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只有城墙的古城
admin
2006-01-11
来源：景观中国网
“我们西安的城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平遥？太小了;南京？拆得差不多了。” “西安城墙可应该好好看看，西安城墙有17个门，你知道么？前面就是安定门，那里面有两道唐代的车辙
“我们西安的城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平遥？太小了;南京？拆得差不多了。”
“西安城墙可应该好好看看，西安城墙有17个门，你知道么？前面就是安定门，那里面有两道唐代的车辙印。南门你一定要去，克林顿在那里举行过入城式呢。”
任何一个西安人都对城墙如数家珍，正如西安市官方所说:“城墙，那是我们西安的文脉，是西安的一张金字名片。”2004年12月26日，西安火车站前正式举行了西安古城墙合拢仪式，自1936年陇海铁路通车时形成的530多米长的城墙缺口被弥补，西安城墙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这无疑又一次激发了市民对西安城墙的热情。
2004年12月31日，在小南门外的西安著名楼盘御城，面对窗外厚重的城墙和城墙下围在一起唱秦腔的票友们，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商子雍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激动，他说:“有墙无市，有什么可过分激动的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建筑工程设计院总设计师、建筑大师张锦秋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历史文化名城比作一个人，城市的山水环境和城市格局有如人的骨架和体魄;文物古迹，特别是标志性建筑，是人的五官;历史地段是人的肌肤;传统文化艺术和民风民俗则是这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情趣。按照这个比喻，西安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城市。西安人说，现在城墙是挂在西安脖子上的一串翡翠项链，但是这串翡翠项链的主人的衣着，却有些支离破碎。
西安城墙能够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在西安，任何一个人都会向你讲述许多西安城墙的传奇:1958年大炼钢铁，市民都把城砖扒下来堆高炉;谁谁家的厕所，就是用城砖盖的。80年代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要在城墙上修铁路，让火车在城墙上跑;仅仅是西安城墙到底是因为谁说了话才保护下来的，就有好几种说法:郭沫若、周恩来，甚至习仲勋。无论怎样，西安城墙毕竟保存下来了，但和西安城墙唇齿相依数百年的西安古民居，却正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西安古民居消逝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吃惊。商子雍说他80年代时候居住在南门书院门对面湘子庙的一处古宅子里，那所宅子非常气派:六进的大院子，每一间都是典型的关中民居的样式:房子窄长，高挑，叫做“厦房”，住着很舒服。90年代湘子庙改造的时候，他去看旧居，发现早已变成了一地瓦砾。
这并不是一个个例，督军老宅的拆除，一直被认为是西安古城保护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督军老宅是解放前陕西督军、省长陈树藩的宅第，建于上世纪初。该宅坐北面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在西安市32处“需要保护的传统民居宅院和历史性纪念性建筑名单”中列第10位。2002年12月30日，老宅收到市拆迁办通知，要求7日内自行搬迁，以便实施拆除。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共发表100多篇呼吁挽留保护督军老宅的文章;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10多次播发了有关督军老宅的电视报道;一些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交议案，要求保护督军老宅;数万市民自发从四面八方来到督军老宅参观声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拆迁部门的决心，拆迁部门在门前设置了大喇叭，每天早上，喇叭里先放一段“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再播放:“莲湖区政府第××号强制拆迁令。”陈树藩的儿子、西安著名书法家陈泽秦向法院上诉失败，在政协会议上，他只能无奈地说:“拆房子我能理解，但能不能不要放这种音乐。”
在强制拆迁的当天夜里，老宅遭到毁灭性的哄抢。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考虑到督军陈树藩在陕西省近代史上的影响和老宅的历史价值，在强制拆迁前特地对大院内的建筑格局、结构特点、设计风格进行了详细记录、测绘和摄录，计划拆迁后寻找机会将督军老宅异地重建。但在这场哄抢中，文物部门原计划第二天精心组织拆卸的过厅和上房被拆毁扒平，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建筑构件和历史文物被抢掠和毁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只得一边向警方报案一边派人在瓦砾中寻找残留的古建筑构件。督军老宅，最后剩下的只有两棵被转移到小雁塔文物保管所内养护的百年古梧桐树。
根据西安当地媒体的报道，1990年以前，西安城墙以内棋盘式的规划格局中，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宅院占据了半数以上。1993年，西安市建委、规划局、文物园林局经过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提出30处急需保护的传统民居和历史纪念性建筑。2002年，针对旧城改造中传统民居不断减少的情况，市文物园林局又组织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原提出的30处只有16处还存在;2004年5月初，市文物园林局再次对2002年提出的传统民居进行调查，现存21处。
10年拆迁甚至成就了一个特殊的名人:毋建国。他曾是陕西仅有的4名特级导游员，1992年9月8日，他与夫人骑车去甜水井拜访一位朋友，经过二府街时，看到路边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边放着两个大纸箱子，里面装着几块砖雕，看上去非常漂亮。两个人下车一问，对方说一共10元，从此他开始了搜集“破烂”的历史。10年间，他搜集了34卡车“破门烂窗”，在老家华县建起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主体3层的私人古建筑博物馆。清代军机大臣赵舒翅、民国陕西督军陈树藩、同盟会陕西都督张凤翔故居，民国学者党晴梵“华云精舍”等名人故居的遗物全部被他汇集于园中。
古城保护中的实用主义
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副局长孙福喜说:“我们一般都不说这是明城墙，而说，这是修建在隋唐皇城基础上的明城墙，这样，它的历史内涵就不一样了。”在西安这座传统古城，任何
文物似乎都必须给自己加上一个帽子，而这个帽子，并不是“大”就管用的。
大南门，是西安仿古建筑最多的地方。西安人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人见面，北门的人说:“打架了么？”西门的人说:“吃了么？”东门的人说:“抓住了么？”而南门人的问候语则是:“考上了么？”北门紧挨着陇海铁路，大批河南人逃荒来此，久而久之，形成了西安独有的“棚户区”，棚户区的人比较穷，融不进西安当地社会，打架是常有的事情;西边是回民聚集地，回民的清真小吃很有名;东门是西安穷人聚集的地方，从前那里是西安著名的“鬼市”:穷人要过日子，就不得不做点小偷小摸的事情，偷来的东西在东门以便宜价钱出售，见不得光，所以叫做“鬼市”。而南门在传统上是文人墨客居住的地方，书香气息最浓。
书院门是南门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书院门的地名起源于在它里面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西北四大书院之冠。明代有一个叫做冯从吾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说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结果被革职回家，然后潜心研究易理，在宝庆寺讲学，后来又拉上陕西省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汪可受，进行“联镳会讲”，来听讲的人足有几千人，所以从此把那个地方修了一所书院，就是关中书院。
现在西安人通常所说的书院门，指的是从碑林道关中书院门口的这一条步行街。路两旁都是一些仿古的建筑，建筑里面是一些店铺——卖湖笔端砚的，卖名人字画的，卖古籍的，治印的，每家店铺都装修的古色古香。但这里和对面的湘子庙也是西安古民居破坏最多的地方。
书院门79号的黄士桢老人今年91岁了，他说，原来书院门都是老宅子，街面上的房子都是三进院，有门房、过厅、厢房;当年，西安很多名流都居住在这里，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关中书院对门照壁后的国民党高等法院院长袁家、现在区政府所在地的王道台家等等。
1990年，西安人民政府将这里改造为仿古文化旅游文化街，所有街面上的宅子一律拆除，建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街上的树木一律挖掉，改栽龙爪槐。
90年代后期以后，西安的古城改造转向了“保护性开发”。现在这几乎是所有能留存下来的古宅子的惟一的生存理由。
北院门144号就是这样一个传奇。
明代官宅北院门144号的门上挂着鲜红的大匾:榜眼及第。据说第一代宅主人是一位姓高的明代翰林，后来转给了清朝榜眼岳崧。这是西安现今保留最完整、时间最久远的一所宅院也是西安地区少有的三进室三大院代表当时城市风格惟一的一所大官宅。90年代初城区改建，这座宅子和北院门原本也要变成“仿古街”。但是这里有一个特殊之处:回民聚居区，出于民族问题的考虑，拆迁暂缓。1997年，挪威一个组织出资86万元将之作为“中挪两国重点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进行了第一期整修。接着，高家大院由西安中国画院艺术部主任杨霜林以个人名义出资开发。高家大院总算留下来了。
资金的压力迫使杨霜林不得不对大院进行“保护性开发”:院子里有皮影、有民俗，还有仿古摄影室“香草美人”。藏文化热的前两年，杨霜林甚至把“唐卡”引进了大院，为此，他还和文化界的朋友杜撰了一个大院主人和唐卡的故事:七代为官的高家官商一体，一位经商贩盐的祖上在青海遇上大风雪，当地好心的老阿妈救了他，当高家这位祖上去感谢老阿妈时，老阿妈说，是家中的一幅唐卡保佑了大家平安。
另一个高家大院，是西安市柏树林街兴隆巷42号的“易俗社”创始人高培支先生的旧居。这个高家大院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院内两侧的厢房都是“房子半边盖”的典型陕西民居特色，过厅为硬山明柱出檐式，且前后、东西相向对称，上房为硬山明柱出檐二层楼房。二道门为三开门，即正门带两个偏门，门楼砖雕精美，除花鸟竹木之外，“平为福”、“苍竹”等字如浮空中，与白纸窗棂相映成趣。每年有大量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其他院校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课教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实地考察和临摹测绘。也有大量的影视剧在这里取景拍摄。但是由于没有“真正的用处”，这些年来，这座宅子一直在拆迁部门和房地产商的虎视眈眈中度过，高培支的孙子高公信还住在这里，这些年他始终在“又躲过一劫！”的庆幸声中度过。有一次，新华社的记者下来采访，灰发稀疏的高公信说:“现存的这座老宅如何利用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考虑的头等大事。眼下主要有两个方案:一是将其建成秦腔博物馆，将京剧四大来源之一的秦腔艺术公开展演;二是建成关中民俗博物馆，让八百里秦川的民俗荟萃于此，展示古人的日用生活。总之，高家大院的‘戏’还要继续演下去。”
西安市规划局副局长周平在此次接受采访时说，在传统保护、房地产开发这两种力量之间，规划人员只能尽量做到“疏导和平衡”。
然而这种疏导和平衡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90年代的时候，西安市规划局就规定，市内建筑最高不能超过钟楼的宝顶，也就是36米，然而放眼西安市内，超过36米的建筑何止一座。西大街的回民聚居区保留下来了，但回民聚居区的对面，一个超大的楼盘正在施工，据当地的居民说，在月平均收入一千余元的西安，这个楼盘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
“西安城墙可应该好好看看，西安城墙有17个门，你知道么？前面就是安定门，那里面有两道唐代的车辙印。南门你一定要去，克林顿在那里举行过入城式呢。”
任何一个西安人都对城墙如数家珍，正如西安市官方所说:“城墙，那是我们西安的文脉，是西安的一张金字名片。”2004年12月26日，西安火车站前正式举行了西安古城墙合拢仪式，自1936年陇海铁路通车时形成的530多米长的城墙缺口被弥补，西安城墙成为国内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这无疑又一次激发了市民对西安城墙的热情。
2004年12月31日，在小南门外的西安著名楼盘御城，面对窗外厚重的城墙和城墙下围在一起唱秦腔的票友们，西安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商子雍并没有表示出太多的激动，他说:“有墙无市，有什么可过分激动的呢？”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建筑工程设计院总设计师、建筑大师张锦秋有这样一个比喻:如果把历史文化名城比作一个人，城市的山水环境和城市格局有如人的骨架和体魄;文物古迹，特别是标志性建筑，是人的五官;历史地段是人的肌肤;传统文化艺术和民风民俗则是这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情趣。按照这个比喻，西安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城市。西安人说，现在城墙是挂在西安脖子上的一串翡翠项链，但是这串翡翠项链的主人的衣着，却有些支离破碎。
西安城墙能够保存下来，是一个奇迹。在西安，任何一个人都会向你讲述许多西安城墙的传奇:1958年大炼钢铁，市民都把城砖扒下来堆高炉;谁谁家的厕所，就是用城砖盖的。80年代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要在城墙上修铁路，让火车在城墙上跑;仅仅是西安城墙到底是因为谁说了话才保护下来的，就有好几种说法:郭沫若、周恩来，甚至习仲勋。无论怎样，西安城墙毕竟保存下来了，但和西安城墙唇齿相依数百年的西安古民居，却正在悄无声息地消逝。
西安古民居消逝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吃惊。商子雍说他80年代时候居住在南门书院门对面湘子庙的一处古宅子里，那所宅子非常气派:六进的大院子，每一间都是典型的关中民居的样式:房子窄长，高挑，叫做“厦房”，住着很舒服。90年代湘子庙改造的时候，他去看旧居，发现早已变成了一地瓦砾。
这并不是一个个例，督军老宅的拆除，一直被认为是西安古城保护中最大的一次失败，督军老宅是解放前陕西督军、省长陈树藩的宅第，建于上世纪初。该宅坐北面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在西安市32处“需要保护的传统民居宅院和历史性纪念性建筑名单”中列第10位。2002年12月30日，老宅收到市拆迁办通知，要求7日内自行搬迁，以便实施拆除。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共发表100多篇呼吁挽留保护督军老宅的文章;陕西电视台、西安电视台10多次播发了有关督军老宅的电视报道;一些全国、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提交议案，要求保护督军老宅;数万市民自发从四面八方来到督军老宅参观声援。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拆迁部门的决心，拆迁部门在门前设置了大喇叭，每天早上，喇叭里先放一段“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再播放:“莲湖区政府第××号强制拆迁令。”陈树藩的儿子、西安著名书法家陈泽秦向法院上诉失败，在政协会议上，他只能无奈地说:“拆房子我能理解，但能不能不要放这种音乐。”
在强制拆迁的当天夜里，老宅遭到毁灭性的哄抢。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考虑到督军陈树藩在陕西省近代史上的影响和老宅的历史价值，在强制拆迁前特地对大院内的建筑格局、结构特点、设计风格进行了详细记录、测绘和摄录，计划拆迁后寻找机会将督军老宅异地重建。但在这场哄抢中，文物部门原计划第二天精心组织拆卸的过厅和上房被拆毁扒平，大量有研究价值的各类建筑构件和历史文物被抢掠和毁坏，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只得一边向警方报案一边派人在瓦砾中寻找残留的古建筑构件。督军老宅，最后剩下的只有两棵被转移到小雁塔文物保管所内养护的百年古梧桐树。
根据西安当地媒体的报道，1990年以前，西安城墙以内棋盘式的规划格局中，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宅院占据了半数以上。1993年，西安市建委、规划局、文物园林局经过较为全面的调查了解，提出30处急需保护的传统民居和历史纪念性建筑。2002年，针对旧城改造中传统民居不断减少的情况，市文物园林局又组织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原提出的30处只有16处还存在;2004年5月初，市文物园林局再次对2002年提出的传统民居进行调查，现存21处。
10年拆迁甚至成就了一个特殊的名人:毋建国。他曾是陕西仅有的4名特级导游员，1992年9月8日，他与夫人骑车去甜水井拜访一位朋友，经过二府街时，看到路边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边放着两个大纸箱子，里面装着几块砖雕，看上去非常漂亮。两个人下车一问，对方说一共10元，从此他开始了搜集“破烂”的历史。10年间，他搜集了34卡车“破门烂窗”，在老家华县建起了一座占地1300平方米、主体3层的私人古建筑博物馆。清代军机大臣赵舒翅、民国陕西督军陈树藩、同盟会陕西都督张凤翔故居，民国学者党晴梵“华云精舍”等名人故居的遗物全部被他汇集于园中。
古城保护中的实用主义
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副局长孙福喜说:“我们一般都不说这是明城墙，而说，这是修建在隋唐皇城基础上的明城墙，这样，它的历史内涵就不一样了。”在西安这座传统古城，任何
文物似乎都必须给自己加上一个帽子，而这个帽子，并不是“大”就管用的。
大南门，是西安仿古建筑最多的地方。西安人有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人见面，北门的人说:“打架了么？”西门的人说:“吃了么？”东门的人说:“抓住了么？”而南门人的问候语则是:“考上了么？”北门紧挨着陇海铁路，大批河南人逃荒来此，久而久之，形成了西安独有的“棚户区”，棚户区的人比较穷，融不进西安当地社会，打架是常有的事情;西边是回民聚集地，回民的清真小吃很有名;东门是西安穷人聚集的地方，从前那里是西安著名的“鬼市”:穷人要过日子，就不得不做点小偷小摸的事情，偷来的东西在东门以便宜价钱出售，见不得光，所以叫做“鬼市”。而南门在传统上是文人墨客居住的地方，书香气息最浓。
书院门是南门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书院门的地名起源于在它里面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西北四大书院之冠。明代有一个叫做冯从吾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说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结果被革职回家，然后潜心研究易理，在宝庆寺讲学，后来又拉上陕西省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汪可受，进行“联镳会讲”，来听讲的人足有几千人，所以从此把那个地方修了一所书院，就是关中书院。
现在西安人通常所说的书院门，指的是从碑林道关中书院门口的这一条步行街。路两旁都是一些仿古的建筑，建筑里面是一些店铺——卖湖笔端砚的，卖名人字画的，卖古籍的，治印的，每家店铺都装修的古色古香。但这里和对面的湘子庙也是西安古民居破坏最多的地方。
书院门79号的黄士桢老人今年91岁了，他说，原来书院门都是老宅子，街面上的房子都是三进院，有门房、过厅、厢房;当年，西安很多名流都居住在这里，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关中书院对门照壁后的国民党高等法院院长袁家、现在区政府所在地的王道台家等等。
1990年，西安人民政府将这里改造为仿古文化旅游文化街，所有街面上的宅子一律拆除，建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街上的树木一律挖掉，改栽龙爪槐。
90年代后期以后，西安的古城改造转向了“保护性开发”。现在这几乎是所有能留存下来的古宅子的惟一的生存理由。
北院门144号就是这样一个传奇。
明代官宅北院门144号的门上挂着鲜红的大匾:榜眼及第。据说第一代宅主人是一位姓高的明代翰林，后来转给了清朝榜眼岳崧。这是西安现今保留最完整、时间最久远的一所宅院也是西安地区少有的三进室三大院代表当时城市风格惟一的一所大官宅。90年代初城区改建，这座宅子和北院门原本也要变成“仿古街”。但是这里有一个特殊之处:回民聚居区，出于民族问题的考虑，拆迁暂缓。1997年，挪威一个组织出资86万元将之作为“中挪两国重点历史街区保护项目”，进行了第一期整修。接着，高家大院由西安中国画院艺术部主任杨霜林以个人名义出资开发。高家大院总算留下来了。
资金的压力迫使杨霜林不得不对大院进行“保护性开发”:院子里有皮影、有民俗，还有仿古摄影室“香草美人”。藏文化热的前两年，杨霜林甚至把“唐卡”引进了大院，为此，他还和文化界的朋友杜撰了一个大院主人和唐卡的故事:七代为官的高家官商一体，一位经商贩盐的祖上在青海遇上大风雪，当地好心的老阿妈救了他，当高家这位祖上去感谢老阿妈时，老阿妈说，是家中的一幅唐卡保佑了大家平安。
另一个高家大院，是西安市柏树林街兴隆巷42号的“易俗社”创始人高培支先生的旧居。这个高家大院建于清朝末年，坐北朝南，为三开间三进院落，院内两侧的厢房都是“房子半边盖”的典型陕西民居特色，过厅为硬山明柱出檐式，且前后、东西相向对称，上房为硬山明柱出檐二层楼房。二道门为三开门，即正门带两个偏门，门楼砖雕精美，除花鸟竹木之外，“平为福”、“苍竹”等字如浮空中，与白纸窗棂相映成趣。每年有大量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其他院校建筑设计专业的学生，在专业课教师的带领下来这里实地考察和临摹测绘。也有大量的影视剧在这里取景拍摄。但是由于没有“真正的用处”，这些年来，这座宅子一直在拆迁部门和房地产商的虎视眈眈中度过，高培支的孙子高公信还住在这里，这些年他始终在“又躲过一劫！”的庆幸声中度过。有一次，新华社的记者下来采访，灰发稀疏的高公信说:“现存的这座老宅如何利用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我们考虑的头等大事。眼下主要有两个方案:一是将其建成秦腔博物馆，将京剧四大来源之一的秦腔艺术公开展演;二是建成关中民俗博物馆，让八百里秦川的民俗荟萃于此，展示古人的日用生活。总之，高家大院的‘戏’还要继续演下去。”
西安市规划局副局长周平在此次接受采访时说，在传统保护、房地产开发这两种力量之间，规划人员只能尽量做到“疏导和平衡”。
然而这种疏导和平衡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90年代的时候，西安市规划局就规定，市内建筑最高不能超过钟楼的宝顶，也就是36米，然而放眼西安市内，超过36米的建筑何止一座。西大街的回民聚居区保留下来了，但回民聚居区的对面，一个超大的楼盘正在施工，据当地的居民说，在月平均收入一千余元的西安，这个楼盘已经卖到了每平方米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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