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谈如何建设和保护运河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五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跨越22个城市。 

　　目前，我们依然受惠于京杭大运河，它是“北煤南运”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物流的运输通道，是“南水北调”的脉管。无数人家平静地生活在运河两岸，千百年来演绎着一种活的文化景观。也因为经济高速发展中保护与破坏的博弈，一种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目前濒临危境。 

　　“申遗”给大运河保护带来难得的契机，但怎么保护？怎么建设？怎么宣传？大运河沿线的城镇虽然对运河深有感情，但运河沿线以人们的生活景观为主体的古镇、古村的数量、质量却令人担忧地在减少，仿古景观在增多，我们陷入了保护不当的误区。 

　　梳理运河调查的有效方法 

　　不久前，国家文物局宣布，京杭大运河已被正式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这意味着，在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整整20年后，京杭大运河终于拿到了跨入世界遗产门槛的入场券。 

　　去年6月10日，“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并把首个历史街区调查项目锁定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通过这项带有公益性质的工作，我们希望梳理出运河调查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有效方法。2006年夏季，基金会组织队伍，到运河沿线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运河之都”——扬州、淮安、聊城、济宁及其所属的城镇，在当地政府配合下，深入到运河的古镇古村，重点考察了大运河的现状、保护价值和保护措施，有了一个初步印象，继而在今年6月第二个世界文化遗产日，在上海成立了“京杭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观察站”。 

　　我们认为，大运河遗产保护有全局性的问题，譬如南水北调、水利灌溉、航运水土保持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都必须有中央政府作全局的部署和规划，而不是任何一个城市更不用说是个人能够做的了。建立观察站是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为运河沿线的政府、民间人士和关注运河保护的专家学者们搭建起一个共同平台，同时试图解决运河遗产保护多年来存在的地域间隔问题，使保护运河遗产成为沿线城镇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 

　　史上最繁忙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之路 

　　大运河开凿目的有二：为统治者征集物资；避免海上干扰，从内陆建立运输体系，确保中国的统一，这条水道成为国家兴盛的标志。 

　　京杭大运河发轫于春秋战国，元代形成鼎盛时期，明清早期继续发展。它也叫漕河，是一条南北运输的通道。中国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大运河的开凿使中国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为之一变。我国的主要河流都是自西向东，它们穿越崇山峻岭，一泻千里，然后进入东部平原，再注入海洋。运河弥补了自然河流的不足，营造了贯通南北内陆交通的大动脉，长江以南富庶的物产通过漕运输送到北京，运河成为统治者的一条生命线。为维护相互交叉的江河与运河组成的水网体系，提高运河的质量，防止运河的溃散，各方面可谓费时费力甚巨。由于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得益于持续的经营维修，运河促进了沿线商业城镇和农业灌溉的有利发展，运河沿线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人口稠密、农业经济和工商业活跃发达的地区。 

　　大运河在历史上也是最繁忙的文化交流路线。中国历史上秦、隋、元的三次大统一都把建设大运河作为优秀规划和实施的大事，历代历朝都把维护运河通航作为朝中要务，究其原因，在于大运河被看作是维护中国封建时代大一统江山的生命线。有了大运河的南北通航，就有了商路、邮路、文化、艺术等的交往，所以大运河可以被定义为中国文化的交融之路和统一之路。 

　　江苏段是京杭运河史上最古老的运河。扬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与古运河同龄的城市，它曾经因运河而繁荣，因而在商业发展、民俗文化、手工技艺、文学艺术、典籍收藏以至园林和建筑等方面得到全面勃兴。 

　　大运河是历史上的旅游文化滋生地。大运河从一开始就是我国的一条著名的旅游线，有文人墨客的华丽篇章，商人买卖盈利的经营打算，当然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有皇帝身处盛世的志得意满和对漕运的始终关注。因此，马可波罗、利玛窦、普哈丁等均先后造访大运河，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由此起步，乾隆五下江南多经此条线路，一大批名人履迹给后人留下了传世篇章。 

　　运河沿线破坏性建设屡见不鲜 

　　经过历史的风蚀，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了，有的文化遗产甚至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大运河沿线现存历史文化遗产的摸底调查，避免进一步的开发建设所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尽管目前大运河沿线有的城市已经开始重视把一些城镇和古镇引入保护对象，但是，多数城镇尚未对此加以应有的重视。要特别加强对运河古镇价值的认识及对其特色的宣传。许多地方对当地的文化深有感情，熟悉本地的遗存情况，问题在于各地还缺乏保护的基本资料，最重要的是缺乏正确的保护理念。譬如，一谈到保护，人们往往就以为是要重建漕运总署衙门等等。这些都是很严重的误区。 

　　有人提议把古老运河建成“水上高速”，大运河山东段据说提出要大规模投资重新开挖被湮没的古河道，重建分水工程，以重现昔日辉煌。问题在于，大运河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农耕时代的“水上通衢”地位已让位于工业时代的火车和公路。山东济宁以北的河段早已断流，水文地貌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整个北方缺水已属不争的事实，何处能引水济运？当年运河的“水脊”南旺镇巨大的分水工程中，一个个提升水位的水闸、蓄水的水柜和宏大的分水龙王庙，如今均已湮没消亡，而且地形地貌也有了极大变化，现在已找不到这些水工建筑的遗址，残存的龙王庙也仅剩几座小庙，残破不堪，在风雨中飘摇。运河沿线原有的众多会馆、码头、市场早已破败孑存，即使重新开凿，也不再可能重现昔日风光。 

　　济宁市区内沿老运河把原有的老房子全部拆除，新建了一条苏州街，看似古色古香，却不见原来的历史踪迹。淮安保存了一些旧时的文物建筑，但大运河“南船北马”中转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被人遗忘了，其重要标志性建筑物、也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清口闸”虽在，却被改名为“若飞桥”。 

　　扬州重视城市建设和运河沿线的整治，从2000年以来，城市中的大运河沿岸整治一新，但重视沿岸的历史风貌和大运河沿岸十里长堤绿柳成荫的历史古河原真性风貌，尚需假以时日。 

　　聊城也是这样，原来热闹繁华的运河码头沿线，只剩下一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山陕会馆，馆前的大运河变成了城市公园里一条普通的河沟。文物仍在，整体环境已变样，文物的运河文化价值，被无情地抹掉了。 

　　与丰富的文物遗迹相比，大运河沿线已经完成了数量可观的重建、复建或者仿古的商业性项目，希望依托运河遗产招商引资的项目更多，破坏性建设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运河沿线以人们的生活景观为主体的古镇、古村的数量、质量却令人担忧。要想拍一张有特色的照片，还要东找西找。再不采取措施加以调查、挖掘和分类保护，恐怕就太迟了。 

　　截至2005年，运河沿线已经公布和调查注册的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共有654处，其中109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9座城市被命名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尽管如此，大量历史村镇的遗产保护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还远没有引起各方的重视，毕竟，运河不只是一条简单的水道，离开了人们的传统聚居，它的保护层次就不完善。 

　　建立观察站定期反馈给沿线部门 

　　我们特别关注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内容。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对大运河的研究和保护非常重视。2005年5月，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去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新筛选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京杭大运河名列首位。 

　　作为一种线型文化遗产，大运河具有跨区域、跨管理单位、历史信息叠加程度高、流动性强、边界模糊的特点，作为一种新型的遗产类型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由于缺乏成熟的保护经验，更需要各方力量一起去探索实践。国家对运河遗产的关注，是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担当更大责任的表现。运河沿线成规模的城市就有22座，其中17座城市联合“申遗”的呼声很高。应当看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只是我们的保护目标，而不是目的；能否“申遗”成功，还要看各地的存量，看各地的保护措施，看真正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成效。“申遗”只能是手段，采取切实保护措施并取得实效才是目的。 

　　我们设想建立运河沿线遗产观察站，目的在于确定三点：谁来观察？即参与的人员要明确；观察什么？因为运河的保护内容十分复杂，我们要立足于历史街区的保护监督，许多保护内容我们只能涉及而不能作为重点；第三，就是观察的结果如何定期反馈给相关部门，使沿线城市信息资源互享，并各自具有特色？ 

　　可以说，设立观察站的办法在国外是有先例的，但在我国恐怕还是首创。英国1994年在世界上率先设立了本国的文化遗产监督站，直属国家遗产部，利用地方政府的力量定期检查，动态监控，专业审议和评估，对于存在或者潜在的问题和隐患加以预警处理，其经验在世界文化遗产组织内推广。至于地方层面，英国有个机构叫市民信托(civic trust)，是民间保护机构，成立半个世纪来，在全英国已经形成850个分支机构，拥有25万会员，在旧式城市复兴和保护方面具有重要的监督话语权，它在全英国全面开展宣传工作，已经具有很强的公信力。 

　　我们相信，建立运河沿线遗产观察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合作途径，未来还可以共同开展宣传、教育、保护等方面的共同合作，使监督与疏导并举、保护与利用共生，加强包括国家与国际力量在内的各方面力量的协作，从而使大运河保护工作得到不断重视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