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瓦卢或因全球变暖消失 副总理:没有谁该被责怪
admin
2010-06-12
来源：景观中国网
图瓦卢或因全球变暖消失 副总理:没有谁该被责怪
“在全球暖化中,没有谁应该被责怪”
“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国家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
《地球的温度》摄制组讲述他们的奇异经历
从图瓦卢回来,沈飞峰连续三天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围困在水世界中,就像《百年孤独》的最后:“强烈的飓风已经刮来,飓风把门窗从铰链上吹落下来,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甚至撼动了房子的地基……”
沈飞峰就职于凤凰卫视,2010年2月,他们一行5人越过赤道跑到南太平洋岛国；与此同时,凤凰卫视的另一队人马,则由黄海波和秦晴带领,赶到北极圈以内的新奥尔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拍摄名为《地球的温度》的纪录片。
“没了摄影机,我们就像太监一样”
“我们选择北极和赤道两个拍摄地,希望给处在温带的中国观众带来不曾有的影像冲击,对已经对气候问题有些厌烦和慵懒的观众有所触动。”黄海波这样解释他们的拍摄目的,“当然,这是每一个普通人所奢望的旅程。”
在三个月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遭遇——或惊心动魄,或啼笑皆非。
2010年2月9日,农历新年前夕,沈飞峰和同事们抵达图瓦卢。这是全球第一个将因海平面上升而消亡的国家。当地受海水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渔民失业、农民失地、国家领土渐渐消失。2001年,图瓦卢政府宣布“对抗海平面上升的努力已经失败”,开始有步骤地迁移国民。
受新形成的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影响,当地一直风雨交加,时骤时缓。10日上午,沈飞峰一行跟随图瓦卢渔民,坐小舢板出海打鱼,一路风浪颠簸。“期间云层开了一个口,阳光洒下来,我们抓紧机会登上一座外岛,想拍摄水中人工种植、用来抵挡风浪的红树林。”
“本来我们是穿着拖鞋的,但在水中行进很笨拙,于是把拖鞋脱了。”就在边行进边拍摄的过程中,摄影师不小心踩到水底的珊瑚礁,失去了平衡。“一声惨叫后,我回头一看,摄影师人在水里,右手仍高高举着,努力保护他的机器!”当时沈飞峰下意识地反应,却是第一时间冲过去抓摄影机,而不是先把摄影师扶起来。
“很没良心吧?但相信任何一个摄制团队,都会有这种默契。”可惜,机子已经哗啦哗啦淌水了。
“没了摄影机,我们就像太监一样。”沈飞峰无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照相机的摄录功能,拍回了一些岛上的风光和几户居民的生活片段,但图像的颗粒特别粗糙。
副总理的手机进水了
除了摄制组的摄像机进水,图瓦卢副总理的手机也经历了一次进水,让沈飞峰一行的采访差点因此泡汤。
采访图瓦卢的总理,出发前已经和总理的首席秘书联系好,对方说没问题,到了图瓦卢当天就可以访问总理。没想到,一到图瓦卢,便遇到变故:旅游局官员来接机,说采访总理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下午,具体时间再通知摄制组。
第二天下午两点,摄制组还没接到进一步通知,沈飞峰等不及,直接进了总理办公室。谁知又遭变故——新闻秘书说,总理正在开内阁会议,让他回酒店房间等消息。
酒店就在政府总部旁边,只有半分钟不到的路程。安排了导演和一名摄影师出去拍摄外景,沈飞峰和另一名摄影师就窝在酒店等,哪也不敢去。等到5点半,再打电话过去,新闻秘书说,还在开会,一个小时后再通知他们。
6点半,天色昏暗,拍外景的同事已经回到酒店,整队人带着摄影器材和灯具杀上总理办公室。“当场傻眼:眼前所见,黑灯瞎火,人去楼空!”沈飞峰赶紧打新闻秘书的手机,她在家里!问起采访总理的事,很有诚意地说:“哇哦,不好意思……我忘了……”
新闻秘书道歉后,说总理公务繁忙,不能接受采访了,安排副总理接受采访,时间是翌日上午9点半。而摄制组,是11点半的飞机离开图瓦卢。哪知道,到了“约定”的时间,找到副总理的秘书,他一脸愕然,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没人通知他!而且,副总理当天也要出国,到日本去谈判渔业事务。副总理现在也没办法联络,因为他的手机“进水了,坏了”!
不幸中的万幸,摄制组和副总理是同一班飞机,他的秘书说,副总理可以在飞机上接受采访。
对副总理的采访,又经历了第N个变故。几经周折,最后在斐济首都苏瓦一家旅馆的草地上,终于完成了对副总理的采访,而且原本只答应给15分钟的采访时间,最后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这也是变故的话,是最好的一变。”沈飞峰仿佛松了口气。
虽然被折腾得够呛,但沈飞峰后来却体会到“这其实是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么说吧,岛国人民过的是随心所欲的日子,没什么时间概念,最重要的是享受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没什么是非得马上办不可的事,今天不成明天来,明天不成后天来,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那种压力和紧迫感,对他们来说,是个惊讶的概念。”
“据说除了搬行李和做饭不会,她们和男生一样强悍”
农历虎年正月初五,秦晴带领的北行拍摄小组抵达斯瓦巴德的首府朗伊尔宾,开始在北欧的拍摄。
斯瓦巴德群岛是地球上有人类聚居的最北端的岛屿。2月28日,在斯瓦巴德群岛拍摄的最后一天,摄制组兵分两路拍摄。秦晴、导演(也是一名女生)和摄像由当地一个导游带着进入冰川洞穴内部,因为要过雪山,所以要开雪地摩托。
雪地摩托可以坐两个人:一个司机和一个乘客。秦晴以为,导游和摄像两个男生各开一辆雪地摩托,带着两个女生就好了,但是导游说,雪地摩托车经常半路抛锚,必须多带一辆。“导游说,只要开过汽车就能开雪地摩托。”由于导演平时不开车,所以出发前的最后一刻,秦晴被迫独自驾驶一辆雪地摩托。
“我平时开车,但从来没开过摩托车。而且年纪大了以后对这种冒险行为也不太‘感冒’,尤其是膝盖做过手术后,对自己的敏捷身手也不太有自信。”秦晴回忆。
雪地摩托是在雪上走的,遇到冰面只能放任自流,听天由命。这个冬天,斯瓦巴德气候反常,高温多雨,路面大面积冰冻,山坡上的积雪也有很多变成了冰,车子完全不听控制。“我也基本没有挣扎,车子滑出很远,好在没有翻车。但现在回想,可能正是不挣扎救了我。”
谈起自己的女同事,沈飞峰说:“据说除了搬行李和做饭不会,她们和男生一样强悍。”
“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
在北欧拍摄期间的一天,黄海波和摄像德基在零下35摄氏度的寒风中驾驶雪上摩托前往离首府朗伊尔宾100公里外的俄国人聚集地巴伦支堡。大雾中恍惚看到一座鬼城,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但是一阵远远的音乐却一直把他们引到那尊最北的列宁雕塑前,音乐声也越来越大,他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身后竟是一群舞动着的老人和妇女还有小孩,在寒风中他们喝着伏特加跳着迪斯科来庆祝节日——这在北极地区是最令人兴奋的节日——太阳节。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斯瓦巴德岛将会看到太阳。
“看到他们我在想,下一个冰冻期来到前的人类,还有什么温度不能适应。”黄海波感叹人类的坚韧。
《地球的温度》缘起于2009年秋天。当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建议媒体多关注一下气候:“环保是咱家门口的事,而气候是全人类的事。”不久后的12月,哥本哈根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一反联合国大会大国唱主角的常态,焦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图瓦卢这样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不发达的国家,动作频频,一时间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节目组最初的思路,是想在陈述所有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要把人类适度节制的信息传递出去。而在采访过程中,他们又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比如,沈飞峰就提到,在采访图瓦卢副总理时,他说,关于气候变化的原罪论,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要为过去他们排放的累积二氧化碳量赎罪,现在争论这些问题是没必要的,重点是全世界都要立刻采取行动,包括人口只有一万多人的小国图瓦卢。他还说,在全球暖化中,没有谁应该被责怪。“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国家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图瓦卢的一位NGO负责人也有类似的观点。
而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陆地面积居世界第三的中国,必将在气候这一博弈中占主角。好在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旗帜鲜明地在维护中国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执行减排义务。“不要忘了这个片子就是发改委呼吁出来的。”黄海波说,他们做着该做的事,为气候问题,人类生存问题提供着东方智慧。
“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国家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
《地球的温度》摄制组讲述他们的奇异经历
从图瓦卢回来,沈飞峰连续三天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围困在水世界中,就像《百年孤独》的最后:“强烈的飓风已经刮来,飓风把门窗从铰链上吹落下来,掀掉了东面长廊的屋顶,甚至撼动了房子的地基……”
沈飞峰就职于凤凰卫视,2010年2月,他们一行5人越过赤道跑到南太平洋岛国；与此同时,凤凰卫视的另一队人马,则由黄海波和秦晴带领,赶到北极圈以内的新奥尔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拍摄名为《地球的温度》的纪录片。
“没了摄影机,我们就像太监一样”
“我们选择北极和赤道两个拍摄地,希望给处在温带的中国观众带来不曾有的影像冲击,对已经对气候问题有些厌烦和慵懒的观众有所触动。”黄海波这样解释他们的拍摄目的,“当然,这是每一个普通人所奢望的旅程。”
在三个月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许多意料之外的遭遇——或惊心动魄,或啼笑皆非。
2010年2月9日,农历新年前夕,沈飞峰和同事们抵达图瓦卢。这是全球第一个将因海平面上升而消亡的国家。当地受海水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渔民失业、农民失地、国家领土渐渐消失。2001年,图瓦卢政府宣布“对抗海平面上升的努力已经失败”,开始有步骤地迁移国民。
受新形成的南太平洋热带气旋影响,当地一直风雨交加,时骤时缓。10日上午,沈飞峰一行跟随图瓦卢渔民,坐小舢板出海打鱼,一路风浪颠簸。“期间云层开了一个口,阳光洒下来,我们抓紧机会登上一座外岛,想拍摄水中人工种植、用来抵挡风浪的红树林。”
“本来我们是穿着拖鞋的,但在水中行进很笨拙,于是把拖鞋脱了。”就在边行进边拍摄的过程中,摄影师不小心踩到水底的珊瑚礁,失去了平衡。“一声惨叫后,我回头一看,摄影师人在水里,右手仍高高举着,努力保护他的机器!”当时沈飞峰下意识地反应,却是第一时间冲过去抓摄影机,而不是先把摄影师扶起来。
“很没良心吧?但相信任何一个摄制团队,都会有这种默契。”可惜,机子已经哗啦哗啦淌水了。
“没了摄影机,我们就像太监一样。”沈飞峰无奈。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照相机的摄录功能,拍回了一些岛上的风光和几户居民的生活片段,但图像的颗粒特别粗糙。
副总理的手机进水了
除了摄制组的摄像机进水,图瓦卢副总理的手机也经历了一次进水,让沈飞峰一行的采访差点因此泡汤。
采访图瓦卢的总理,出发前已经和总理的首席秘书联系好,对方说没问题,到了图瓦卢当天就可以访问总理。没想到,一到图瓦卢,便遇到变故:旅游局官员来接机,说采访总理的时间安排在第二天下午,具体时间再通知摄制组。
第二天下午两点,摄制组还没接到进一步通知,沈飞峰等不及,直接进了总理办公室。谁知又遭变故——新闻秘书说,总理正在开内阁会议,让他回酒店房间等消息。
酒店就在政府总部旁边,只有半分钟不到的路程。安排了导演和一名摄影师出去拍摄外景,沈飞峰和另一名摄影师就窝在酒店等,哪也不敢去。等到5点半,再打电话过去,新闻秘书说,还在开会,一个小时后再通知他们。
6点半,天色昏暗,拍外景的同事已经回到酒店,整队人带着摄影器材和灯具杀上总理办公室。“当场傻眼:眼前所见,黑灯瞎火,人去楼空!”沈飞峰赶紧打新闻秘书的手机,她在家里!问起采访总理的事,很有诚意地说:“哇哦,不好意思……我忘了……”
新闻秘书道歉后,说总理公务繁忙,不能接受采访了,安排副总理接受采访,时间是翌日上午9点半。而摄制组,是11点半的飞机离开图瓦卢。哪知道,到了“约定”的时间,找到副总理的秘书,他一脸愕然,说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没人通知他!而且,副总理当天也要出国,到日本去谈判渔业事务。副总理现在也没办法联络,因为他的手机“进水了,坏了”!
不幸中的万幸,摄制组和副总理是同一班飞机,他的秘书说,副总理可以在飞机上接受采访。
对副总理的采访,又经历了第N个变故。几经周折,最后在斐济首都苏瓦一家旅馆的草地上,终于完成了对副总理的采访,而且原本只答应给15分钟的采访时间,最后谈了将近一个小时。“如果这也是变故的话,是最好的一变。”沈飞峰仿佛松了口气。
虽然被折腾得够呛,但沈飞峰后来却体会到“这其实是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么说吧,岛国人民过的是随心所欲的日子,没什么时间概念,最重要的是享受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没什么是非得马上办不可的事,今天不成明天来,明天不成后天来,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那种压力和紧迫感,对他们来说,是个惊讶的概念。”
“据说除了搬行李和做饭不会,她们和男生一样强悍”
农历虎年正月初五,秦晴带领的北行拍摄小组抵达斯瓦巴德的首府朗伊尔宾,开始在北欧的拍摄。
斯瓦巴德群岛是地球上有人类聚居的最北端的岛屿。2月28日,在斯瓦巴德群岛拍摄的最后一天,摄制组兵分两路拍摄。秦晴、导演(也是一名女生)和摄像由当地一个导游带着进入冰川洞穴内部,因为要过雪山,所以要开雪地摩托。
雪地摩托可以坐两个人:一个司机和一个乘客。秦晴以为,导游和摄像两个男生各开一辆雪地摩托,带着两个女生就好了,但是导游说,雪地摩托车经常半路抛锚,必须多带一辆。“导游说,只要开过汽车就能开雪地摩托。”由于导演平时不开车,所以出发前的最后一刻,秦晴被迫独自驾驶一辆雪地摩托。
“我平时开车,但从来没开过摩托车。而且年纪大了以后对这种冒险行为也不太‘感冒’,尤其是膝盖做过手术后,对自己的敏捷身手也不太有自信。”秦晴回忆。
雪地摩托是在雪上走的,遇到冰面只能放任自流,听天由命。这个冬天,斯瓦巴德气候反常,高温多雨,路面大面积冰冻,山坡上的积雪也有很多变成了冰,车子完全不听控制。“我也基本没有挣扎,车子滑出很远,好在没有翻车。但现在回想,可能正是不挣扎救了我。”
谈起自己的女同事,沈飞峰说:“据说除了搬行李和做饭不会,她们和男生一样强悍。”
“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
在北欧拍摄期间的一天,黄海波和摄像德基在零下35摄氏度的寒风中驾驶雪上摩托前往离首府朗伊尔宾100公里外的俄国人聚集地巴伦支堡。大雾中恍惚看到一座鬼城,街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但是一阵远远的音乐却一直把他们引到那尊最北的列宁雕塑前,音乐声也越来越大,他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身后竟是一群舞动着的老人和妇女还有小孩,在寒风中他们喝着伏特加跳着迪斯科来庆祝节日——这在北极地区是最令人兴奋的节日——太阳节。因为从这一天开始,斯瓦巴德岛将会看到太阳。
“看到他们我在想,下一个冰冻期来到前的人类,还有什么温度不能适应。”黄海波感叹人类的坚韧。
《地球的温度》缘起于2009年秋天。当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建议媒体多关注一下气候:“环保是咱家门口的事,而气候是全人类的事。”不久后的12月,哥本哈根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一反联合国大会大国唱主角的常态,焦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图瓦卢这样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最不发达的国家,动作频频,一时间吸引了全球媒体的目光。
节目组最初的思路,是想在陈述所有事实和数据的基础上,要把人类适度节制的信息传递出去。而在采访过程中,他们又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比如,沈飞峰就提到,在采访图瓦卢副总理时,他说,关于气候变化的原罪论,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要为过去他们排放的累积二氧化碳量赎罪,现在争论这些问题是没必要的,重点是全世界都要立刻采取行动,包括人口只有一万多人的小国图瓦卢。他还说,在全球暖化中,没有谁应该被责怪。“这句话出自可能消失的国家副总理之口,有点意外。”图瓦卢的一位NGO负责人也有类似的观点。
而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陆地面积居世界第三的中国,必将在气候这一博弈中占主角。好在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旗帜鲜明地在维护中国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执行减排义务。“不要忘了这个片子就是发改委呼吁出来的。”黄海波说,他们做着该做的事,为气候问题,人类生存问题提供着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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