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建设”：城市保护与更新的失衡
admin
2006-12-15
来源：景观中国网
北京白米斜街、天津前欧洲租界、重庆磁器口、宁波老外滩、绍兴古城……用冯卫平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城市记忆”。 为了筹备于本月中旬举办的“全国旧城保
北京白米斜街、天津前欧洲租界、重庆磁器口、宁波老外滩、绍兴古城……用冯卫平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城市记忆”。
为了筹备于本月中旬举办的“全国旧城保护与城市更新高级论坛”，北京新地时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卫平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除了那些“城市记忆”之外，他所见到的，更多的是因城市改造而引发的“建设性破坏”。“许多有保留价值的建筑、设施、古木及风貌环境遭到破坏，城市记忆消失了。”
“在城市改造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片面地追求焕然一新的感觉，拆除老建筑、对历史遗存保护不够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必须对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制止。”在今年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如此说道。
是保护，还是更新？
重庆是冯卫平印象最深的城市。在那里，他去了两个地方：华宇广场和磁器口。华宇广场是重庆十大旧城改造项目之一，目前旧有建筑基本拆除完毕，家乐福、华联及各大银行已相继入驻，它的开发建设使重庆沙坪坝中心区域的城市形态发生了飞跃式的质变，成为一条集景观、购物、娱乐、居住的时尚街区。而磁器口则截然不同，它保留了原有的古镇风貌，街道两边的古建筑基本原封未动，商业也是以经营牛肉、麻花等民俗商品为主。
“华宇广场此前已尽是危房，如果不推翻重建，人们甚至无法生活下去。磁器口则属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拆除了是对城市记忆的一种破坏”。冯卫平认为，一边已成为现代街区，一边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对重庆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都会在这里留下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存城市的记忆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指出，当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物古迹被拆除，二是文物古迹的环境遭到破坏，三是历史街区被毁。
事实上，保护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对于增加城市的综合文化魅力、促进城市旅游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保护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敬，还可以给城市带来直观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日趋增长的生态环境压力，一个城市又必然要面临物质性老化、结构性或功能性衰退等现实问题。
“城市是人、物资、信息的聚集点，属于时代的产物。”北京师范大学不动产学院教授胡江对记者表示：“所谓旧城，便意味着它是与过去的生态环境、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而在新的时代当中，肯定存在不适应的地方，更新便是必然。”
既然保护与更新都是城市发展的必需，那么关键在于如何划出两者的界线。在冯卫平看来，当前许多城市并没有明确什么该保护，而什么该更新。“人口在不断地集中，这些地方面临很大的城市化压力，保护与更新似乎成为一对矛盾”。
在许多城市改造中出现的“破坏性建设”，恰恰是因为过于向更新倾斜，而出现大量的非必要改造。胡江认为，确实很难找出一个对城市保护与更新的绝对权衡标准，但可以依据类似“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去判断。“城市更新要能够同时满足公众与城市的利益，而资源又高度节约和充分利用，这样才具有现实性，否则就干脆保护起来。”
另辟新区或重点保护
“造成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景慧指出，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舆论的关注点，都是经济发展速度，很难关联到城市遗产保护；其次，城市建设规模大、速度快，但管理跟不上，难免让城市遗产遭到破坏；再次，城市遗产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在这里改变用地功能或增加建筑密度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自然难以兼顾保护；最后，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区域确实存在房屋破旧、基础设施不全、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城市便采取了开发的办法，全部拆光重新建设。
通过对欧洲及北美的城市发展调查，德国维思平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市场总监王海(王海博客,王海新闻,王海说吧)良发现合理的城市改造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老城区保护起来，同时另设新区，形成多个中心的城市形态；二是对城市中某些典型的老城区域、老建筑完全保留，而对其他区域进行更新，在两者之间建造一些风格相似的广场、公园加以缓冲。
“在我国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王海良指出，如云南丽江、山西平遥以及目前规划中的北京，都确定了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城市格局，这种另辟新区的做法，有利于城市保护与发展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而像宁波老外滩、南京夫子庙，便是通过重点保护的方式成功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
“全部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其实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城市发展方式”。冯卫平更加赞同有着“改良”意味的城市改造方式。比上海外滩形成还要早20年的宁波老外滩，沿江的外国领事馆、教堂、银行、轮船码头等几乎记录了其开埠的整段历史，当地政府保留甚至复建了多处建筑，同时请来美、日、香港等地建筑师对近5万平方米的街区进行重新规划。开发完成后的老外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同时又恢复了功能的使用，使老外滩兼具传统和现代的特质。
“正如现在的巴黎依旧是19世纪风格的延续，欧洲很多城市改造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对于城市规划的延续性和执行力非常好，而且城市建筑的寿命普遍较高。”王海良更为担心的现实问题是，如今我国许多建筑的寿命仅在20~30年之间，这将给城市埋下隐患。“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从建筑工艺及技术方面去提高建筑的寿命，包括结构与功能的寿命，才能让我们的城市在未来少拆除一点房子，多保留一些记忆。”
为了筹备于本月中旬举办的“全国旧城保护与城市更新高级论坛”，北京新地时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卫平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奔波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除了那些“城市记忆”之外，他所见到的，更多的是因城市改造而引发的“建设性破坏”。“许多有保留价值的建筑、设施、古木及风貌环境遭到破坏，城市记忆消失了。”
“在城市改造建设过程中，有些地方片面地追求焕然一新的感觉，拆除老建筑、对历史遗存保护不够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必须对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制止。”在今年我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如此说道。
是保护，还是更新？
重庆是冯卫平印象最深的城市。在那里，他去了两个地方：华宇广场和磁器口。华宇广场是重庆十大旧城改造项目之一，目前旧有建筑基本拆除完毕，家乐福、华联及各大银行已相继入驻，它的开发建设使重庆沙坪坝中心区域的城市形态发生了飞跃式的质变，成为一条集景观、购物、娱乐、居住的时尚街区。而磁器口则截然不同，它保留了原有的古镇风貌，街道两边的古建筑基本原封未动，商业也是以经营牛肉、麻花等民俗商品为主。
“华宇广场此前已尽是危房，如果不推翻重建，人们甚至无法生活下去。磁器口则属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拆除了是对城市记忆的一种破坏”。冯卫平认为，一边已成为现代街区，一边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对重庆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价值”。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每个时代都会在这里留下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存城市的记忆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秘书长王景慧指出，当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物古迹被拆除，二是文物古迹的环境遭到破坏，三是历史街区被毁。
事实上，保护好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对于增加城市的综合文化魅力、促进城市旅游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保护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敬，还可以给城市带来直观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日趋增长的生态环境压力，一个城市又必然要面临物质性老化、结构性或功能性衰退等现实问题。
“城市是人、物资、信息的聚集点，属于时代的产物。”北京师范大学不动产学院教授胡江对记者表示：“所谓旧城，便意味着它是与过去的生态环境、社会需求相适应的，而在新的时代当中，肯定存在不适应的地方，更新便是必然。”
既然保护与更新都是城市发展的必需，那么关键在于如何划出两者的界线。在冯卫平看来，当前许多城市并没有明确什么该保护，而什么该更新。“人口在不断地集中，这些地方面临很大的城市化压力，保护与更新似乎成为一对矛盾”。
在许多城市改造中出现的“破坏性建设”，恰恰是因为过于向更新倾斜，而出现大量的非必要改造。胡江认为，确实很难找出一个对城市保护与更新的绝对权衡标准，但可以依据类似“帕累托最优”的原则去判断。“城市更新要能够同时满足公众与城市的利益，而资源又高度节约和充分利用，这样才具有现实性，否则就干脆保护起来。”
另辟新区或重点保护
“造成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王景慧指出，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舆论的关注点，都是经济发展速度，很难关联到城市遗产保护；其次，城市建设规模大、速度快，但管理跟不上，难免让城市遗产遭到破坏；再次，城市遗产大多位于城市中心区，在这里改变用地功能或增加建筑密度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自然难以兼顾保护；最后，一些具有保存价值的区域确实存在房屋破旧、基础设施不全、环境亟待改善等问题，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许多城市便采取了开发的办法，全部拆光重新建设。
通过对欧洲及北美的城市发展调查，德国维思平建筑设计咨询公司市场总监王海(王海博客,王海新闻,王海说吧)良发现合理的城市改造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老城区保护起来，同时另设新区，形成多个中心的城市形态；二是对城市中某些典型的老城区域、老建筑完全保留，而对其他区域进行更新，在两者之间建造一些风格相似的广场、公园加以缓冲。
“在我国其实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王海良指出，如云南丽江、山西平遥以及目前规划中的北京，都确定了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城市格局，这种另辟新区的做法，有利于城市保护与发展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而像宁波老外滩、南京夫子庙，便是通过重点保护的方式成功地推进了城市化进程。
“全部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其实是一种原始的、落后的城市发展方式”。冯卫平更加赞同有着“改良”意味的城市改造方式。比上海外滩形成还要早20年的宁波老外滩，沿江的外国领事馆、教堂、银行、轮船码头等几乎记录了其开埠的整段历史，当地政府保留甚至复建了多处建筑，同时请来美、日、香港等地建筑师对近5万平方米的街区进行重新规划。开发完成后的老外滩，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同时又恢复了功能的使用，使老外滩兼具传统和现代的特质。
“正如现在的巴黎依旧是19世纪风格的延续，欧洲很多城市改造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对于城市规划的延续性和执行力非常好，而且城市建筑的寿命普遍较高。”王海良更为担心的现实问题是，如今我国许多建筑的寿命仅在20~30年之间，这将给城市埋下隐患。“也许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从建筑工艺及技术方面去提高建筑的寿命，包括结构与功能的寿命，才能让我们的城市在未来少拆除一点房子，多保留一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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