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申遗悬念待解
admin
2007-06-18
来源：景观中国网
大运河以“文化线路”申遗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全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悄然在
大运河以“文化线路”申遗 ？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全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悄然在列。
京杭大运河会否选择以“遗存运河”或“文化线路”进行申遗？在此次论坛上，建设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向记者透露，近日，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经慎重讨论，基本敲定：京杭大运河适宜以“文化线路”概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多数专家认为，“大运河历史悠久，且变化很大，古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今日部分运河仍在被使用；大运河既有物质遗存，又有文化传承”，因此，若以“文化线路”进行申报，就比较容易解释大运河“物质遗存变化很大但文化传承贯彻始终”的情况。
据了解，“文化线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言也是个全新命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申报获批的“文化线路”世遗项目。但王景慧透露，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及涉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印加皇家道路”都在开展研究工作，准备用“文化线路”进行申报。
而如今已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项目中，具“文化线路”特征的也不在少数，譬如2004年获批的“文化景观”———日本纪伊山朝圣路线；1993年获批的“文化遗产”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西班牙部分）；以及被批准为“线性文化景观”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法国部分）。据透露，这些世界遗产也很有可能按最新类型“文化线路”重新申报。
对于另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大运河申遗是否已步入倒计时？王景慧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35个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但国家文物局每年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个项目，今年申报的是广东开平雕镂。因此，京杭大运河申遗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摸清“家底”、切实保护，仍是运河面临的迫切难题。
重视两岸非物质文化保护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民俗协会会长刘魁立，对于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振臂一呼。他说，北京高碑店，居于京杭大运河入京前的最后一道闸门的位置，历史上，这个村落的居民曾长时期围绕漕运来安排其生活方式，相当繁荣。然而，随着漕运的衰弱，村民们的生活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今，在北京大街小巷卖金鱼的，可以说个个都是高碑店的人！”刘魁立认为，以此类推，运河沿岸居民都会或多或少由于运河的兴衰而产生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包括风俗习惯、信仰等等，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整理。“例如信仰，妈祖被认为是过去保水上平安的神灵，我们在运河整个水域两岸的村落都发现了妈祖庙遗存；再如京杭大运河两岸至今仍有非常多的‘号子’，这证明着，历史的记忆依然存在于运河河畔居民的心中……”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在运河2500余年的历史中，承载下了运河的“文化基因”。对此，刘魁立一连用了三个比喻试图说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电脑是物质，但电脑若无程序，怎么做逻辑题？算盘是物质，但打算盘的技巧，需要人来完成；剪纸是物质，但剪出惟妙惟肖的东西来，靠的是手艺，它的灵魂，既不在于纸，更不在于剪子……”
那么，京杭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属于运河申遗的对象？此前，有关将京杭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捆绑”申遗的说法很多。对此，刘魁立纠正，“申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大运河申遗对象就应该是大运河本身，但在申遗过程中，必须对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描述’。没有了‘非物质’，大运河怎能称其为‘文化线路’？”
沿岸城市遗产观察站启动
在此次论坛上，京杭大运河城市遗产观察站宣告成立，由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基金会出资推动这一跨地域、动态同步信息交互的城市遗产状态跟踪工作，并在上海成立观察总站。
在观察站成立大会上，来自大运河沿岸的各地级市纷纷响应，同济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兴奋地告诉记者，“目前已有沿线七八个城市当场签订了建立沿线‘分观察站’的意向书，下一步，我们还要争取深入到运河沿岸的县、镇，在那里也设立观察站！”
阮仪三似乎并不讳言他希望通过大运河项目来重续旧梦。他曾经积极推动周庄、同里、甪、乌镇、南浔、西塘六古镇携手申遗，但种种原因造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此，阮仪三说：“各古镇谁都想独占鳌头，当中又没有一个牵线搭桥的机构，因此最后不了了之，很是遗憾。”而今，他又试图在大运河身上找到“联合”的契机。他认为，建立观察站，是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为运河沿线的民间人士、当地政府和关注运河保护的专家学者搭建起一个共同平台，同时试图解决运河遗产保护多年来存在地域间隔离的问题，使保护运河遗产成为沿线城镇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
阮仪三同时希望借助媒体呼吁，世界遗产作为祖先留下来的财富，“应该人人有份”。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世界遗产的公众参与热情很高。在英国，遗产保护投入基金中，英国民众的份额占到52％。但阮仪三认为，公众并非没有参与的热情，而是缺乏适当的引导。他发现，京杭大运河各沿线城市几乎都有保护运河的“积极分子”，因此，寄希望通过观察站，能够将这些积极分子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产生“传染效应”，激发政府、民间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他发现，京杭大运河各沿线城市几乎都有保护运河的“积极分子”，因此，寄希望通过观察站，能够将这些积极分子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产生“传染效应”，激发政府、民间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全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悄然在列。
京杭大运河会否选择以“遗存运河”或“文化线路”进行申遗？在此次论坛上，建设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向记者透露，近日，由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经慎重讨论，基本敲定：京杭大运河适宜以“文化线路”概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多数专家认为，“大运河历史悠久，且变化很大，古时发挥过重要作用，今日部分运河仍在被使用；大运河既有物质遗存，又有文化传承”，因此，若以“文化线路”进行申报，就比较容易解释大运河“物质遗存变化很大但文化传承贯彻始终”的情况。
据了解，“文化线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言也是个全新命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尚无申报获批的“文化线路”世遗项目。但王景慧透露，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以及涉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印加皇家道路”都在开展研究工作，准备用“文化线路”进行申报。
而如今已被认定为世界遗产的项目中，具“文化线路”特征的也不在少数，譬如2004年获批的“文化景观”———日本纪伊山朝圣路线；1993年获批的“文化遗产”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西班牙部分）；以及被批准为“线性文化景观”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线路（法国部分）。据透露，这些世界遗产也很有可能按最新类型“文化线路”重新申报。
对于另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大运河申遗是否已步入倒计时？王景慧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了35个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的项目，但国家文物局每年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个项目，今年申报的是广东开平雕镂。因此，京杭大运河申遗还处于起步阶段，当前，摸清“家底”、切实保护，仍是运河面临的迫切难题。
重视两岸非物质文化保护
在此次论坛上，中国民俗协会会长刘魁立，对于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振臂一呼。他说，北京高碑店，居于京杭大运河入京前的最后一道闸门的位置，历史上，这个村落的居民曾长时期围绕漕运来安排其生活方式，相当繁荣。然而，随着漕运的衰弱，村民们的生活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如今，在北京大街小巷卖金鱼的，可以说个个都是高碑店的人！”刘魁立认为，以此类推，运河沿岸居民都会或多或少由于运河的兴衰而产生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包括风俗习惯、信仰等等，这些都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整理。“例如信仰，妈祖被认为是过去保水上平安的神灵，我们在运河整个水域两岸的村落都发现了妈祖庙遗存；再如京杭大运河两岸至今仍有非常多的‘号子’，这证明着，历史的记忆依然存在于运河河畔居民的心中……”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在运河2500余年的历史中，承载下了运河的“文化基因”。对此，刘魁立一连用了三个比喻试图说明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电脑是物质，但电脑若无程序，怎么做逻辑题？算盘是物质，但打算盘的技巧，需要人来完成；剪纸是物质，但剪出惟妙惟肖的东西来，靠的是手艺，它的灵魂，既不在于纸，更不在于剪子……”
那么，京杭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属于运河申遗的对象？此前，有关将京杭大运河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捆绑”申遗的说法很多。对此，刘魁立纠正，“申请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完全不同的两条线，而且需要强调的是，大运河申遗对象就应该是大运河本身，但在申遗过程中，必须对大运河两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描述’。没有了‘非物质’，大运河怎能称其为‘文化线路’？”
沿岸城市遗产观察站启动
在此次论坛上，京杭大运河城市遗产观察站宣告成立，由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基金会出资推动这一跨地域、动态同步信息交互的城市遗产状态跟踪工作，并在上海成立观察总站。
在观察站成立大会上，来自大运河沿岸的各地级市纷纷响应，同济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兴奋地告诉记者，“目前已有沿线七八个城市当场签订了建立沿线‘分观察站’的意向书，下一步，我们还要争取深入到运河沿岸的县、镇，在那里也设立观察站！”
阮仪三似乎并不讳言他希望通过大运河项目来重续旧梦。他曾经积极推动周庄、同里、甪、乌镇、南浔、西塘六古镇携手申遗，但种种原因造成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对此，阮仪三说：“各古镇谁都想独占鳌头，当中又没有一个牵线搭桥的机构，因此最后不了了之，很是遗憾。”而今，他又试图在大运河身上找到“联合”的契机。他认为，建立观察站，是最大限度、最大范围地为运河沿线的民间人士、当地政府和关注运河保护的专家学者搭建起一个共同平台，同时试图解决运河遗产保护多年来存在地域间隔离的问题，使保护运河遗产成为沿线城镇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纽带。
阮仪三同时希望借助媒体呼吁，世界遗产作为祖先留下来的财富，“应该人人有份”。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世界遗产的公众参与热情很高。在英国，遗产保护投入基金中，英国民众的份额占到52％。但阮仪三认为，公众并非没有参与的热情，而是缺乏适当的引导。他发现，京杭大运河各沿线城市几乎都有保护运河的“积极分子”，因此，寄希望通过观察站，能够将这些积极分子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产生“传染效应”，激发政府、民间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他发现，京杭大运河各沿线城市几乎都有保护运河的“积极分子”，因此，寄希望通过观察站，能够将这些积极分子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产生“传染效应”，激发政府、民间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
发表评论
您好，登录后才可以评论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