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中国之“世界遗产” 民族身份证？

　　随着中国人申遗热情的日益高涨，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仰仗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东西，然后趋之若鹜。

　　距皖南地区的黟县县城8公里和11公里的地方，分别坐落着始建于唐朝和北宋时期的西递和宏村。由于地处山里，这里的村民耕读传家，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2000年11月30日，远在澳大利亚的凯恩斯，与这两条村子并无渊源的一群人作出了一个与这两条村子有着直接关系的决定，这就是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宏村和西递村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西递和宏村的一些村民闹不明白，怎么自己生活了多年的地方竟然成了“遗产”，更不明白的是，它们是谁的遗产？不过这些问题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这当成是一项殊荣，何况它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的旅游，有看得见的好处。与皖南古村落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等等。

　　2005年7月15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只用了短短的10分钟，就让“澳门历史城区”拿到了世界遗产名录的准入证，中国代表团的很多人激动得落下了热泪。至此，中国已有31项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址搭上了“世界遗产”这艘船，还有100多号在排队等候。

　　在这31个已经被贴上了“世界遗产”标签的自然景观和文化遗址中，除了其中4项自然遗产，少数几个反映老百姓生活的文化景观，绝大多数是帝王士大夫们的宫苑、死后的坟墓以及一些宗教庙宇建筑和军事设施等等。

　　在中国世界遗产论坛上，一位网友提出：从已经申报成功的遗产来看，有些并非是最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而一些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还没有现眼。有人针对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诘问道：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通行全球的身份证？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认为：“世界遗产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化国度特有的、不凡的特殊价值所在，是治疗当前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有一篇报道，其中有两句话形容世界遗产，一句是“全球最珍贵的地方”；一句是“最好中的最好”。按照这一说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说自话地具有了给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贴标签的权利。可以想象，随着中国人申遗热情的日益高涨，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仰仗别人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好东西，然后趋之若鹜。

　　如果说“世界遗产”是一艘船，那么它是一艘从世界各地搜罗了各种奇珍异宝并汇入全球化浪潮的船，上了船就如同领到了一张加盟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去年，苏州耗费了100亿元人民币迎接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是该会议有史以来最奢侈的一次，这场会议演变成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招待会，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热情待客、急于献宝的典型心态。然而，一年一度的世界遗产大会究竟是由少数人操控的游戏，还是关乎全人类的严肃事件？

　　有众多的自我陶醉式的文章指出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流露出我大国文明得以扩张的优越感；也有不少文章毫无顾忌地大谈世界遗产是块商机无限的金字招牌，应该好好加以利用；当然更多的文章都承认搭载上“世界遗产”这艘船，客观上确实有重大现实意义；只有少数人隐约流露出了对于联合国利用现有的科学和教育体系推行全球化的担忧。

　　与此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2年在耶鲁大学的讲话中提到：全球化力争创造的世界远景非常清晰、具体。这种远景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是多种文化和搏动的产物，我们的力量在于促使熟悉和陌生相结合。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的特殊信仰和遗产而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为此自豪。但是，认为我们的东西必然与他们的东西相冲突的观念既错误又危险。此种观念造成了无休止的敌意和冲突，致使男男女女以一个更高地位的掌权者的名义犯下滔天大罪。但是情况不必一定如此。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民共同生活，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重叠的特性，将我们与截然不同的群体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热爱原本的自己，而无须憎恨我们所不同的人和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