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进城 背后的“大树政治”

　　一连几日，笔者在长沙市所属的长沙、望城、浏阳、宁乡四县市农村走访，所到之处，几乎没有见到一棵像样的树。笔者在浏阳河花木产业带采访时，从一位从事花木生意的刘老板口中得到证实：“现在，周围几个县市除了挂牌保护的，别说是大树，就是值钱点的树蔸也基本上被我们挖光了。”市场的需求加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使得大树进城几乎是一路畅通。

　　伴随着“园林城市”、“生态城市”、“森林型城市”等城市理念的兴起，伴随着“广场工程”、“绿化工程”以及“道路工程”的轮番上马，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树进城运动在百姓的视线之外发起，又在监督的视线之外成为争相模仿的流行趋势。

　　大树进城对那些在乡村土地上生长了几十上百年的大树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经过两次移栽，能存活下来的已经不足50％；就算万幸活了下来，也早已成了“断臂维纳斯”，美感不复存在。当然，对大树周边环境生态，更是彻底的破坏。

　　大树被迫为之服务的政治，当然不是着眼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政治，而大多只是着眼于官员私人利益的私人政治。所谓“大树政治”，如果被简单地等同为“大树底下好升官”、“大树底下好发财”之类，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池。

　　善变的“城市的形象”前后完全不一——当他热衷于修宽马路时，宽马路就是唯一的“形象”，大树可以被毫无顾忌地砍掉；当他热衷于修大广场时，大树又成了支撑“形象”的宠儿，非要花大价钱买大树进城不可。但是，私人政治向来都是“目标专一”而“急功近利”的。

　　除此之外，“大树政治”的另一个更重要特征在于：施行和问责意义上的双重零成本。首先，一手决策并施行“大树政治”者，是不需要预先支付任何成本的。他只要“拍拍脑袋”，然后“大笔一挥”，经费方面则由地方财政照单全付——即便是为一棵树支付58万雪花银，付起款来眼皮也不会眨一下。其次，“大树政治”的非意图后果，同样不需要他赔付任何代价。哪怕种下去的大树全都死光了，那也只是“自然原因”，“非人力所能干预”也，大树被挪死了，人却挪活了——这个意义上，搞“大树政治”永远没有失败的可能。

　　财政软约束造成公共资源为私人利益服务，监督悬空化造成权利被排斥成一无所知的局外人，问责虚无化造成脱缰的权力在公共领域内撒野，这就是“大树政治”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