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2050：低碳中国路线图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倒计时100天”来临之时，气候变化早就成为一种实体与人类相伴。
但中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中国既不能因为过快发展低碳经济，而为全球的低碳转型埋单；也不能落后于全球的低碳转型而丢掉未来世界中有利的地位。
低碳中国的两难角色
国际上，大半年已过去，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政治意愿的聚合，与去年支离破碎的波兹南会议相比，仍有“再造”之感。国内，具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背景的碳排放政策建议报告，选择在此期间出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产生“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于8月2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情况。在谈到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时，他表示中国将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体制机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
除此之外，中国还计划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作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则对记者表示，目前向低碳社会的第一步迈进，在于将“碳排放强度”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中。
如果把碳排放强度作为一个目标，虽然这跟能源强度相比实际上走出去并不会太远，更多的是一个折算问题。然而，这在概念上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吴昌华表示，这个时机比较好，可以在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讨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也对CBN表示，碳排放强度放在“十二五”规划中，是有可能的。
“我们已经有能源强度目标，把这个转换成碳排放强度目标，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太大难度，都是可行的。”潘家华表示，而且碳排放强度如果放入“十二五”规划之中，可以给整个社会一个明确的低碳信号，意义是非常积极的。
在陪同前英国首相布莱尔近日对中国高层的一次拜会中，吴昌华得到了一些判断。她认为，中国目前怎么去处理气候变化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怎么看。
从实际操作层面而言，比如说行业试点或者是碳交易，中国自己先做是没有经验的。吴昌华表示，目前国家采取比较稳妥的战略，因为牵扯利益这么大，有可能吃亏。中国可以先自己经营，先在国内的碳市场实验，例如北京、天津、上海的碳交易所都在做准备，而这种趋势应该是可以被国际社会解读为积极的。
对于“碳税”将成为贸易壁垒这个趋势，吴昌华认为，这几乎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不过她也表示，类似于美国的边际调节税，我们可以自己开始先征收，目前国内在这方面关键的研究项目也都在做。
在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所做的《中国的低碳发展情景和技术路线图》中，在提到碳税方面的基准情景中，要到2020年开征能源税，采取较低税率；在低碳情景中，要2020年开征碳税，较低税率之后增加；在强化低碳情景中，要2020年前开征碳税，较低碳税之后增加。
不过潘家华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国税收体系不是那么简单的，整个价格体系没理顺，检测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不要把碳税太当回事情。
“2050”设想与峰值之争
“低碳情景”、“强化低碳情景”以及“不采取气候变化对策的基准情景”，是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根据未来几个主要因素设计的三个排放情景。
其中提出，在2020年，发达国家需要与1990年相比有明显减排，减排率达到25%~40%。而到2050年，平均减排要达到80%~90%。
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时间段将会明显比较长，如中国的低碳情景，要在2050年争取实现与2000年的排放持平，与2030年排放高峰相比减排50%~60%。
其中，2050年基准情景一次能源需求量由2005年的21.8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66.57亿吨标准煤。
2050年的低碳情景中，一次能源需求量则由2005年的21.89亿吨标准煤增加到52.50亿吨标准煤，其中风电、生物质能发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6.0%。
与低碳情景下相比，在强化低碳情景下，CO2排放量2030年之后开始有明显下降，2050年则要下降42%。而在进一步强化节能的基础上，一次能源需求量则下降4.5%，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等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8%，增加了7%，在2020年之后大规模普及煤气化[16.98 1.74%]联合循环发电技术(IGCC)，同时配备CCS。
与此同时，根据由目前一系列用“自下而上”方面作出的情景分析，在低碳情景下的减排目标年份预计在2030年，近期出版的一份《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则更引起国外普遍关注。
该报告由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组成的“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课题组”撰写。报告列出了几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案，其中最乐观的方案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有望在2020年后减缓，并在2030年左右见顶，然后出现下降。
在姜克隽、胡秀莲等人所做的另一份《中国的低碳发展情景和技术路线图》中也提出，与基准情景的没有减排目标相比，在低碳情景下和强化低碳情景下，均于2030年开始承诺减排目标。
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对记者表示，《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这样的研究报告，中国有不下20份，它们并不是政府公布的白皮书，亦不是政策报告。而该报告提及“2030年峰值”，只是描述了一个情景。
吴昌华则表示，目前例如中科院方面的态度是2030~2040年出现峰值，《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此时发也是有原因的。吴昌华说，要注意到虽然这些报告撰写者均为纯粹学术之人，但均属于领先智库学者，都向政府进行政策建议。
作为《2050中国能源和碳排放报告》顾问之一的潘家华则觉得他们的2030年封顶出现拐点过于乐观。
首先，在技术层面，潘家华认为，上述报告中的技术发展速度是一种理想发展的速度，在报告中认为CCS、IGGC技术、太阳能和风能都可以商业化，然潘家华认为实际上到2030年，这些都是不可能商业化的。
其次，潘家华认为，这份报告忽略了制度惯性。“中国还不是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常在政府的干预下，很多在人为干扰下，技术的推广运用，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障碍。”潘家华表示，搞技术的就少考虑这个因素。
他们也没有考虑技术锁定效应，潘家华表示，与此同时，中国高速的智能型工业化阶段转型，不一定到2030年转型就可以完成，就算是美国等都还要有缓冲，要有5~10年整合提高：“个人认为，在2035年前后很有可能出现拐点。”
战略细化路线图
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编写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中，提出了六点战略，即首先要结合当前节能减排的重大战略措施，针对工业生产和终端用能效率整体水平较低的局面，以及不断发展的交通和建筑领域中未来大幅增长的能源需求，开展高耗能行业的能效对标管理。
其次，要着眼于中国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通过行政和经济激励手段促进技术创新，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避免固定资产投资中碳排放技术的“锁定效应。”
第三，基于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在当前和未来我国能效结构和能源安全保障中的基础地位，在中长期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有限部署以煤的气化为龙头的多联产技术系统开发、示范和IGCC等先进开发技术的商业化，同时结合CCS技术。
第四，根据中国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现状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加快进口和利用优质油气资源等。
第五，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里面，不仅采用区域污染物的联合减排技术，而且深入研究由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所产生的农田、草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固碳作用，通过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来减缓气候变化。
“比如在退耕还林的地方，我们就鼓励种草养羊的项目，虽然动物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但是我们鼓励小型养殖业，例如种植紫花苜蓿，算是碳补偿的类型。”环保人士李宁[21.85 0.69%]表示。
最后，要加强气候变化的适应策略研究，指定相应规划，区分敏感地区和优先适应领域提高农业抗灾和节水等方面能力，减少极端天气损失等。
对此，吴昌华表示，在节省消耗成本方面，中国大部分大产业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这部分要肯定，但是我们也有麻烦就是很多小的工厂。未来在这一方面，中国要把碳排放强度细化到碳排放生产力上面。
另外一块，是目前存在但还未被规模化的技术，例如LED照明，EV电动汽车。吴昌华表示，在这一块中国研发的资金在增加。
但要看到的是，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走了一条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道路：中国八年前几乎没有风能，现在是亚洲第一、全球第四，是使用者也是制造者，并且还在进步。
在太阳能方面，在过去是“两头在外”，造成很多资源消耗等。吴昌华表示，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克服技术障碍，加大规模的同时才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而这种技术的生产是同国际市场趋向相同的，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技术竞争力的国家，也成为一个更好的技术出口国。
最后，是被称为“明天的技术”，吴昌华表示，这一部分的问题在于，在未来战略上的一大考虑，即为知识产权。对于未来的技术，这是未来要占领的制高点，吴昌华表示，中国目前资金还充裕，应组织联合研发共同分享知识产权，立足于这个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