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申遗：为了逝去的文明

　　6月20日，国家文物局召开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协调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来自京杭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官员宣布，希望从中选出一个城市牵头组织“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 

　　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山东济宁、江苏无锡和扬州等地方政府的响应。“他们都当场表态愿意做‘牵头城市’。我们会组织专家组去考察，最后确定一个城市。”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事实上，寻找“牵头城市”的工作早在2005年就开始了。不过与现在的热情回应不同，包括扬州在内的城市当时都无一例外地婉拒了“牵头城市”的桂冠。 

　　运河之殇 

　　史料记载，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用了3年的时间“筑邗城、开邗沟”。从公元605年开始，隋朝先后征发543万民夫，历时六年，构筑了长达2700公里的大运河，成为以洛阳为中心，联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运输主干道。在明朝以后实行禁海政策，中国经济的主线更是沿着大运河展开。 

　　京杭大运河也在它经过的地区酝酿了独特的文化。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济宁、天津、北京等中国极尽繁华的城市沿着大运河一线展开。 

　　单霁翔总喜欢提到1980年一部纪录片《话说运河》，里面第一句解说词称，如果说长城是一撇，大运河则是一捺，二者在首都交汇在一起，构成一个厚重的人字。 

　　随着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起步，海运开始逐渐取代漕运的地位。随后是津浦铁路开通，漕运彻底失去了竞争力。 

　　而后的近百年间，京杭大运河在沉寂中忍受着黄河改道的淤塞、普遍的缺水，乃至后来严重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多次的改造和沿岸的开发建设带来的折磨。 

　　2006年5月，全国政协曾组织“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结果发现两千余年的大运河在几十年里萎缩了一半，沿岸防护林被砍，湿地恶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近代工业的遗迹成为经济活动抢夺的战场，沿河历史文化遗存损毁严重，房地产等各种破坏性开发正在摧残古老的运河。在有的城市，古运河已成为最大的垃圾场，有的则成了排污沟。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从1997年就开始关注大运河。他透露，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的京杭大运河沿线考察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伴随城市化的进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穿错的运河风光已成记忆。 

　　他不无担忧地表示，“运河两岸有的建了高高的水泥墙，有的搞起房地产，有的造了一些假古董。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遗产也在消失。作为文化遗产，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消亡的危险。” 

　　为了保护文明 

　　由于经济价值的丧失，自觉去保护一条全长1794公里、贯通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变得几乎难以实现。从经济负担来说，仅杭州段的治理费用就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怎么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一直是单霁翔们忧心的问题。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和国家文物局顾问郑孝燮想到了申遗。这两位老专家是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的专家组成员。中国的很多世界遗产项目正是经他们申报成功的。 

　　其实早在1985年，郑孝燮和罗哲文等四位专家就曾把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但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运河不具备申遗资格。 

　　而时隔20年后的2005年，在大运河保护陷入僵局的同时，一则消息让郑孝燮和罗哲文喜出望外：运河也可以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进行申报。 

　　联系到正在酝酿中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两位老人认为，借调水工程重现古运河盛景，申报世界遗产，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反过来更好地促进南水北调工程，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机会到来了。 

　　2005年12月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国保护世界遗产走过二十年纪念座谈会”上，罗哲文说：“我这辈子没完成的事不多了，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大运河成为世界人类文明遗产。”之后，他与郑孝燮以及来自杭州的朱炳仁起草了一份致运河沿线18市市长的公开信，并通过媒体公布出去。 

　　作为一个跨越7省18市的项目，按照国际惯例，需要一个“牵头城市”来作为申遗主体。当时两位老人曾找到杭州和扬州等地的官员，希望他们能牵头做大运河申遗的工作。当地政府希望申报的时候能把自己的运河段作为代表段，但牵头不可能。“当时主要考虑南北协调很困难。”杭州市文化局一位负责人如是解释。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他们不愿牵头主要还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牵头城市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当时申遗的前景并不明朗。” 

　　虽然找牵头城市的努力没有结果，但随后大运河申遗却真正成为一项国家工程。200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带领一个数百人的队伍考察大运河沿线，并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关于大运河申遗的专题论坛。当年底国家文物局公布待申遗名单时，京杭大运河被正式列入其中。 

　　从此，大运河真正走上了申遗的征途。而考虑到申遗对于提升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经济的好处日益显现，京杭大运河沿岸的18座城市相继把申遗提上日程。 

　　“如果不启动有如‘申遗’这样重大的保护工作，它的历史文化、遗迹和自然风光等，将不可避免地退化并迅速消亡。”北京大学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告诉记者，“保护文物对于申遗已经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经济利益驱动？ 

　　“我已经连续三年在政协提案要求专门为保护大运河立法，就像保护长城一样。”单霁翔说。 

　　单霁翔也特别指出，大运河出现的不少问题，很多就是因为一些地方对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各地保护现状和管理方式不一，缺乏保护的整体性和统一规划。 

　　尽管一些地方已认识到运河价值并投入资金保护运河，但由于没有一个完整的保护方案和规划，按照遗产的标准进行整治就变成了空谈。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北京的通州。记者去年曾从通州区官方了解到，该区从2003年开始建设运河奥体公园、运河生态文化公园等一揽子工程，全力打造现代化的运河文化广场，总投资预计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对此，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舒乙委婉地表示，“他们动作的力度挺大，总的感觉，离原来的面目远了一点，河面做得特别宽，特别排场，都是汉白玉栏杆。太现代了。” 

　　而另一种情况可能比这还要严重。 

　　据官方提供的信息，目前我国现有世界遗产35处，在世界上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但是正在排队等待申遗的项目有一百多个，按照有关国际公约，每年只能申报一个遗产项目。 

　　这还只是得到国家认可的，其他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仅在安徽，有上百个古村镇在申遗路上踯躅。 

　　其实，“申遗热”背后的推手正是地方政府。但申遗带来的经济利益更是相当诱人。 

　　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景点、任何地方一旦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随之带来的是旅游业的大发展和丰厚回报。” 

　　在很多地方官员看来，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就等于拿到了“国际通行证”。他们津津乐道的一组数字：山西平遥在申报之前的1996年，旅游综合收入1250万元。登录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2000年，猛增为7800万元，是1996年的6.2倍…… 

　　而这往往要伴随过度的旅游开发。用谢凝高教授的话说，“申遗”成功之日往往也是“遗产”被大力开发之时。 

　　山东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随着文物管理体制的变动，“三孔”等文物景点被划归旅游公司经营管理。 

　　而遗产地的核心景区形形色色的宾馆、商店、行业别墅、部门饭店、人造景点、索道更是与景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形成强烈的反差，黯然失色。 

　　这种为政绩、为旅游而“全民动员”申遗的现象被业内称为“中国式申遗”。而有迹象显示，这种中国式申遗可能在大运河再次演绎。 

　　而地方政府的官员并不隐瞒自己借大运河申遗之机发展旅游和房地产的意图。据济宁市委副书记赵树国介绍，目前，“运河文化旅游带”已纳入济宁规划建设的重点旅游项目之中。 

　　2006年9月5日，运河沿线17个城市的旅游局长和旅游公司负责人也聚集在江苏淮安，举行运河旅游合作恳谈会，表决通过了《运河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宣言》：“防止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倾向，实现资源共享、有效利用和区域合作的有序进行。” 

　　一边申遗热潮涌动，一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却泼起了冷水：就在6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西兰召开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包括三江并流、故宫、颐和园、丽江古城在内的6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被亮“黄牌”，勒令整改。世界文化遗产没有终身制，如保护不善，一样可以摘牌。 

　　单霁翔也表示，“‘申遗’热情很高是好事。但是，我要给大家泼瓢冷水。一定要端正‘申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