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全球化”的幻觉

　　2月14日的《人民日报》披露了有关方面所做的一项调查，称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该报在援引一些专家观点的同时，还引用有关统计数据来说明中国城市化的“大跃进”。

　　这则报道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批评的焦点集中于造城运动的“大跃进”所带来的后果。人们呼吁，城市化应该有内涵，应该循序渐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但同时，我认为，发展国际大都市的方向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在没有搞清楚国际大都市的含义和条件时，就一窝蜂地瞎折腾。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能回避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基本背景，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政府大搞“国际大都市”的冲动是如何产生的。

　　其中一个基本背景是全球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扩张、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技术的快速变革、市场规模的扩大，这些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不同方面影响并塑造着城市的形态和特征。一旦地方城市卷入全球化浪潮，它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城市。全球化改变了城市的发展空间。地方城市必须经历转型，努力去适应这种变化，才能在新的空间里获得发展的机遇和资源。

　　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城市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中央的放权改革和鼓励引进外资的对外开放政策，让越来越多的地方城市，直接参与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来。竞争虽然很无序，但外资在塑造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却是很明显的。可以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全球化进程基本相吻合的。所以，我首先会肯定，地方争相规划发展“国际大都市”，是地方日益全球化的一个产物。

　　但是，这并不是说，各地产生发展“国际大都市”的冲动，都是合理的。相反，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和特定的发展模式下，争相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地方政府，其眼前呈现的却是“地方全球化”的幻觉。

　　幻觉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空间作用力是均衡的。在很多地方领导人看来，只要实行了对外开放，只要参与世界经济，地方城市就可以被建设成国际性城市。事实上，每个国家内的城市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体系，只有那些全球经济影响力被广泛认可的城市，才能处于这个体系的顶端。但国家再怎么发达和开放，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也毕竟只是很少的几个。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城市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何况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模式本身就存在着地区上的不平衡。

　　幻觉之二是，一幢幢标志性建筑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地方性城市就可摇身一变为国际化大都市。殊不知，这些缺乏创意、失去传统的标志性建筑，已经被证明是城市规划中的败笔。借用历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的说法，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但走遍中国的城市，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城市的设计者能够清楚，城市到底应该具有哪些方面的社会功能。30年高度浓缩的城市化历程中，各地都是不顾一切地扩展工厂，建筑高楼大厦，而没有把“社会核心”——学校、图书馆、医院、剧院、社团、社会服务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确定为日常城市规划的必需元素。结果，我们设计了一个又一个梦幻般的城市，但建设起来的却是冷冰冰的城市。国际大都市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促进社会进步。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城市建设，这个指标只是变成了口号。

　　幻觉之三是，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基础。国际大都市最合适的人口数量是多少，这历来存有争论。倘若大都市必然是大人口，中国的确是有厚实的基础，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在未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区域集中8亿人口，其中的核心城市的人口达到2000万-3000万甚至5000万，才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重构城市体系的出路。这种未经证实的理论，很好地迎合了各级领导人的发展大思路。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土地征用矛盾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如何提供，庞大的人口规模引起的交通和生态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缺乏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仅目前6亿城镇人口中尚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更遑论未来更大规模的都市人口的权利保障问题。

　　地方全球化是一个现实，也是一个趋势，但在地方领导人那里，却产生了种种幻觉。在这些幻觉下，各地纷纷举起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旗帜。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但国际大都市的遍地开花，却只能沦为神话。在城市前面加一个“国际化”的头衔，未必会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也未必会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资源。既然地方和城市的全球化不可避免，我们就不妨扎实做好“基础设施的全球化”，在治理和管理的民主化、服务提供的分散化、革新的扩散化和服务范围的多样化等方面做好文章。这些方面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们更为基础性，乃是因为它们关系到21世纪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核心课题，即如何更好地安置我们自身。

　　唐贤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