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晨报》：西方建筑师应该检讨它们对中国城市建设的作为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曾讲述过桃花源的神话，如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专家俞孔坚教授给与其新解：渔夫穿过漆黑狭窄的洞穴，发现一片与世隔绝的田园乐土，那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后代的帝王们垂涎美景，派人另造了假桃花源。但这些帝王把美景视作纯粹的装饰品，忽视了景观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最终无法实现桃花源神境。所以，作为封建帝王和士大夫艺术的园林变得空洞而毫无生机。

　　同时，在悉尼，你所遇见的每两个建筑师中，就有一个去中国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做过设计。这些建筑师多年的劳动，帮助中国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和34％的钢材。迄今为止，这些设计项目吸引了4000万的农民工，消耗了6700万公顷的土地。但奇怪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令人欣喜的成果，能看到的只是诸如扎哈•哈迪德、雷•库哈斯、贝聿铭等大牌建筑师作品的仿制。

　　大部分建筑师们实际上在采取消怠的策略，结果使现实变得更糟糕。尽管，他们也对此感到惭愧。过去十年，中国的建筑作品就像是红色天鹅绒窗帘后面的一堆垃圾，不为世人认同。而当你询问这些建筑师是否有文化的差异时，他们却轻快的否定了。

　　这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筑师们知道什么更好，因而他们羞愧！他们清楚中国的城市和环境正搭乘泰坦尼克走向灾难，自身却无法抵挡利益的诱惑。正像俞所说的：“西方建筑师来中国，本来应该带来真正的建筑理念，但他们急切地想要呈现作品，就对中国政府隐藏了‘美国模式是错误的’真相。”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是“黑五类”子弟，俞两次被拒于校门之外。无法上学，只能去放牛。在去北京读大学之前，他从没有离开过家乡，也从没听说过景观设计。

　　1980年的时候村里还没有电话。俞的中学老师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骑自行车来到俞的家里，讲述什么是作为帝王艺术的“园林”，亭台楼阁、流水和假山美景。现在作为哈佛毕业生的俞解释说，老师当时没有意识到，古代帝王的艺术是对景观设计本质的亵渎，不是真正的艺术。

　　90年代从哈佛毕业回国，俞痛心的发现，自行车道都让路给了汽车，河流、溪水被改造成沟渠，田里的谷稻被铲平铺路。“有两年的时间我骑自行车上下班，但太难了，于是我放弃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景观作为真正的艺术，是未来的艺术！

　　在中国的660多个城市中，三分之二缺水。北京的地下水位已低于80米，每年还要下降1米。没有人知道能有多少剩余。政府为此正在修建一个1700公里的引水渠，称为“南水北调”。

　　俞在中国推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劝说当局保留湿地和滞洪区，建立了一条类似于中医里的经络的大地生态网络。

　　当然，实现这些理念更多的要依赖于市长们的决策。如果660多位市长能够不再用帝王的思维建设城市，我们的居住环境就有希望得到改变。2003年，俞写了“城市景观之路”一书，阐述了什么是错误的城市规划，送给660多位市长参阅。迄今为止，这本书已重印9次；俞还完成了多项生态防洪和类似沈阳稻田校园等生态景观示范工程的建设。

　　政府方面，必需正确面对！针对市民们就日渐恶化的居住环境的投诉，国家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声称：“中国未来将建成绿色、生态、人文的社会。”但是，现状着实令人担忧：污染的河流和土壤、猖獗的沙漠化和沙尘暴以及13亿人口粮食的短缺。想想看，澳大利亚是否也是这样的境况！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是澳大利亚的65倍。中国政府是有能力改变这场生态灾难的，它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不言而喻！

　　中国政府将作怎样的选择？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迹象！ 20年前，中国只有10％的人口为城市居民，现在已经达到了40％。20年后，更将达到70％，每个城市的人口都翻了三倍。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国最富有的100人中，有50人是开发商。

　　同时，政府还在拆毁具有浓郁京味特色的胡同和早在紫禁城之前就已建立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以高楼大厦和数以公里长的、由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Albert Speer的儿子设计的礼仪大道。同样的，为迎奥运发行了上百万册的“文明礼仪基本手册”中，甚至规定了吐痰、内衣和眼神等。

　　世界历史上所谓的“现代化”，往往带有反自然，反土地，反历史的特点。从拿破仑到后现代的古典主义复苏，那些一堆堆建筑和城市的错误，却在不断上演，教训并没有被吸取。

　　俞对此的批判更为犀利！那些错误的城市、建筑和景观设计，使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却让一堆帝国主义的劣质品取代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连旧时代的帝王都想不到他们的纪念性景观怎么会和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和美景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俞说，“在寻找身份的同时，我们却丧失了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