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采访本上的变化 我是怎样变懒的

　　本周起，新的限行措施在北京实施。目前，我们似乎只好用这种方法来应对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但是追根溯源，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样的城市，才是理想的城市？ 

　　不妨听听王军的答案。他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以及不易看到的、大量作为内参的调研报告，都在改变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甚至直接参与了北京变化的进程。 

　　◎采访手记 

　　我是怎样变懒的 

　　在介绍今天的主角之前，请允许我先啰嗦自己一下——我，是怎么变懒的。这很重要。 

　　我很懒，不要跟我说去逛街、随便出门走走这样的事情，出门一趟我会仔细算计的。基本上，除了采访和工作，我是个很畏惧出门的人。连要买个针头线脑的生活日用品我也得起半天的意，须得有人开车的时候，一气儿到超市饱饱地买上够用十天半个月的东西。平时要去个什么地方的话，我会直接选择打车，依我以往的经验，这样最省事。总之，没有车，我哪儿都不去。 

　　某一天我突然很困惑：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记得打小儿我可爱出门了，没事儿就从东单走到王府井呢。我家住在朝阳门南小街边的胡同里，一抬眼就是高高的绿树衬着蓝天，清静得就想往门外走。可一出小胡同口就是热闹，左边烧饼铺右边面包店，走两步是副食店，对面是杂货铺、文具店、五金店……缺什么出门溜达几步全解决了，一高兴遛弯儿穿过一胡同就是东单了，街坊邻居的都爱在街上逛逛聊聊。再去远处，我就骑自行车，晚上会偶尔偷偷在大马路上撒把儿，挺自在的。 

　　后来？先是不敢骑车撒把儿了，汽车多了。然后，我搬到了楼房里，出门买酱油得穿出社区走它个十几分钟。一抬眼看见高楼多起来，马路也宽了，路边可整齐了，不是楼房就是草地，小店没了，逛街得去大商场。商场不近，于是，一周去逛一次过瘾。上学、上班不再在附近，出门得坐公交挤地铁。换车倒罢了，挤车让我在地铁里晕倒过几回。 

　　生活变好了，我也高兴地过上了有车的日子，搬到新规划的住宅区去了。路途不近，上班购物全都得进城，公交地铁也不直达家门。可是马路又宽又直，立交桥快速路越来越多。我眼见着自己住的城市越来越现代，住在都市里，不靠汽车怎么出门？ 

　　然后，我变得越来越懒了。跟朋友会面总是抱怨：“堵车。” 

　　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变懒了呢？ 

　　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一本名为《采访本上的城市》的书，书的第一章就把我吸引住了——《非常城市》：“当城市为汽车而造”、“老城市的瓦解”、“大马路之痒”、“街道的异化”……原来，“变懒”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人类在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步入误区带来的后果。它甚至让我对于总是不想到马路对面的商场买东西感到释然：是那高高的立交桥和川流不息的车流的确让我畏惧了。 

　　这本《采访本上的城市》的作者，就是记者王军。 

　　当我坐车经过了半个北京城，沿途穿过高速路、四环、三环、二环，经历了堵车之后，最终在这个城市曾引为骄傲的最宽的马路边见到了王军。那个小茶馆旁边车水马龙，王军的说话声夹在汽车快速刷过路面的声音里，既模糊又清晰。 

　　■汽车改变城市 

　　满大街都是开着汽车恨不能处处畅通、处处好停车的人，王军却偏“不合时宜”：“我觉得当记者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像外星人一样来看地球表面人类的生存状态，我书里的第一部分《非常城市》就是这样，你看人类没汽车之前和有汽车之后是这样的状态。” 

　　“有了汽车之后的生活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城市在汽车轮下不断蔓延，人们依赖于汽车在高速路上奔驰，于是城市的步行空间被汽车统治，道路要足够宽，行人要足够少，一切以车速为尺度。当我们置身于外看到人类的城市为汽车而造时，这个城市的种种现代规划竟是这样的荒诞：街上保障车流通行而限制人流穿行，人们失去逛街的乐趣，最有商业价值的地方被宽大的马路或巨大的立交桥分割，路口变少了，街边的商机和就业机会也跟着变少，第三产业怎么也兴盛不起来，市中心变成汽车呼啸而过的大郊区，私家车拥有量加速，堵车以及环境污染、能源紧缺问题日益严重……” 

　　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的开篇，王军便以这样的方式把读者的视线指引到了欧美城市规划的源头，及其在现代主义思潮引领下规划观念的变迁。在这个背景下来讲述北京这个城市的故事，解读中国几十年来大规模城市改造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化的风潮，不仅能梳理清楚中国城市规划的“游戏规则”，同时更是具有相当积极的建设性。 

　　“我觉得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的区别，其实是汽车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后的区别。我在第一章来写这个东西，就是想说汽车对于一个城市的改变。之前的中国城市和西方城市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都是高密度的路网，我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看到，纽约曼哈顿的城市平面和老北京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路网密集的‘方格子’。方格子为什么好？因为它产生更多简单就业的机会，它能在单位面积里面供养更多的人口。像北京建国初期有那么多小卖部，那么多逛街的乐趣，每平方公里能供养两万多人，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指标。但现在很多地方连一万人都达不到。” 

　　古都北京城市规划的昨与今，是做了十几年记者的王军最熟悉、最擅长的话题。5年前，他花了十年心血写成的《城记》，以翔实的调查采访和深厚的感情，记录了北京近半个世纪的旧城改造之痛和梁思成等知识分子的命运。该书在业界及大众等不同层面引起的轰动令人惊讶，至今被不少人当作检索北京城建历史、追寻逝去文化的佳品，业界更是将之作为城市规划问题的镜鉴之作。 

　　今年，王军携《采访本上的城市》再来，从更为平实和宽广的角度看待城市的变迁。他用“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化”、“非常建筑”、“非常拆迁”等“外星人”的视角探讨了城市规划的误区，把如今中国正在兴起的城市规划反思潮流，再次提到了大众层面。 

　　于是，因为这两部作品，他被戴上了“学者”、“思想者”、“批评者”的帽子。他摇头：“其实，我就是一个记者。” 

　　■走到自己的对立面 

　　王军说，写这两本书，并不是显示他在城市规划问题上多么的先知先觉，而是写这两本书把他的知觉给唤醒了：“我自己也是从无知过来的。” 

　　从小生长在贵州山区的王军对于城市的认识，其实是从北京开始的。小时候北京在他心中是一个无比向往的地方，常常画天安门的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志愿报的全是北京。1987年他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来到这里，发觉北京之大超出了他的想象。“说实在的，我觉得我这代人所受的教育有一个非常大的缺憾，我们从来没有乡土教育，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是什么样的历史？我在人大上了四年大学都不知道北京城是个什么概念。” 

　　他说自己第一次逛故宫的时候眼睛完全是“瞎”的，对那种壮丽毫无感觉，就像他在《城记》中写到的那个“刘同志”一样，觉得逛得“比行军还累”，“房子盖得松松垮垮”的。而从北京开始，他有了国际化和现代化城市的想象：“那时候一看见五星级饭店的样子就觉得很激动，觉得这楼真好看、真先进。” 

　　1991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分社跑城建口，这使得大学时就为《中国青年报》写教育类稿件、一心想要在教育问题上写出点名堂来的他倍感失落：“我记得当时的领导告诉我说：‘城建的报导出稿量会少一点，因为一年也没几个楼，也没几个桥。’不像搞文教的，开一次会可以发一大堆稿子。” 

　　刚参加工作的王军正赶上九十年代初北京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高潮，王军不断地采访那些立交桥的设计师：“我天天歌颂那些桥，觉得太现代化太伟大了！”他说那时候他也相信旧城区不需要留下：“老百姓生活很苦，难道不需要改善吗？所以当时也写了很多文章来歌颂和赞美这个事情。当时新华社，几乎所有的媒体报导也都说北京长高了长大了，北京的地图赶不上变化，以此来证明成就。”如今回过头来看，王军发现，他似乎慢慢走到刚刚参加工作时他所相信的那些东西的对立面：“这也让我蛮吃惊的，我觉得我可能获得了一双自己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看这个城市。” 

　　在采访中，王军得知二环路是拆城墙修起来的，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为什么要拆掉呢？”这让他觉得很有必要调查一下城墙是怎么被拆掉的，于是他就从这里开始，慢慢融入了这个城市的各种矛盾、纷争里面。也是从那时候，他开始知道了梁思成、陈占祥，知道了他们五十年前提出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深入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先知灼见和精神世界中，深受震撼。 

　　这一份原本让他感到生疏和冷门的工作，开始让他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个城市的生命。他由单位宿舍门口的石鼓得知，这里原本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荣禄的花园，顿生兴趣。他在采访中听舒乙先生讲老舍作品中所写的场景皆为真实存在的，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故居当时还在。他便骑车去寻访，渐渐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让它们流传下去。他觉得做这些事情，在自己的血液中有一种很深的感动，让他觉得内心充实。 

　　不过，工作的投入，一下子让王军成为一个令人“反感”的人。 

　　■在工作中收获痛苦 

　　王军说，新华社记者有很多工作是大众看不到的，比如说写内参。他们承担着对很多问题进行调研，写成调查报告供决策机构参考的责任。王军其实只是跑“半个的城建口”，因为他只管大楼建成之前的部分。要把城建行业的问题写清楚报告上去，必须把行业摸得很透才行，他为此做了大量的调研和知识储备。时值北京城房地产开发、城市现代化建设在九十年代初的一个高潮期，王军的主要工作便是做城市总体规划执行情况的实施和北京市房地产开发之间的关系、以及房地产行业的价格构成的调查。 

　　这种调查一般都是疑问性的，写成了报告或者文章发表，揭露出问题便会引起某些不理解。九十年代中期，王军便因为故宫附近一个大型房地产项目违反建筑高度和国家有关规划条例开发、北京房地产价格高而土地批租价低的两个调查报告，在《内参》和《瞭望》周刊上发表而引起轩然大波，他甚至被指责为捏造事实。 

　　在质疑和抗议声中，王军感到业界的巨大压力。比如投资方会问他：“我的投资回报率是百分之百，有那么高吗？我们距天安门只有1.4公里，你量过吗？”他甚至被点名，被拒绝进入发布会现场采访。他说：“越不让我去我越要去。这促使我把工作做得更加深入准确，做得更好。我相信我的工作要是做得不准确的话，我今天就不能坐在这儿跟你谈话了。”他还说，今天觉得唯一要检讨的是自己的语言不够好：“容易写起来道貌岸然，像判决书一样，所以更会让他们受到刺激。我更喜欢现在这种开放式的笔体，不写一种封闭式的结论。” 

　　王军的强硬态度，使得有人特意打听他有什么后台，他印象深刻的是自己的老领导说了一句话：“小王别说没背景，你有背景——党中央。”他说，自己的成长是在这个事件中发展的。 

　　从1995年到1999年，王军和另一个同事整整做了四年的调查，写了厚厚的一本北京房地产价格问题的调查报告。“做完之后我对这个城市就会形成一些判断。” 

　　几年的调研，他说自己在工作中收获的是痛苦。尤其他工作的性质是常常和老百姓打交道，这让他看到了这个城市还不够完善的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矛盾。触及到问题的时候，他说自己就觉得值得探究，不是去表面地批判，而是找出根源和解决办法。 

　　记者生活让王军卷入了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各种潮流，使他对现在这个城市的状况有了自己的体察，并在不断地探究。所以当他回头看梁思成和陈占祥当年对于北京城市建设的计划书、看梁思成的学术报告的时候，心里确实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写了那么多文章来歌颂立交桥大马路，现在却豁然开朗。他们当时确实更多关注城市的未来发展，主张把新的中央行政区规划在老城外。如果你要把新的东西放到老城区里去，在老城区里面拥挤了大量的就业的地方，导致更多的人必外迁，如此发展下去，就会使每天进出城的交通非常拥堵。应该在行政商业区规划配套住宅，就近就业、就近居住。如果不断以拆除老城区的方式来发展新北京，一定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对于老北京的损失也很大。即使假设没有老北京，只有一个空地，然后以一个单中心加环线的对外扩张方式来做城市布局，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布局，更何况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城市。” 

　　2001年，王军根据自己多年的调研结果和心得，写成了《城记》。 

　　■从欧美回望中国 

　　在写作《城记》的过程中，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了。当时2800亿的大投资投入新的市政建设，“我觉得这么大的投资，如果还按照原有城市功能集中在旧城、以单中心的结构投下去的话，恐怕会有问题。大家在申办奥运会时发现的诸如堵车，空气污染等等问题，都跟北京的城市结构有关系，所以我就向新华社报了一个选题，对北京的城建史做一个调研，探讨单中心的问题。” 

　　王军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就是有关单中心的城市结构会给城市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内参文章，2003年发表之后得到了北京市有关领导的重视，政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新市政规划，并在2005年1月得到国务院批复。“我一看核心思想和梁思成当初的方案是一样的，把老北京城和新城分开发展，老北京要完整地保留，新城区要重点建设等。所以这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他高兴地说。 

　　《城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注意到王军，他也在2003年转换了自己的工作——调入《瞭望》周刊。从前他在新华社北京分社，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于写内参调研，进入《瞭望》之后，杂志的工作使得他在选题和写作报导上更为自由，压力也不像原来那么大，而且报导的文章更多面对的是公众，“这才真是过了一把记者做新闻报导的瘾。”他说。 

　　这之后，王军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宽广和深入。2004年，他发表于《瞭望》的调查报告《城市规划修编的圈地玄机》，再次引起有关方面强烈关注，城市规划修编因此出现戏剧性转折。他关注的方向开始深入到物权和税收等经济层面。 

　　同时他也开始到国外进行采访调查，他连着三年应美国规划协会的邀请赴美调研，也到法国进行采访。他说：“这丰富了我看北京的视角。所以我第二本书呢，试图把北京的城市化放到整个世界城市的脉络中去梳理。” 

　　于是，《采访本上的城市》从世界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城市规划一些怪圈的来源：比如“城市为汽车而造”的误区、对巨大城市规模和宽大马路的崇尚等等，从美国、法国等城市曾经的经验中可找到其血缘。他也试图通过欧美成功的经验，找到中国城市规划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症结和解决方案。并且，与《城记》宏观叙事的角度不同，《采访本上的城市》深入到城市街道、街区和居民的中观、微观层面，他开始讨论土地契约、税收制度、物权法、廉租房的改革与解决城市问题的关系。 

　　“我不想说我讲的就是绝对真理，作为一个记者，我只是想给看书的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记者这个职业是要沟通，要达成共识，能够有建设，我相信这个东西。你说我要改革这个城市的面貌，其实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不敢。这也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情。我唯一能做的是怎么把它写出来。写完最后一个字，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压在心里了。” 

　　“我没有任何兴趣去把任何人妖魔化，包括我们的官员，其实我觉得他们做得挺好的。为什么老城拆来拆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儿不对，也没有办法？我们是糊涂还是在装糊涂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明明白白的，但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确定的。不能在这种机制下每个人都束手无策，我觉得我这本书，如果能使我们城市的游戏规则得到再次讨论和优化的话，这本书就做得值了。仅仅是道义上的谴责，是非常令我厌烦，也是很苍白的。”他由衷地这么期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