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物保护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

　　日前，正在举行的“广州文物保护十年展(1995－2005年)”，引起广泛关注

　　让文物保护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
　　
　　“城市考古”为我们揭示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发展脉络。近日，一个囊括了广州从1995年至今各类重大考古发现成果及文物保护做法的展览在越秀山广州博物馆镇海楼举行。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考古方面的领导、专家、学者汇聚广州，就“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举行学术研讨会，商谈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如何取得和谐共存与发展。整个活动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共同主办。

　　十年来随着广州城建的迅猛发展，文物考古也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各种城市工程建设和地铁、内环路、大学城等大型工程项目中，众多重要的古遗址破土而出，许多古墓葬被发现，大量的文物被抢救性发掘。此次的“广州文物保护十年展(1995－2005年)”分为“文物保护十大成果”、“考古发掘的新收获”、“文物科研成果选”三部分，展示了这十年来发掘出土的文物近700多件，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展览持续到明年的5月12日。

　　十年来，广州共发掘古遗址54处，勘探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2.165万平方米，发掘各朝代的古墓葬163处、943座。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一共评选了十项成果，分别是:广州大学城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西汉南越国宫署的发掘与保护；发现世界最早的木构水闸；北京路千年古道；纪念建筑与旧址的修缮复原；宗教历史建筑的维修保护；锦纶会馆整体移位保护；荣获联合国奖项的从化广裕祠维修工程；深化文物普查；沙面建筑群的保护规划与整治。

　　“考古发掘的新收获”囊括了广州地区从先秦到元明清时期考古的新收获。其中，从化吕田狮象遗址、番禺南沙鹿颈村遗址、萝岗锥林岗遗址、萝岗早期越人墓等先秦考古的新发现，为广州地区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考古文物科研成果选辑”收录了南越王宫遗址发掘研究，两汉遗址与墓葬发现，以及三国钱币窖藏、南朝墓“买地券”、唐代铸币遗址的发现，并澄清了方志、文献记载的模糊。

　　本专题选取了“十大成果”中的六项，它们或文物考古价值重大，是广州城市文化内涵比较核心的部分，长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如南越国宫署、水闸遗址的发掘，大学城南汉国两王陵的发现；或文物保护手法独特新颖，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拉锯战中都具开创性，如北京路千年古道的展示、锦纶会馆的整体搬迁，从化广裕祠的维修。专题希望从中找寻到一些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城市文化保护之间和谐共存的思路。
　　
　　范例1
　　［从化广裕祠］联合国大奖更看重的是“保护和修复”
　　
　　广州市第一个联合国级别的文物保护奖项落在名不见经传的从化广裕祠身上。2003年11月，当联合国有关官员与国家、省、市领导及专家学者亲临从化广裕祠，组织参与了隆重的“联合国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第一名”颁奖典礼时，不仅蜂拥而出的当地村民对这场热闹感到新鲜好奇，就连很多广州的文化人、广州的媒体记者也要重新认识发现从化这片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广裕祠本身已是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明宣德年间(1326－1435年)。最早的维修记录是“大明嘉靖三十二年岁次癸丑冬吉旦重建”(即公元1553年)。祠堂占地面积近千平方米，建筑面积816平方米，建筑整体包括广裕祠、翼墙、照壁三部分。广裕祠坐北朝南，主体建筑面阔三间，祠屋深为三进，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将祠堂南北风格相结合的一个实例。广裕祠主祀奉的是南宋宰相陆秀夫。

　　整个村内仍保留着900多座古民居，村落布局是岭南传统村落梳式布局手法，分为两大组群，一组面东，一组面南。村内有更楼、有四个门楼，寨墙外水塘、沟渠围成一条“护村河”。所有街巷弯曲如绳，纵横交错，没有一条垂直路，好似迷宫，古村落的空间形态和安全防卫的功能是研究移民与新建成环境之间的重要实例。

　　这些都可以说是广裕祠的先天优势。但从评审团对从化广裕祠杰出项目奖给出的评审意见看出，给予广裕祠这个联合国奖项，更看重的是它的保护和修复——“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迅速变化期间，广裕祠堂的修复是一个地方遗产保护的杰出范例”，“村民、政府机构和技术顾问的精诚合作，克服了资金有限的困难，使得了广裕祠在修复时有了周全的选择和高水准的传统工艺”。

　　颁奖那天，记者采访村民，村民表示，这些老房子其实是在要拆的边缘保护下来的。从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很多村民都陆陆续续地从老祖宗留下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后来，为了发展，动了整片拆掉老房子建农民新村的念头。据说，当时村里打报告给政府，时任从化市委书记陈建华在考察了此地以后以为“不能拆”，“拆了花再多的钱也没有了”。就这样，保护与拆除，一念之间形成天壤之别。

　　在他的主持策划下，2000年至2002年间，国内著名专家学者都先后来观看并出谋划策，据说，2001年，政府拨款100万元对祠堂进行了修缮。古祠维修的总负责人是知名古建筑学专家、华南理工大学的陆元鼎教授。
　　
　　范例2
　　［南越王宫署］相隔千年的两个王宫在此“重叠”
　　
　　从1995年算起，南越王宫署发掘至今已经十年。记者前几天去遗址现场看时，遗址第一二部分发掘已经完毕，第三部分区域的发掘才开始不久。

　　1997年，在一个文化广场建设伊始，大面积的南越国遗址——一条长150米的南越国曲流石渠蜿蜒逶迤出现在人们面前，石渠的底部密排着黑色卵石，急弯处砌有“水潭”，渠中还有两处“渠坡”，使由蓄水池输来的流水产生漩涡，泛起粼粼碧波。渠之东有大型弯月状石质水池，可放养鱼鳖；渠之西有石板平桥，旁边还铺设步石，使石渠尽头与曲廊相连处尽显两岸绿茵、小桥流水的野趣……一幅南越国宫池园林呈现出来，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遗址。御苑出土了，那连接着御苑的宫殿，那广州最早建城时的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宫殿是否就在附近？此时，广州市政府决定停建、改建了多项已做好了立项的建设工程，斥巨资3亿多元搬迁儿童公园、补偿外商1.92亿元人民币，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大规模的南越王宫署遗址的发掘。

　　虽然花了近5个亿，搬迁了儿童公园来发掘，但地底下出土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如此的价值？到今年5月为止，一些数据可以说明问题，在已经发掘的11300多平方米的地方，已清理历代遗迹2734个，如房屋遗迹288座，沙井511个，水井316个，墙基148条，道路56条，池子22个，文物标本近1000件。当然，最重要的是，找到了南越国宫殿遗迹和五代南汉国宫殿遗迹。说它们最重要是因为，广州城2200多年历史，就只有两个封建王权在此建都，一个是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南越国，一个是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南汉国，有趣的是，这两个封建王朝虽相隔千年，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宫殿建在同一个地方。不仅是这两个王宫，从秦朝到民国各个朝代的遗迹遗物都有，如秦汉造船遗址、唐朝的路面、宋代的大殿遗址、明清布政司署等。连续两千多年，12个历史朝代，广州城的中心都在这个位置，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在这里绵延不断，这在世界考古历史上都被认为是罕见。

　　2004年12月底，在南越国的一口砖井中，一次发现了一百多枚木简，这些木简完整的全长25厘米、宽1.7至2.4厘米、厚则仅0.1至0.2厘米。简文字体多为波磔明显的隶书，亦有婉转圆润的篆书。这批木简是南越国王宫的纪实文书，是可靠的“王宫档案”。两枚木简确切的纪年，可以确定这是南越国第一个皇帝赵佗早年的木简。从传世文献看，《史记·南越列传》作为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南越国历史的资料，全文仅约2400字左右，而这次出土的简文文字的数量已经逾千，不仅数量几近其一半，而且其时代还要早于《史记》成书80余年，木简的内容为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如宫室管理、官职、法律地理风俗等，从多方面反映了南越国的制度，再次证实了发掘南越国宫殿遗址的真实和准确。经过两千多年，一百多枚木简没有腐烂，还完好地保存在古井中，清晰地记载着那时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
　　
　　范例3
　　［南越水闸］全国第一个室内公共开放性文物
　　
　　广州有很多河涌，河涌都有水闸，水闸可以调节城内供排水，那广州市最早的水闸在哪？

　　2000年4月，北京路旁的西湖路光明广场大楼施工，在施工现场，一段段埋藏地下、保存较好的大木柱一点点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些木柱在离地面5米之下，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其中一组木柱子由东西相对的梯形构成，基本向南敞开，呈现“八”字的水坝形状；另一组直接建在河边，清楚可见一排排齐整的大木柱排成梁架式结构夹在淤泥中。在“水关”的南部还看见呈“中”字形状的建筑基础，由排列整齐而密集的条木、圆木和排列有序的木桩构成，据说有缓和水流的作用。看的人无不惊奇，为何经过两千多年，这些木柱还可以保留得如此完好？而水闸下面，也不是一般的淤泥，是换了更为坚固的新土和山冈土，从遗存的形状到这种种人造的痕迹，都可以判断这是水闸遗址。发掘显示，这不仅是广州历史上最早的木构水闸——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的木构水闸，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水闸遗存。

　　南越国水闸的出现，使进行中的大厦施工一度停止。怎么办？大楼是建还是不建？整个水闸遗址就处于计划中的大楼的中央位置，如果建，要如何建？经过文物部门与施工单位等各部门的协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物保护与商场共存的双赢方案问世:当时的媒体形象地称为“商场合抱住历史最悠久的木构水闸”:南越国时水闸原地保留，处于整座商场中庭底部，在水闸四周用钢筋混凝土墙进行全封闭处理，在上面就像北京路的千年古道一样，在上面罩上700平方米的玻璃防护层，整个商场中庭“中空”，这样，透过玻璃层，在四方的商场的任何楼层，都能俯瞰到这座两千多年前的木构水闸。而原双塔、写字楼等大厦修建计划也相应更改。在消费购物的同时又能欣赏到两千多年前的水闸，这应该是前所未有的消费体验。现在，光明广场已经对外开放营业了，进入广场中庭能依稀模糊地看到水闸遗址，据介绍，目前，考古人员会定期到遗址现场为木闸做防腐工作，但遗址的修整和展示工作还没有完成，对外开放还有待时日。
　　
　　范例4
　　［北京路千年古道］公共场所城市考古宣传的最佳范例
　　
　　2002年7月初，北京路步行街在整饬街容开挖路面时，挖出了沉睡在地底下的五个朝代的古路面。

　　按照常规，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拆路修路建房子。所以，一般规律是，越古老的路面在越下面，越现代的路面在越上面。广州市考古工作人员对这片152平方米(长约44米)的古路面进行抢救性发掘，显现出来的古代路面基本体现了这个规律，媒体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即“五朝11层古路面”。具体说来，最下面的是唐朝时建的路面，共三层，考古人员解释，这说明唐朝人先后三次修这条路，接着往上是两层五代十国时的南汉路面，再往上压着四层宋朝人建的路面，元朝人沿用了宋人的路面，明朝人又在此基础上重修了一次北京路，清朝人踩的是明朝人的路面，民国时再重修了一次，最上面就是现代路面。11层路面，足足把北京路垫高了3米余。令考古人员也感到惊喜的是，这些古代路面竟然都保存较好、层次清晰，当时的考古人员小心地逐层清理，一层路面就是一个阶梯，一段千年路史就一览无遗地浓缩在这11个阶梯中，一层层叠压规整得简直就像一个不可思议的教具模型。而各朝路面风格迥异:南汉是用青砖平砌成人字形，宋朝把黑砖竖着砌，明朝的是大块黄色石板，民国的则已看不太清楚了。

　　“像这样都是路面，而且这么清晰完好，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是很少见很珍贵的。”主持千年古道发掘的广州市考古所朱海仁副所长解释。

　　千年古道只挖到了唐时的古路面，理论上往下挖会有唐以前的古路面，但再往下就是下水道了，这限制了深究。但这一区域旁边，北京路、教育路和西湖路周边区域，已发掘或正在发掘的有:秦汉造船工地遗址、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水闸遗址，南越国御花园，这些都证明，从秦汉建城以来，北京路一带就是古城中心，虽历经十多个朝代及两千多年的沧桑，城市扩大变迁，但其城市中心地位始终没有改变，且繁华至今。这段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的显露让北京路更熠熠生辉。当时，市政府、文化局、越秀区等各政府和部门，一致希望将这千年古道展示给市民看。

　　在征询各方意见后，有关单位决定用玻璃钢罩覆盖其上的方法。2002年12月下旬，来自河南洛阳文物考古所的专家对北京路“千年古道”进行整饬，并对其进行防潮、防长草等技术性处理。2003年1月，整饬后的“千年古道遗址”正式开放。每天，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都会参观这段千年古道。千年前的往事，倏忽间近在眼前，让人觉得城市考古虽神秘也亲切，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遥远。
　　
　　范例5
　　［锦纶会馆］全国首例平移砖木结构古建筑
　　
　　2001年，广州修建南北主干道康王路，但坐落于下九路西来新街的锦纶会馆却成为工程的“拦路虎”。

　　锦纶会馆始建于清代雍正元年(1723年)，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年间皆有重修，是清朝至民国期间广州丝织行业会馆，1997年，被广州市确定为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锦纶会馆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价值。清雍正年间，广州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广州丝织手工作坊中就出现了代表东主和工人各自利益的组织，即“东家行”和“西家行”。而锦纶会馆就是东家行建立起来议事的行会。尤其到清乾隆1757年以后的85年间，清朝仅留下广州一口通商，广州西关一带垄断了全国对外贸易，形成著名的“十三行”盛景，其中源远流长的纺织丝绸贸易相对其它行业的贸易该是更加的频繁昌盛，由此可见这个锦纶会馆在当时贸易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可以说，小小的锦纶会馆保存至今，承载了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是广州历史值得大大书写的清代“十三行”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证，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见证。如今，其他的商业行业会馆已经消失，作为唯一保存下来的锦纶会馆的价值就更加显现。

　　省市文物、建筑、规划等专家经过多次论证，大胆了提出前所未有的连地基捆绑整体平移的方案。当时的锦纶会馆的地基仅仅只有2米深，里面的柱子也只是“放”在石凳上，下没有基础、上没有固定物联系，根本没办法承受平移的巨大压力，这个难题被人形象地称为“筷子夹水豆腐”。

　　如何移呢，现在如果简单点说，大概就是把这个近300年的重2000吨的“水豆腐”，先纵移80米，整体垫高1.805米后，再横移22米，并逆时针转1度，落脚于一个新建的停车场上，移动面积达668平方米。这样，路可以修好了，文物也保护下来了。这对一个没有多少古建筑知识的外行人来说，的确是个不可想象的事情。

　　2001年9月，当平移准备开始时，这成为当时广州城中的焦点，众多媒体多用大版面非常详细地报道，希望弄清楚这看来不可能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先将整个锦纶会馆用钢管密密实实捆紧，包扎好，仅这一项就花费了钢管上百吨。然后在会馆地基处制造新的双层顶托基座，再巧妙利用滑轨进行向北直行、换轨、向西转弯，将包扎如粽子的会馆慢慢平移”。“一分钟往往只能移几厘米，移一下再停一下，看看建筑结构会不会变松散架，然后再移再停……”“在锦纶会馆底下铺砌轨道就像在螺壳里修道场。”

　　经过40余天的努力，最终会馆到达了它预定的目的地。然后，又要把这层层包裹好的会馆平稳落地，接着开始修复。2005年2月，经过整体平移和修葺后的会馆正式开放。大修后的会馆占地面积扩大近3倍，并且添设了许多配套设施，包括大型地下停车场、馆前广场、喷泉等。会馆也从文物部门交给荔湾区管理，原来住着72家房客的锦纶会馆如今变成了纺织业博物馆。
　　
　　范例6
　　［大学城两王陵］考古发现修正“历史”
　　
　　现在广州人都知道大学城了。而在两年多前，这座紧邻黄埔长洲岛的只有一座小桥通到岛上去的名叫小谷围的地方还默默无闻地安居一隅，即使曾被一千余年前的南汉国作为狩猎场和后花园的历史也鲜为人知。

　　当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小谷围建设成为广州大学城时，这段历史就十万火急如开闸流水般涌现在广州市民面前。2003年3月到2004年5月，文物部门对岛上的历史建筑和地下埋藏文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和考古发掘，发现文物建筑48处，古墓葬古遗址145处(座)。而大学城2004年9月要让新的大学生进驻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紧张的工程进度和紧张的考古抢救工作同时进行。

　　一方面是遍地的宝贵文物资源，一方面是大学城不能改变的总体规划，在具体实施中，文物资源只能区别对待:无文物价值的、妨碍大学城建设的将被拆除；有价值的考古发掘后保留资料遗址不保护；有价值但可以进行搬迁的，将搬至岛上指定地点进行统一保护；有珍贵价值且不适宜搬迁的，则将在原地结合具体规划进行保护。

　　于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大学城建设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谷围岛须臾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岛上的文物资源，大部分只清理保留了资料，只有五代南汉的德陵、康陵、明代石人石马墓、清初炮台四处具有很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得到原址保护。

　　德陵是南汉国高祖皇帝刘岩的哥哥刘隐的墓。而这个墓在没有发掘前，一度以为是一个祭坛。因为当时小谷围的民众中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北亭村青岗南坡有个“刘王冢”，就是南汉一个皇帝墓，不少村民还在周围捡到过一些瓷瓦片，有的说甚至进去过，里面什么也没有。也许是历史上被盗墓贼光顾过很多次，这个墓一直存在当地居民的屋后菜园池塘旁边，像个土堆一样，没有任何保护，看不出任何王陵模样。2003年6月，文物考古部门首先对这个刘王冢进行了考古发掘，最初发现里面的确空空如也，就像个防空洞，别说金银财宝，就连墓室里地砖也撬得一块不剩，任何文字的实物资料都没有。但意想不到的是，墓室里虽然不剩丝毫，最后发掘墓道时却出土了272件南汉国青瓷罐、釉陶罐，这在广州考古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许因为非常独特地埋藏在墓道里，所以才能侥幸逃过盗墓贼的偷窃留到今天。专家们一度以为，这个“刘王冢”的主人就是南汉的皇帝刘岩了，这个陵墓也被误认为是“德陵”。

　　但意想不到的是，在发掘完这个所谓的刘王冢不久，在刘王冢旁边不远的北亭村大香山上，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土堆，土堆上方还有两个四方形的建筑物的基础。当时一些专家提出可能是在岭南地区从来没有见过的祭坛。这让考古人员兴奋不已。但随着对这个大土堆的发掘，发现原来这是一个比刘王冢大得多的王陵。虽然这个皇帝为了防止盗墓贼的光顾，把墓的墙壁砌得厚达1.5米，但从宋代开始，这个王陵就不断被盗墓贼光顾，考古人员发现了七个明显大的盗洞，有从墓的顶部直接打下的，有从墓室最后面打洞进去的，有的直接从墓的封门下面挖了洞钻进去的。

　　关于王陵里有什么，在清代仇巨川编纂的《羊城古钞》曾有如此描述:“堂宇豁然，珠帘半垂，左右金案，玉几备列。有金人十二，举之重各十五六斤。”并说中间有两座分别是皇帝、皇后的金像；旁边还有18个学士，都用白银铸成；墓地的地面都用“金蚕珠贝”筑成等。但经过历朝历代多次盗墓后，今天出土的只有一些石头做的猪羊、岭南佳果、小动物和几件坛罐，还有那些古代盗墓贼在墓室里留下的遗物。

　　但所幸的是，墓室里一块有一千多个文字的哀册文碑还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种哀册文碑对盗墓贼毫无金钱价值，对考古人员来说却有极珍贵的文物价值，从这一千多个字的文字记载中，清楚地知道这个墓地的主人就是南汉第一个称帝的南汉高祖刘岩，这是真正的康陵，是真正的刘王冢。而一直被村民认为是刘王冢的实际上是其哥哥刘隐，刘岩称帝后，追尊其哥哥为襄帝，墓号“德陵”。

　　范文澜先生说，考古发掘，可以补史、改史、创史。这一考古发掘更正了《番禺县志》历来记载的错误。考古人员又对康陵周围进行了蛛丝马迹的细致发掘，这个王陵没有什么北方皇帝陵的陵园建制，但在墓地后面有两处留给守陵人用的建筑，在墓地前方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宫殿类建筑。但千余年过去了，这些都已灰飞烟灭。

　　如今，这两个王陵都在华师大学的校园内。德陵用工棚搭建封闭起来了，周围是华师的教学楼和生活楼；康陵在山坡上，腹地开阔，远处能看到广工和广美的校园。2004年，这两处南汉王陵的发掘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据说有关部门想在康陵的位置建遗址博物馆。
　　
　　[专家观点]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应携手发展
　　朱海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城市是历史文化过程的产物，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文明的延续与发展。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其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埋藏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财富。所以，像广州这样在海内外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重视历史文脉的延续，保存城市特征是城市建设的重要方面。

　　一个城市历史的延续存在多样的方式，包括城市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文化典籍的整理与传承、城市风貌的保存与延续、历史遗迹与地下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等等。其中城市风貌、历史遗迹、地下文物的保护是当前城市建设必须同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决定于我们是保存城市历史还是无视历史。当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历史环境的保护、地方特色的维护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广州作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在城市建设中努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宝贵成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基本建设高潮时期，广州就开始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地下文物。八十年代以来，大批的革命史迹、宗教史迹得到有效保护与利用，同时发掘了南越王墓，并在原址建立博物馆。九十年代，随着新一轮城市建设的高潮出现，广州进行了全面的城市考古工作，并在工作中摸索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的新思路，努力使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近十年来，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共同努力下，广州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在现代城市中心地带对南越王宫遗址实行全面的发掘与保护是政府下决心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典范之作。在现代商业大楼内部保留并展示南越国时期的水闸遗址既是政府的重视也是社会各界的支持。北京路千年古道的保护和展示更是政府、社会各界与广大市民共同实现愿望的体现。广州大学城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则充分体现了政府在组织大型工程建设中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

　　社会整体对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的重视、对历史文化的重视是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当然，城市建设是长期的，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也是任重道远。城市建设与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和谐发展的目的是保存我们环境中的历史。我们有悠久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同样重视现存环境中的历史。“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在创造人”，广州的城市建设重视历史人文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将来会更好！
　　
　　记者手记

　　文物保护需要每个市民的参与
　　
　　广州文物古迹资源的丰富，当然不及西安、南京、洛阳、北京等，但就像广州的经济发展独具创新一样，这几年广州的文物保护与发展在它并不算丰富的基础上，独创了自己颇有特色、颇为大胆、也颇为成功的一些新做法，既得到文博同行的认可，对普通市民来说也起到了一个极好的宣传作用，它让文物保护甚至一度神秘的考古与市民进行亲密的接触。而我认为，后者尤其重要。因为，文物保护需要每个市民的参与。

　　这次选取的六项考古成果中，在文物保护方面各有各的做法。我想，广州的文物保护者聪明之处在于，他们首先认清每个文物古迹的特色和特点，而又能展示和利用好这个特色特点。

　　当北京路的千年古道发掘出来后，负责此项目的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朱海仁说，当时几乎一致意见是希望能展示出来给市民看，这种做法简易、可行，让市民又觉得新鲜，因为位于北京路，又有巨大的宣传效果，让市民一目了然地知道广州的历史文化中心，也将吸引更多游客到北京路。这种保护展示，成就了全国第一个在繁华的公共场所公开展示的文物。

　　一旁西湖路光明广场里的南越国水闸，也是共存才能双嬴。据说当时保留了水闸，光明广场原本的地下停车场就没有了，建筑设计方案也作了很大的改变，政府为此给了一定的优惠措施给商家，于是也成就了全国第一个室内公共的开放性文物。

　　而南越王宫署，更是让一贯的抢救性发掘变成主动发掘，即赔钱让建设工程让位于文物保护，这在中国城市的文物保护历史上，尤其是在广州这样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不得不说是非常难得的做法。

　　多形式保护，抓特色保护，是广州文物保护的一大特点。它让人看到，广州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一直没有中断过其繁华，其历史文脉就像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说的那样，很清晰，绵延至今。

　　但是，不是做了几个典型项目，广州的文物保护就已经没问题。朱海仁说，对于地下文物来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广州明清古城的范围已经清楚，它们与广州市民目前的生活密切相关，广州城外的古墓葬区的分布也已经了解清楚，但现在对于这些文物的发掘，依然是处于抢救性发掘的阶段。在这些可能有古物出土的地方进行建设施工，有文物意识的施工单位施工时看到了古物也许会报告文物部门来发掘，等待发掘完毕了再进行施工；有的为了赶工期或怕麻烦或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意识的单位，则见了古物，用推土机哗哗哗地推掉的事情也是有的。“没有规范的制度，即使我们文物部门去干涉，也要费尽口舌解释这种发掘是《中国文物法》要求的，是必须做到的，碰到不能理解的施工单位，这种沟通就很难进行”。“如果建设、国土还有文化部门等能协调起来，在这些文物出土区域建设立项前，能经过文物部门勘测发掘一下或出具某方面的意见，能把这个先后的步骤和制度建立起来的话，将对整个城市建设与城市地下文物保护都有极大好处。”

　　修缮文物需要大量资金，在这个方面，广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做法是值得提倡的:也许现在是没钱修缮，但可以先摸查清楚广州到底还有多少老建筑及有价值的文物，先保护起来避免它们被拆掉。像现在广州市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文物普查，大量以前没有被发现的文物浮出水面，不管广州市的文物保护经费会否因此水涨船高，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它们一旦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被拆除了。而这些资料掌握在手中，对广州的城市新兴建设都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