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与都市主义：不只是上海

Mostafavi，哈佛设计学院院长，主持了“建筑与都市主义”的专家研讨会

专家成员名单：

Mostafavi（莫森•莫斯塔法维）：哈佛设计学院院长
Alex Krieger（艾历克斯•克里格尔）：城市设计领域的教授
王林：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科研管理处和主任规划师办公室副主任（上海规划委员会行政办公室）
约翰• C•波特曼三世：建筑学硕士。 73届校友，波特曼控股公司副主席
伍江：同济大学副校长
俞孔坚：设计学博士。95届校友，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创始人和院长；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与设计系兼职教授；土人景观创始人、总裁及首席设计师

 
　　Mostafavi院长在开启讨论时指出，在哈佛设计学院（GSD）有三个讨论设计课程涉及中国当今的问题（详情见北京北部边缘关于苏家坨镇讨论设计课的报道）——每一个课程都以一定方式融入了建筑、景观设计、城市规划探寻可持续、生态健康的发展方式。
 
　　上午的小组讨论议题宽泛，主要是关于上海的物质环境：中国都市主义的本质是什么？Mostafavi说，鉴于中国和印度 “表面城市化过程”（如在浦东周围所呈现的），如何才能应对其变化和增长的速度？城市化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范围和速度，规划师和决策者究竟又将怎样处理未来的城市化和它的基本原理？就浦东来说，他指出，是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配置的结果——这一结果使得建筑个体“这些物体”成为了目标，但实际上它们内部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社区。中国所谓的“二线”城市的成长会重蹈覆辙吗？
 
　　Alex Krieger感叹了他从同一间酒店房间所看到的现在的景色和18个月前有多么不同。他说，参观拜访各地可以是“令人下巴都掉到地上的体验，”，进一步追问如此巨大的发展和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回顾历史，他列举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城市发展速度和高度震惊了欧洲游客。当代中国对于标志性建筑的推崇让他想起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其本身又是对巴黎歌剧院的缅怀）；他说，总的来说，中国的大城市现在正试图复制和超越早期象征着伟大的城市如波士顿和纽约等城市发展的天际线。但由此产生的发展会引发几个问题。
　　
　　他首先回应Mostafavi，他说个体标志性的建筑物仅仅如此：而一个社区不但需要“结构”，也需要结构之间的某种组织。谈到上海的摩天大楼阵列，他问道：“当你用完了形状的时候会怎样？”——这一时刻可能即将来临。第二，Krieger说，这些建筑物是从鸟瞰的视角构思出来的，但却轻视了地面上街头市民对城市及其建筑物的体验。第三，他惋惜在浦东宽阔的街道上，明显的“恋车情结”造成了交通的拥堵（就像北京所经常面临的），并对全球气候产生了不利影响——但讽刺的是，美国人又重新使用起自己的自行车。
　　
　　他说，当美国人正在重新发现认识他们自己建成环境的历史肌理时，中国却在“复制历史，而不是珍惜历史，” 例如，采用早期的形式来搭建新的肯德基快餐店。盲目地去重建而不是维护和恢复历史结构，中国大部分的建成历史已消失不见了。伴随其消失的还有：人们所居住的场所也因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计划以“惊人的程度”被霸占了。Krieger担心，这一风险是加州的奥兰治县模式似的蔓延——一个对于中国来说不堪设想的前景，尤其考虑它目标是容纳多达13亿的人口。
 
　　Krieger指出，从建设和发展的速度中所获得收益，也向我们提出很现实的问题，在已建成的环境中“质量被摆在什么位置”？
 
　　最后，他推测上海和亚洲其他特大城市将挑战城市规模的极限：一个正常运作的大城市究竟能有多大呢？
 
　　他说，在欧洲和美国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城市化中产生了一个伟大发明的浪潮，引入了摩天大楼、污水处理系统、公园、多层次的交通、郊区和公共交通。他说，每一个城市元素都正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发展中发挥着作用，因而也提出了空前紧迫的问题，亚洲今天大城市的城市化又怎么产生与以往相当的属于二十一世纪的发明呢？
 
　　伍江论述了上海发展成为世界中心遵从可持续城市的宏伟计划。他说，浦东对标志性摩天大楼的重视，是源于1992年对该地区的特意规划，当时的决定是要跨过黄浦江——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措施——希望将东部地块开发为未来的国际金融之都，从而有一幢高过一幢的建筑（420米高的金茂大厦、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以及现在还在建设当中的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无一不彰显着上海是“龙之首。” 他说，向上攀升到如此之高楼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对土地的使用，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
 
　　这座城市的发展（现在估计是在66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容纳2千万的人口）要实现目标，意味着不仅是要适当地扩大上海，还需要在更广阔的地区建立9到10个新城。他说新的基础设施扩建工程——包括一个新的远离黄浦江滨市中心的大型深水港口，恢弘的浦东国际机场和快速发展的全国铁路网络的上海段——都将支持和容纳这一区域性的城市发展。本地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将包括四条环形公路及高速公路系统，以及潜力巨大的地铁系统（目前其所有规模只达到了预期规划程度的一半）。
 
　　同时，全市已覆盖有公园和绿道。保护历史文化遗址方面的努力也在不断付出——不只是个体建筑，也包括整个区域，如黄浦江对岸与浦东区隔江相望、整饬一新的外滩商务区，——使他们能够在变化了的城市结构中获得新生。他还提到Krieger为外滩商务区设计了公园道——这是第一个综合了基础设施（外滩商务区的主要道路系统）和公共休闲空间的项目，这是上海重要的起点。 即将开幕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意地选择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传递上海将持续演变的重要信息。
 
　　John Portman，作为第一位（1990年）在上海现代化的浪潮中完成了项目的境外开发商，谈了谈他的一些工作经历。早期的项目，为了使外国人适应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是自给自足的：周边的小城市使得那些被委派到这个陌生地方的外国人能够享受到国外的便利，使他们尽可能地从不得不投身到城市中的痛苦解放出来。而最近的项目相对来说不能那样置身世外。他说，那些纯粹为客户而做的建筑项目，往往更易受到Krieger所提及的种种设计限制：例如用华丽的造型，塔楼装饰性的屋顶来满足开发商的欲望，他也暗示，由于缺乏一些必须的设计品质，他的公司已经实现了为自己的投资任务。最后，他介绍了一个20世纪20年代的社区尺度的革新项目——一个他认为值得未来为之努力的典范，而不是现在所常见的大规模的拆迁重来。
 
　　在这一点上，Mostafavi参与讨论。历史记忆在环境建设规划中对于中国公民来说到底有什么用？他想知道，究竟有没有变革。而Krieger说，中国人并不多愁善感使人振作——他们没有过多地被过去所累，而像美国某些情况那样在保护方面矫枉过正。但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家独一无二的历史，他担心中国的发展会对过去变得健忘和敌视，带来一个不受期望的转向。
 
　　王林指出，当家庭生活在拥挤的破旧的小单元中将趋向于举家搬迁。但是，这提出了一个关于谁有权让他们搬走的问题，或是谁来决定一栋建筑是被整修还是土地再开发。上海仅有一个尊重居民的权利，让其自己决定再利用他们社区设施的例子。她说，如果不出现更好的再利用实例，很可能更多历史悠久的地区仅仅就永远地消失了。为创造好的范例，——政府的责任是为历史区域寻找到新的用途，并在他们内部创造出公共空间。而在这一点上，西方的经验被认为是赋有成效的。Mostafavi指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是西方成功的关键；他说，在中国，政府似乎是通过私人企业来实现迅速的、大规模的变化。在这中间找到一种平衡，政府可能需要是重新定位职责，并寻求发展途径而不是追求高耸的新建筑，这是能构建起拥有公共空间的社区，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俞孔坚看到了整体革新的机遇和需求，发起了城市建设中的“绿色革命”。他说，两千年来，中国的城市设计模式一直没有改变。他将之比喻为过去裹脚的陋习（所谓的“小脚”审美）：一种贵族式的、宫庭式的，以文人为中心的审美风尚，却与农村生活的方式格格不入。他说，后者更贴近土地和自然资源。现代发展的实践是靠纯美学设计的驱动：化妆式的和表皮式的建筑物和装饰性的植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完全是与中国庞大人口赋予其自然资源的巨大压力背道而驰，也与其土地和水系统的承载能力南辕北辙。没有什么比扭转城市贵族化的审美更为棘手，这足以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
 
　　他说，这一设想应遵循“农村的大脚”——中国历史上与自然的，绿色基础设施、水系统及其生态承载力相一致的做法（所有这些在一个有着大量工程项目、混凝土防洪墙的国家里都是被忽略了的）。这将是界定公共空间的关键。（俞孔坚的景观实践，是以这些自然系统为特征的，而不是以审美或园艺为原则。）
 
　　这些思考促使Krieger重温他对一个世纪前的城市革新的经历。他说，所有这些创新都是资源密集型的。面对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创新。伍江指出，这种扩张，肆意消耗土地，是最具灾难性的开发模式占用了基础资源。Mostafavi希望对这些问题的审视能激励推动创新，因为城市化已经遇到了真实的资源限制，就像伦敦对通勤交通的拥挤收费便鼓励了电动车的使用。
 
　　一些讨论者想知道，国家政府鼓励多个城市中心的计划是否可行，以及他们是否有精心规划。伍江认为，个别的中心规划，如上海，是可行的，但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建立分散的城市中心，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权衡，它们是没有做好准备的。例如，上海周围新的卫星城如何实现经济上的发展计划尚不明晰。
　　Krieger认为，中国可能会更希望预见500个1百万人口的城市而不是50个1千万到2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实际上它们并不是朝着前一个方向发展的。他还指出，就现有城市的历史区位来看，其发展和城市外扩张正在摧毁中国最好的农田，这不其他像其他国家，比如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蔓延决不会影响到位于达科他州的麦田。
 
　　一些发言者指出，政府需要发挥作用以引导开发结果。Portman说，政府需要为历史建筑保护和再利用提供激励机制。Mostafavi指出，政府需设立起城建审美标准，否则开发商将粗制滥造出出毫无吸引力的建筑物，彼此间却毫无关联；这一标准还必须要与切实，有意义的审核过程相配合。致力开发的Portman也同意，如果没有这种改变，所有开发商都会追求自己项目的最高高度和自我满足的设计获得空中的幻想，地面上却出现了畸形的社区。
 
　　俞孔坚再次指出，“生态都市主义”由自然系统及其制约因素所引导，可以实现街道社区尺度的融合，而不是时下奉行的“建筑都市主义”，只有孤伶伶的项目和标志性的塔楼。对北京和上海未来20年的巨大成长潜力，他的意见既有机遇，可以重新思考发展途径；同样也有警告，如果目前的实践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