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撩动城市昨日旧梦
admin
2006-06-20
来源：景观中国网
先辈留下的财产叫做遗产，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这是关于“遗产”的传统定义。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它是一
先辈留下的财产叫做遗产，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这是关于“遗产”的传统定义。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开始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它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
然而，也正是这“私有”到“公有”的一变，使得“保护”二字落实起来不那么具体。如果不能“保护”，又谈何“延续”与“创造”？
6月14日，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年会在北京举行，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特色延续与创造”会议上，来自中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政府官员等10人，纷纷发言，就当前世界及中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所涉及的热点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会议现场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恐怕连主办方都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人来听会，以至于工作人员在会场加了两排坐位还是不够，还是有人挤在门口站着听，而会场的同声传译耳机也“不够用”。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当今提起来有些让人心酸的话题，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似乎也让人们感到一丝欣慰
保护 不要演变成破坏
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高级城市规划师张兵认为，有些保护性的行为实际上是破坏性的。张兵的这句话听起来自相矛盾，实则颇有道理。
有些人本意上是要保护这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理解得有偏差、不够深刻，因此常常适得其反。比如对一些历史风貌区的重建与翻修，由于过多地运用了现代化的技术以及人为地“创造”出一些特点，而没有延续建筑原有的特色，抹煞了建筑原有的内涵，最终“大煞风景”。
还有一种行为就是仿造。例如，以“保护”为名义，新建造“汉街”、“周庄”等历史景观。仿造了外观，却无法仿造精髓。而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却以“务实”的态度，戳穿了他们的“仿造谎言”。会场上展示着一条“汉街”的图片，只见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有“汉街”二字。阮仪三说，这条仿照汉代建筑模式而兴建的“汉街”，其实并不名副其实。因为我国的“街”是在宋朝出现的，汉代根本没有“街”。现在这条街的两侧店铺林立，而汉朝的时候，中国是重农抑商的，根本不会有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他还说，牌坊是明清时期的产物，也不会出现在汉代。因此可以看出，这条“汉街”是错误百出的。这种情况，会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哑然失笑。
延续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际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特色的延续，是与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规划发展密切相关的。阿特金斯（中国）公司主席Brain Aschroft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显然是个“中国通”。他在会上所讲的“中国城市的可持续性实践”问题，已经深入到中国当前的实际。他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这种增长是跨越式而不是渐进式的，这种增长方式缺乏方向性。因此就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他认为，制定规划一定要灵活，而不能僵化。谈规划就要涉及目标的制定，他说，现在我们制定了20年后的目标，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10年后情况的改变。当10年后情况不同时，那个最初制定的目标还合适妥当吗？因此，Brain Aschroft主张要灵活规划。
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Brain Aschroft说，持续性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是一个三角形。但是他也说，很多时候，三角形会变形，变成不平衡的。而他所说的变形是指从等边三角形变成一般三角形。
Brain Aschroft还说，商业活动与遗产的保护并不对立，而应当是合作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有收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并不反对城市的商业活动。
创造 解决保护中的新问题
伟信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总监、亚太区环境规划及景观设计主管Stephen Fairhurst演讲题目是“都市观光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从哈尔滨、天津、济南到苏州、杭州、深圳，从大连、西安、南京到宁波、武汉、上海……Stephen Fairhurst几乎列举了中国所有的一级城市的重要观光景点。他的观点是，这些景点都遇到了“承受能力”的问题。Stephen Fairhurst是个身材魁梧的人，难怪他风趣地说：“扬州的瘦西湖人很多，要想看到风景，必须长得很‘瘦’才能挤进去。”
既要保护现有历史文化遗产，又要解决观光景点人多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创造。
在会上，上海的新天地被多个演讲者提及。上海新天地是一个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旅游景点，它是以上海近代建筑标志——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而改建的。它首次改变了石库门原有的居住功能，创新地赋予其商业经营功能，把这片反映了上海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集国际水平的餐饮、购物、演艺等功能的时尚、休闲文化娱乐中心。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同时认为，不能一味地去模仿新天地的做法。
然而，也正是这“私有”到“公有”的一变，使得“保护”二字落实起来不那么具体。如果不能“保护”，又谈何“延续”与“创造”？
6月14日，首届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年会在北京举行，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特色延续与创造”会议上，来自中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政府官员等10人，纷纷发言，就当前世界及中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所涉及的热点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
会议现场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恐怕连主办方都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多人来听会，以至于工作人员在会场加了两排坐位还是不够，还是有人挤在门口站着听，而会场的同声传译耳机也“不够用”。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当今提起来有些让人心酸的话题，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似乎也让人们感到一丝欣慰
保护 不要演变成破坏
会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理论与历史文化名城研究所高级城市规划师张兵认为，有些保护性的行为实际上是破坏性的。张兵的这句话听起来自相矛盾，实则颇有道理。
有些人本意上是要保护这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但是由于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理解得有偏差、不够深刻，因此常常适得其反。比如对一些历史风貌区的重建与翻修，由于过多地运用了现代化的技术以及人为地“创造”出一些特点，而没有延续建筑原有的特色，抹煞了建筑原有的内涵，最终“大煞风景”。
还有一种行为就是仿造。例如，以“保护”为名义，新建造“汉街”、“周庄”等历史景观。仿造了外观，却无法仿造精髓。而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却以“务实”的态度，戳穿了他们的“仿造谎言”。会场上展示着一条“汉街”的图片，只见一个高大牌坊上写有“汉街”二字。阮仪三说，这条仿照汉代建筑模式而兴建的“汉街”，其实并不名副其实。因为我国的“街”是在宋朝出现的，汉代根本没有“街”。现在这条街的两侧店铺林立，而汉朝的时候，中国是重农抑商的，根本不会有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他还说，牌坊是明清时期的产物，也不会出现在汉代。因此可以看出，这条“汉街”是错误百出的。这种情况，会令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哑然失笑。
延续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实际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特色的延续，是与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规划发展密切相关的。阿特金斯（中国）公司主席Brain Aschroft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显然是个“中国通”。他在会上所讲的“中国城市的可持续性实践”问题，已经深入到中国当前的实际。他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这种增长是跨越式而不是渐进式的，这种增长方式缺乏方向性。因此就需要一个整体的规划。他认为，制定规划一定要灵活，而不能僵化。谈规划就要涉及目标的制定，他说，现在我们制定了20年后的目标，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10年后情况的改变。当10年后情况不同时，那个最初制定的目标还合适妥当吗？因此，Brain Aschroft主张要灵活规划。
众所周知，三角形是最稳定的形状。Brain Aschroft说，持续性就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就是一个三角形。但是他也说，很多时候，三角形会变形，变成不平衡的。而他所说的变形是指从等边三角形变成一般三角形。
Brain Aschroft还说，商业活动与遗产的保护并不对立，而应当是合作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个城市都需要有收入、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并不反对城市的商业活动。
创造 解决保护中的新问题
伟信顾问集团有限公司总监、亚太区环境规划及景观设计主管Stephen Fairhurst演讲题目是“都市观光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从哈尔滨、天津、济南到苏州、杭州、深圳，从大连、西安、南京到宁波、武汉、上海……Stephen Fairhurst几乎列举了中国所有的一级城市的重要观光景点。他的观点是，这些景点都遇到了“承受能力”的问题。Stephen Fairhurst是个身材魁梧的人，难怪他风趣地说：“扬州的瘦西湖人很多，要想看到风景，必须长得很‘瘦’才能挤进去。”
既要保护现有历史文化遗产，又要解决观光景点人多的问题，这其实就是一种创造。
在会上，上海的新天地被多个演讲者提及。上海新天地是一个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市旅游景点，它是以上海近代建筑标志——石库门建筑旧区为基础而改建的。它首次改变了石库门原有的居住功能，创新地赋予其商业经营功能，把这片反映了上海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造成集国际水平的餐饮、购物、演艺等功能的时尚、休闲文化娱乐中心。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同时认为，不能一味地去模仿新天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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