用水量与用水习惯。
丹麦水治理企业迎中国商机
在2012年，时任丹麦环境大臣的伊达·奥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投资约1.8万亿元人民币，而“如果丹麦能在其中‘分羹’1%，对于丹麦的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今年9月，丹麦环境大臣克尔斯滕·布罗斯博来华访问，试图推进丹麦与中国在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支持丹麦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布罗斯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坦言，过去6年，丹麦环保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据她透露，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是丹麦环保技术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出口份额仍远低于欧盟市场平均水平。丹麦希望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在本次研讨会期间，与会的丹麦企业代表不断提及，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丹麦政府启动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为专注于节能环保产业的丹麦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被问到丹麦企业是否在中国感受到了相似的机遇时，作为此次研讨会赞助商的格兰富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刘鸿聪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而丹麦企业也确实在尝试将“丹麦经验”引入中国，刘鸿聪向记者介绍，作为一家专注于水泵以及水泵所用电机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格兰富积极参与了中国变频电机标准的制定，并在此过程中分享了在欧盟制定标准的经验。此外，企业还希望通过赞助与水治理领域相关的研讨会、课题研究引发社会对相关议题的关注。
在向中国“推销”新技术的过程中，刘鸿聪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其实更愿意接受全新的技术与解决方案，他也在尝试与中国政府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过去的6年间，格兰富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而中国市场在其全球市场的排位中也由第七位攀升到第一位。
据统计，2011年我国657个城市的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为15.7%，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区供水管网漏损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管网漏损率大于16%。
丹麦环境大臣克尔斯滕·布罗斯博透露，过去6年，丹麦环保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是丹麦环保技术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出口份额仍远低于欧盟市场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陈惟杉 | 江苏无锡报道
水资源的匮乏是中国不争的现实，中国目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100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而在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所面临的水危机日益凸显，以北京为例，国际极度缺水标准是人均水资源量5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危及人类生存生活底线的灾难性标准，而北京人均水资源量则不到100立方米，其水平甚至不及全国平均值的1/20。
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政府曾通过跨区域调水工程调节水资源的分布，以及通过流域、湖泊水体的治理缓解水资源质量的恶化。但与此同时，对于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却始终没有得到公众足够的关心。
“水效”，即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效率问题不仅对于普通公众来讲相对陌生，即使是目前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水效”一词也少有使用。
2014年10月16日，一场以提高“水效”为核心议题的研讨会——“中国—丹麦城市水效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无锡举行，与会者共同探讨如何通过提高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化解目前中国，特别是城市所面临的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值得一提的是，除去中国和丹麦两国政府官员与学者的参与，此次研讨会还吸引了多家丹麦企业。
到底什么是“水效”？来自丹麦的与会者，特别是丹麦企业可以为提高“水效”提供哪些“丹麦经验”？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丹麦企业又可以从中觅得哪些“商机”？
我国2011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
相比于公众对于“水效”的陌生，另一个与之含义相近的概念，“能效”（能源效率）却已是进入中国多年，社会各界也已接受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种，水资源的利用也包含有利用效率的问题，“水效”可以被定义为“一定数量的水投入带来的有用产出”，其中既包括用水效率，也包括供水效率。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城市水效管理》课题报告显示，我国的用水效率依然较低。2011年，我国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含公共用水）为198升/天，法国和英国城市居民人均用水量为172升/天，而德国则仅为144升/天。
如果从工业用水的角度进行对比，在2009年，中国每1万美元GDP用水量达到1197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7.3倍、德国的12.3倍。具体到用水量较大的钢铁行业，我国最大的钢铁厂生产1吨钢材所使用的水量比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平均水平要多60%左右，而小型企业的用水量则高5倍多。
相比于用水效率，在“水效”这一概念中更容易被人所忽视的其实是“供水效率”，上述课题报告指出，我国城镇中的给水管道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敷设的，由于管网老化、外界因素等的影响，导致我国城市供水管网中的跑、冒、滴、漏现象十分严重。
据统计，2011年我国657个城市的供水管网平均漏损率为15.7%，年供水漏损总量为66.8亿立方米，其中中部地区供水管网漏损率最高，西部地区最低，而包括北京、河南、湖南等11个省（区、市）的管网漏损率大于16%。
而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控制供水时的漏损率，从而提升供水效率，并进而提高“水效”，这恰恰是丹麦在进行城市“水效”管理的过程中拥有丰富经验的环节。
丹麦以“智能水表”提升“水效”
丹麦环境部自然署顾问克里斯汀·哈尔德-莫特森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通过控制漏水的技术应用，丹麦每年供水环节水资源的流失率被控制在7%左右，而即使在许多欧洲城市，水资源在传送系统中流失的水量也大约在20%至40%之间。
供水环节水的流失通常被分为商业流失与实际流失两种，前者指的是因水表等计费系统的不精确导致消费者用水后没有缴纳水费的情况，而后者则是由于供水管网存在的漏洞导致水资源的物理损失。
而依据丹麦的经验，在管线的材质、阀门、水泵、水表，以及对管网的监测等看似平常的环节加大技术投入往往可以有效减少水的供应环节水资源的流失现象。
此外，丹华水利环境技术公司总监斯滕·林德伯格还特别强调了准确计算消费者的用水量对于核算流失率，从而对水资源的利用进行更为精细管理的重要性，而在这一过程中水表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丹麦卡姆鲁普公司的销售总经理米卡埃尔·汉森向与会者讲述了该公司研发的智能水表可以在提高“水效”上发挥的作用。相比于传统的水表，智能水表在三个方面有了改观，首先是通过超声波的原理测量水资源的消耗，提高统计的精确度，这样会减少甚至消除由水表带来的水资源流失，特别是商业流失，而更加精确的水表也会驱使用户的行为模式由“偷水”转变为“节水”；其次，它可以更为清晰地采集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并通过无线传输将分散的数据进行集中存储、分析；另外，教育功能也被加入到智能水表的系统中，通过对消费者的忠告改善其用水行为。
目前这种智能水表正被应用于丹麦格陵兰岛部分居民的家中，通过数据的无线传输，它正在帮助当地的水务部门更好地了解居民精确的用水量与用水习惯。
丹麦水治理企业迎中国商机
在2012年，时任丹麦环境大臣的伊达·奥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将在水资源保护方面投资约1.8万亿元人民币，而“如果丹麦能在其中‘分羹’1%，对于丹麦的经济增长影响巨大”。
今年9月，丹麦环境大臣克尔斯滕·布罗斯博来华访问，试图推进丹麦与中国在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支持丹麦企业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布罗斯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问时坦言，过去6年，丹麦环保技术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据她透露，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是丹麦环保技术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出口份额仍远低于欧盟市场平均水平。丹麦希望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在本次研讨会期间，与会的丹麦企业代表不断提及，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丹麦政府启动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为专注于节能环保产业的丹麦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在被问到丹麦企业是否在中国感受到了相似的机遇时，作为此次研讨会赞助商的格兰富集团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刘鸿聪对此做出了肯定的答复。
而丹麦企业也确实在尝试将“丹麦经验”引入中国，刘鸿聪向记者介绍，作为一家专注于水泵以及水泵所用电机研发与生产的企业，格兰富积极参与了中国变频电机标准的制定，并在此过程中分享了在欧盟制定标准的经验。此外，企业还希望通过赞助与水治理领域相关的研讨会、课题研究引发社会对相关议题的关注。
在向中国“推销”新技术的过程中，刘鸿聪感受到了中国政府相比于西方国家的政府其实更愿意接受全新的技术与解决方案，他也在尝试与中国政府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过去的6年间，格兰富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两倍，而中国市场在其全球市场的排位中也由第七位攀升到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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