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VS“生存” 由山地问题引发的思考

汶川地震以及随后的攀枝花地震引发了人们对山地问题的思考。

　　山地，按高程和起伏特征，定义为海拔500米以上，相对高差200米以上。山地与丘陵的差别是：山地的高度差异比丘陵要大；山地和高原的区分在于：高原强调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米以上，山地强调相对高差，高原上往往既有山地，也有开阔平坦之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皆如是。

　　“生态屏障”与“贫困孤岛”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关晓岗指出：

　　“中国是一个山地大国，约有山地面积666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的69.4%（山地的立体性使国土表面积达到2150万平方公里，是960万平方公里陆域国土面积的2.24倍），山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山地是中华民族发祥、生息和发展的摇篮，这里集中了95％以上的森林和水电资源、85％的草地、80％以上的矿产、60％的石油、80％的世界自然遗产、7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和国家级旅游风景区；山地是中国的“天然水塔”、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自然资源的富集区、生态环境的重要屏障，是13亿人口生存环境的基础，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关晓岗《山地灾害：中国山区安全的瓶颈——汶川攀枝花地震的警示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思考》《科学新闻》2008年第18期）

　　“一半以上的人口”，事关整个民族长远生存的“生态屏障”，可见山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没了根基。

　　然而山区的社会经济现状远不能令人乐观。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陈国阶指出：

　　“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有2300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边疆区以及水库库区。”“贫困人口在山区的基本分布态势不仅没有大的改变，山区成为全国小康社会包围着的贫困孤岛的形象反而越来越突出。换句话说，山区已成为新世纪反贫困的主战场。”（陈国阶《中国山区发展研究的态势与主要研究任务》《山地学报》24卷第5期531～538页2006年9月）

　　事实上，进入本世纪后，山区与平原的经济差异在迅速扩大（见表一）。

　　从生态屏障的角度看，最关键的问题是植被覆盖。山区坡陡、土薄、石碎，植被生成缓慢，却极易遭到彻底的破坏。汶川地震后，图一显示的场景在震区随处可见，大面积的植被被彻底剥落。

　　山地植被剥落对全局最大的影响是水土流失。据《2007年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公报》，全国主要流域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总量分布如图二。

　　土壤侵蚀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占到全国多年平均土壤侵蚀总量的48.6%，加上黄河流域，占到全国的81.3%。据《2002年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公报》，长江上游的四川、云南、重庆占到全国水蚀面积的20.92%；而黄河中游的甘肃、陕西、山西占到全国水蚀面积的20.03%。

　　据《2006年全国水土保持监测公报》，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见图三）。

　　对胡焕庸线两侧，笔者在《“神山”的视野——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科学时报》2009年2月2日A2版）中指出：

　　“这个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又是东部的生态屏障，它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的功能。显然，这些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而森林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关键环节。”

　　观察图三，可发现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分布与山地分布高度重叠。

　　回顾历史，山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垦殖、伐木、采矿、水电这几个基点上，它们均难于避免大规模破坏植被。于是“发展”与“生态屏障”形成内在的矛盾。

　　为经济发展而破坏山地植被，导致恶性循环，现在讨论这一论题的文献极多。这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现代人掌握科学知识后，终于摆脱了前人狭隘的视野，得以从全局、长远的视角高瞻远瞩，这为我们解决问题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然而，这只是幻觉。至少明清时代，我们的前辈就对此有了切身而清醒的认识，但明清以降，正是中国历史上山地生态环境破坏最剧烈的时期，也是因此导致长江、黄河、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时期。

　　“棚民”现象——

　　值得深刻反思的民族生存经验

　　明朝中叶，福建、江西、浙江三省边区的山中，出现大量流民入山种菁，他们“伐山采木，种菁和蔗，其利倍于田”。菁草是染料靛蓝的原料。可见这一现象的推动力是经济发展。闽、赣、浙三省山多田少，在农耕文明时代，属经济不发达区域。印染业的发展给当地生计艰难的人们打开了希望之门，受土质及生长条件所限，菁草适于山地种植，导致种箐者在山中搭棚居住，故有“棚民”之称。由此可见，山地垦殖是在局部的人口压力下，人们为了谋生、为了“发展”而出现的。

　　进入清朝中叶，人口压力成为全局性、爆炸性问题。

　　自秦汉有人口数量记录以来，中国人口极少突破一个亿。1578年（明神宗万历六年），中国有6069万人，经历明末清初73年的战乱，1651年（清世祖顺治八年）仅余1063万人，骤减82.48%，可见人口调节之惨烈。到1724年（清雍正二年），人口突破1亿，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突破2亿，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亿（见图四）。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时期，短短139年间，就从1063万增长为3.0149亿，明显突破了过去两千年的人口上限。而这上限，反映的是生态环境对农耕文明的承载极限。

　　突破极限，意味着需要有新的生存手段，方可在原本不适于生存的区域生存下去。据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这手段就是玉米。玉米原产南美洲，大约在16世纪中期被引入中国。玉米耐旱耐低温，可以在砂砾地上生长，不与五谷争地。正是玉米的引入，使山地开垦成为可能，使人口的生存空间有可能向山地推进。观察中国玉米种植带，其西北缘与胡焕庸线吻合（见图五）。

　　本来，明代末年，政府封禁了许多山区，包括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区及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的广信山区、铜塘山、武夷山、怀玉山等都“禁流民不得入”。可见，数百年前先辈们对生态保护就有了深切的体认。

　　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乾隆五年（1740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山土宜广行垦辟，增种杂粮，或招佃共垦”。次年总督张广泗也上书说，应劝谕农民尽力去开山垦土。乾隆七年（1742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

　　封禁深山老林的政策至此废止，而代之以永远免税的鼓励垦殖政策。政策开禁，掀起了流民入山谋生的狂潮。研究棚民问题的赵冈这样描述这一移民潮：

　　“湖广填四川，川人又赴陕；福建人奔江西，江西人又奔安徽、江浙、湖南，而湖南及四川人会跑到湖北垦山。到后来甚至不限于客民，本地人也入山垦殖，他们的动机与目标只有一个：不论远近，只要有无主深山老林可垦耕，有利可图，他们就去。”（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而当时人笔下的移民潮则是：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则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复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做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故统谓之棚民。”（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移民们不走大路，不住旅店，夜宿祠堂、庙宇、岩洞，甚至露宿森林。取石支锅，拾柴作饭。到达目的地后，租地开垦、借粮做种，所藉避风雨者，茅棚而已，故有“棚民”之称。可见其生存之艰辛。

　　对山地大规模的开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恶果。当时人们对此有极为真切的体认，赵冈在《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中罗列了大量这样的记载与分析，限于篇幅，仅举其二三：

　　棚民垦山，深者五六尺……然大雨时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无存，地力亦竭，今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诸乡，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乾隆武宁县志》卷十）

　　——开垦仅十余年，即导致“沃土无存”、“山形骨立”，山地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

　　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山地无土，则不能蓄水，泥随而下，沟渠皆满，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间梅雨大至，山头则一波靡遗，卑下之乡汛滥成灾，为患殊不细（《光绪乌程县志》卷三十五）。

　　——山地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导致“卑下之乡汛滥成灾”。

　　山既开挖，草根皆为锄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压……甚至沙泥石块渐冲渐多，涧溪淤塞，水无来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经淤塞，势将沙石冲入大河，节节成滩，处处浅阻，旧有陂塘或被冲坏，沿河田亩，或坍或压。（《同治攸县志》卷五十四）

　　——山地开垦破坏了平地原有的灌溉系统和田亩。这致使“棚民”与原住民矛盾尖锐，生态系统失稳带来了社会系统的动荡。

　　嘉庆十二年（1807年）徽州府休宁县程姓宗族派人进京告御状，称“本县以棚匪众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安”，指控棚民“筑深壕坚垒、缮甲治兵将谋反”。嘉庆帝遂旨令安徽巡抚初彭龄派员查勘。地方官查勘结果：“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冲突起因在程姓宗族“族内贫乏不能自存之人，因此盗召租佃。该族长每有明知故纵于先，直待已租之后，始纷纷控理，并有串通族支公同得银。而事后以一二人出名，呈请驱逐，希图白得价银，情同局骗”。（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道光《徽州府志》卷4《营建制·水利》）

　　由于地方官“明事理”，政府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恶性群体性事件。然而，棚民与原住民的矛盾，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矛盾终究会引发事端。前引《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作者严如煜，以陕西洵阳县知县起家，累官至陕西按察使，从嘉庆初年起参与镇压三省交界地区的反抗活动先后达20余年。《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一再提出对棚民的防范警告，倡言“稽防”对策。同时，他在《棚民叹》一诗中，用写实的手法记录了棚民们艰辛、悲惨而无望的处境。

　　现实令清政府面对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明知“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是严峻的人地关系驱使他们入山谋生；一方面，山地开垦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据赵冈分析：

　　“今天全国残存的森林面积17.3亿亩，森林覆盖率是12％。我们可以估计说，清初中国大约还有40亿亩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28％。但是由于清中叶的错误垦殖政策及大批棚民的破坏性活动，生态环境遭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使森林面积减少大半，终于落得今日的局面。”（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

　　一方面，大量流民聚集山地，没有宗族的纽带，没有礼教的制约，终是“致乱”之由，正如严如煜所云：

　　“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连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奸骗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也。”（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权衡利弊的结果，政府最终选择了“驱棚”之策。“驱棚”政策首先由江西境内的地方官员提出，其理由为治安。嘉庆初年，浙江省有关官府告示，禁止流民垦山种植苞芦。数年后，安徽休宁县制定《棚民退山回籍章程》。道光初，陕西西乡县府立碑，永将北山封禁，永不开种；御史蔡庚飏也上疏清廷，要求下谕禁止棚民开山。

　　然而，人口压力客观存在，堵住山地开垦之途，势必反映在别的方面。1850年（道光末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史称“洪杨之乱”。从此结束了清初以来人口急剧增长的趋势。而社会付出的代价则是整整一百年的动荡、战乱和外敌入侵。直到1950年，社会恢复安定，又进入了第二个人口高速增长期（见图四）。

　　其实，我们的先辈早就知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条件，但人口压力迫使先辈们开垦山地，为我们苦难的近代史埋下了伏笔。

　　人口与生态容量的矛盾，很难不让人想起马尔萨斯和马寅初。

　　“生存空间”？

　　然而，批判马寅初理论的学者，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角：

　　“1800年英国人口1500万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万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区的500万左右）。”“现在美国人口2.957亿，加拿大3280万，澳大利亚2000万，新西兰400万，美国、加拿大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中英国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为保守估计，1800年的时候1500万英国人现在的后裔有2.1亿，增加14倍。”

　　与之对比，“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易富贤《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注：1805年中国人口3.3218亿，1988年11.1026亿，为1805年的3.34倍）

　　大力向外扩张，明显改变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在全球人口结构中的地位，从西欧边陲一个少数民族变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主宰。当初的欧洲，法语以其典雅、严谨，成为各国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而英语被视为简陋、粗鄙，连俄罗斯人都瞧不起它。而今在全球几乎每个种族，精通英语成为跨入精英群体的必要门槛。各种肤色的青少年，将大量时间花在学习这种异族语言上；各种族的学者，如果不曾在英文杂志上发表论文，其作为学者的身份都难免被质疑。

　　而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法国人甚至沮丧地意识到，在国际交流中，要么讲英语，“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应对“语言危机”法国举行法语“FFF”行动》2006年9月14日《人民日报》）

　　易富贤的这个视角提供了另一个选择：奋力向外扩张。

　　盎格鲁·萨克逊人向全球的扩张，将印第安人置于存亡边缘，他们的文明事实上已经死亡，他们的人口靠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仁慈”而生存于主流社会的边缘。而非洲黑人则被劫掠到印第安人的家乡，卖给盎格鲁·萨克逊人当奴隶。至于中国人，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算了，不说也罢。

　　选择向外扩张的不只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几乎所有的欧洲民族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只不过盎格鲁·萨克逊人最成功罢了。扩张“生存空间”而又与中国有关的欧洲民族，首属沙俄。当中国人向山地寻找“生存空间”时，沙俄通过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界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割走中国大片疆土（见图六），现在，这些地方是俄罗斯重要的油气资源地。

　　当盎格鲁·萨克逊人奋力向外扩张时，德意志民族尚未统一。当德国终于统一后，面对的是已被瓜分完毕的地球：

　　“4600万英国人统治着和管理着大约1600万平方英里的地球的表面。3700万法国人统治和管理着大约400万平方英里。4500万意大利人拥有19万平方英里。8500万德国人仅拥有23.2万平方英里。”（希特勒1940年12月10日的演讲）

　　于是希特勒提出了他的“生存空间”理论，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战争的结局是德国被肢解，盎格鲁·萨克逊人称霸全球。

　　历史学家将这一进程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精明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用“全球化”替代殖民主义。本来嘛，扩张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事实上支配、享用全球的资源 （既包括生态资源、矿产资源，也包括劳力资源），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

　　问题在于，在今天的环境下，中国能否走这条道路？中国事实上走的又是什么道路？

　　“资源空间”的视角

　　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反映了“生存空间”的本质。它不囿于几何空间，从本质上看是“资源空间”，是一个群体所能占有、享用各种生存资源的份额。一个群体，哪怕只在行政上占有很小的面积，只要它事实上能支配的各种生存资源足够大，就有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其社会就有可能富裕而稳定。反之，尽管它在行政上拥有大片领土，如果受制于稀缺的生存资源，其经济不可能富裕，其社会不可能稳定、平和。

　　从这个视角看，中国的处境远不能令人乐观。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指出：

　　“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气、不足9%的铁矿石、不足5%的铜矿和不足2%的铝土矿，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孙文盛：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经济参考》2007年4月24日）

　　然而，这远不是问题的全貌，我国的产能35%直接依赖海外市场，而出口份额的50%~60%直接控制在外资手中，这意味着上述有限的资源中很大的比例不是国人在消费。

　　从社会系统的长远生存角度看，最重要的“资源”是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承载能力。学者们用全球公顷（gha）为单位来衡量这种承载能力。据国际环保组织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06地球生命力报告》，美国的人均承载力为4.74；而中国为0.78，仅及美国的16.5%。

　　而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即“生态足迹”），美国为人均9.95；中国为人均1.64。一个美国人制造的生态足迹是中国人的5.84倍。

　　两国均出现了生态赤字，美国为4.85，中国为0.86，美国是中国的5.65 倍。然而，这生态赤字由谁承担，却耐人寻味。WTO组织给出了2006年全球7个大的贸易区间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据此可观察区域间的净出口（财富的净流向）（见图七），图中的联线宽度与净出口和成正比。

　　数据显示，所有贸易区对北美都是财富的净流出，其中尤以亚洲为最。可见是全球，尤其是亚洲，是中国在承受美国人制造的生态足迹。我们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对比：中国恶劣的生态环境不但要承受自己制造的生态压力，还要为远比自己优越的美国承受生态压力。无怪乎生态学界有人讨论“生态殖民主义”。

　　由此方可理解中美两国山地问题的不同处境。

　　美国可以将山地的功能定位于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多加上旅游、休闲产业，他们无需靠山地维持大量民众的生存。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署网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提供的数据表明，2007年美国就业岗位中，管理专业及相关职位高达35.5%，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美国人占据着老板和管理环节，所以大量国民生存所需的资源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提供，美国只需印刷绿色bill就可以了。

　　而中国，直到2006年，农业仍占就业岗位的44%，加上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低收入行业占就业岗位的67.3%。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分到了苦力环节。远比美国拥挤的生态环境迫使中国一半以上的国民不得不在山地谋生。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山地的青壮年不得不到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血汗工厂打工，青春耗尽后再回到山地“养老”，于是连我们的国民都成了别人的“生存资源”。在我们的山地，就只能看到日渐破败的生态环境和孱弱的农业了。

　　视野、思路与理性

　　由此可见，限于科技、产业、工程、管理的视野，远不可能看到山地问题的实质。寻求山地问题的解，必须思考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取向。

　　我们疆域内的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乃至生存构成了实质性的制约。在现有的工商文明机制下，唯有向外扩张是被历史证明过的可能、但未必成功的出路。然而，今天的中国走老殖民主义的道路是否可行？姑且不忌讳“政治正确性”问题，在现实的实力对比、民族秉性、国际国内环境下，存在这种可能性吗？另一个逻辑上的选择是“全球化”旗号下的新殖民主义。实践中，我们一往情深地投入“全球化”多年，结果是我们以稀缺的资源为别人生产财富，以脆弱的生态环境消纳别人制造的生态足迹，以自己社会矛盾的积累保障别人的“社会和谐”。在现实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中，我们扮演的是被殖民者的角色，而盎格鲁·萨克逊人则愉悦地称其为“天作之合”的“Chimerica”。

　　另一个思路是，承认生态环境的客观制约，在此前提下思考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个思路上，首先要想明白何为“发展”。大量的外贸顺差只是给别人输血；富豪榜上的辉煌、中心城市的“盛世”，只是社会矛盾迅速积累的指标。实在的发展包含两个核心目标：其一，国民（尤其是广大底层民众）素质的提高；其二，生态环境的改善。

　　追逐这两个目标，必须挣脱别人在“普世价值”旗号下灌输给我们的许多意识形态教条。其中最核心的是对“个体理性”的膜拜。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早已被我们的经济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视为公理，它宣称无数自私的个体理性是整体理性的最可靠保障。在这个公理的指导下，官僚群体中贪官层出不穷，其中的成功者摇身变成“红色资本家”，与海外资本家觥筹交错；失败者则锒铛入狱，甚至被杀头，即便如此，依然是“前腐后继”，看不到收敛的迹象。底层民众则被重新化解为令孙中山痛心的“一盘散沙”，为了生存奔波于春运路上，操劳于血汗工厂中，而这些工厂正是生态环境的有力破坏者。

　　其实，棚民现象已经证明个体理性未必导致整体理性，相反，它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了社会矛盾的迅速积累。人们在整体上看到的是高度的非理性。可惜能看清这一点的是后代的史学家，身处其间者能感受到的，只是“在劫难逃”的无奈，只是被命运捉弄的无力感。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集体生存过程中，宗族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基层单位。那些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注重内部生机与和谐、注重青少年培养的宗族往往历百代而不衰；反之，争强斗狠、呈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利者难免衰败。这表明了整体理性的重要。时值21世纪，宗族层面的整体理性已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整个中华民族层面的整体理性，而主流学界却在那里推崇个体理性。考诸史迹，如此而望中华民族长治久安，免于轮回之殃，其可得乎？

　　2006年，陈国阶指出：“中国山区发展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目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山区究竟有哪些重大战略问题影响着全国战略的制定，影响着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的安全与部署，至今尚不十分明确。

　　“中国发展对山区提出的许多新问题，还不能得到科学的回答；中国山区发展的理论、道路、方法既不系统也不成熟。因此，加大山区发展研究力度，提高山区发展研究水平已刻不容缓。”（《中国山区发展研究的态势与主要研究任务》《山地学报》24卷第5期）

　　2008年1月，“中国山地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代表发出了《加强山地科学研究，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倡议书。4个月后，发生了汶川地震。

　　山地问题能否被放到战略位置上，能否得到深入研究，检验着我们民族的整体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