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与保护间寻找和谐平衡点

　　3月17日上午，水利部部长汪恕诚会见了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格列高里·托马斯先生，索丽生副部长参加了会见。托马斯先生领导的研究所正在开展一项通过优化水库运行调度方式来保护河流生态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他向汪恕诚部长介绍了项目的背景情况，并表达了与世界水利水电大国——中国开展合作的强烈愿望。汪恕诚部长向外宾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大坝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对托马斯先生所从事研究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表示水利部将积极支持与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的合作，要选择合适的大坝作为双边合作试点研究的对象。

　　下午，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本刊记者高立洪作为本刊“观点”栏目的主持人与全球水伙伴中国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董哲仁和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格列高里·托马斯，就大坝对河流生态的影响进行了对话。

　　其间，高立洪向托马斯介绍了《现代水利周刊》。

　　高立洪：下午好，很高兴能和两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一起探讨有关大坝和河流生态的问题。我知道，董哲仁教授是全球水伙伴中国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而格列高里·托马斯是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的创始人和所长，在大坝和河流的问题上，两人都持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董先生，这次托马斯先生来，您想和他谈些什么？

　　董哲仁：你可能也注意到，近年来，大坝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我本人作为一名学者和非政府组织GWP的中国主席，也投入了很大精力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托马斯先生多年来一直从事全球自然生态的保护事业，这次到中国来，拜会了汪恕诚部长，进行了很好的交谈，还带来了和中方合作的意愿，我首先表示欢迎。我注意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上出现了强烈反对建设大坝的舆论。目前在中国也出现了反对建设大坝和主张建设大坝的争论，有些反对建设大坝的专家和人士提出，美国现在都已经拆除大坝了，进入到了“后大坝”时期，我们为什么还要建设大坝，同时他们提出来，应该让河流“自由奔流”，我想了解托马斯先生对这些观点有什么看法？

　　托马斯：董哲仁先生是国际知名专家，有丰富学识，能有机会和董哲仁先生探讨大坝对河流生态的影响，我非常高兴。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有些专家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非常自然的。在大坝建设方面，美国长时间以来似乎是世界各国的榜样，美国对待大坝的态度，会在世界上产生一些影响。但是，美国人口要比中国要少许多，美国对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达到了60％，虽然对能源的需求还在增加，但是和中国比起来，增加的速度要慢许多。中国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水能资源，水能资源大概只开发了17％，所以毫无疑问要对水能资源进行开发，并且资源开发的速度在短时间内会增加很快。中国的水能资源如此丰富，所以中国有权利、也有条件决定在何时何地进行水能资源开发。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他们资源有限，同时他们工程建设经验有限，所以选择的空间就不像中国这么大。40年以前，美国选择了一些自然景观特征明显、景区特别漂亮的河流进行生态保护，像这样只进行自然保护、不进行开发的河流大约只占美国河流的3％，虽然百分比不大，但它却作为国家的一笔财富保存了下来。它们像国家公园那样，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由流动的水构成的。通过制定一些法律，对这些河流进行保护。中国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选择一些河流使它处于一种完全自然的状态，对它进行永久的保护，而对于其他大多数已经进行开发的河流，进行开发和利用。这也是解决保护与开发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

　　高立洪：董先生，刚才托马斯先生谈到了中国的水能开发，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要。您认为，除了能源外，中国修大坝还有哪些考虑？

　　董哲仁：中国水资源分布有它的特殊性，中国的气候受季风控制，从降雨来讲，时间、空间分布都不均匀。比如，从空间分布上看，水资源南多北少，东多西少；从时间分布上讲，夏季降雨大，冬季干旱。而不同地区，人口的分布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建坝、修建水库。修建水库的目的是，解决水资源时间分布不均的问题。比如说，北京的供水70％来源于密云水库，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建议，让潮白河水“自由奔流”到渤海湾，那么北京干渴的1200万人就只能望洋兴叹了。所以，中国离不开水库。为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采取南水北调措施，来解决水资源在空间上“南多北少”的问题。从水电开发上看，中国是燃煤大国，煤炭产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硫等大部分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已占世界第一位，只有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京都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开发水电资源，也是为了尽可能代替燃煤火力发电。何况，中国水电资源在世界蕴藏量排在第一位，所以我们选择水电开发应该是从全球环境保护的战略高度来考虑的，目标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全球环境保护做贡献。

　　托马斯：修大坝，建设水利工程还能考虑更多一些。对于南水北调工程和解决北京的供水问题来说，是不是需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再考虑这个工程是不是对环境产生效益。比如，这项工程能不能给黄河提供一些环境流量，来保护生态系统，如果中线工程可以帮助海河入海，将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哪怕只是一段河段。

　　高立洪：看来，在中国修大坝不可避免。但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反对修大坝的声音。董先生，您认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董哲仁：我本人是水利工程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清华大学学习大坝的设计方法，这几十年参加了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一些大坝的科学研究，参加了三峡工程的审查、验收，我对大坝充满了感情。但是最近几年我在反思，在西方国家反对建设大坝的浪潮里，有多少合理的因素。我经过考察、大量的阅读，发现在这个声音里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大坝的建设的确对河流的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生态学中称之为“胁迫”。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家对大坝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方法从原理上说还是传统的，主要的问题在于规划、设计和管理大坝的时候，我们几乎99％地考虑人的需要，考虑发电、灌溉、防洪、供水的需要，基本上没有考虑河流生物群落的需要。所以，不管是在水库、大坝的上游还是下游，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我主张应该改进大坝和水利水电工程的设计、规划和管理的方法。特别是我们应该在建设、规划、管理水利工程的时候，一方面要满足社会经济的需求，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系统的需要。现在中国形成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是一定要开发水资源和水电资源，发展是最主要的；另外一个观点是反对建设大坝，保护生态。我不赞成这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我认为应该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哲学思想，在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点——中庸的观点。

　　高立洪：托马斯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平衡点的问题？

　　托马斯：董哲仁先生最近考虑了一些很富有哲理的问题。我来自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但是，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我感到汗颜。我认为，在这个时代，从某种程度来说，在保护环境方面，中国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以前拜读了汪恕诚部长的文章，上午又和他进行了会谈，我相信，在这方面，汪恕诚部长在全球范围内是很有感召力的。有一点我非常同意，就是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寻找一个和谐的平衡点。在许多方面，可以通过许多途径来达到这种平衡。在找平衡点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少部分的河流实行保护，然后对其他大部分的河流进行开发；还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工程手段，来减少自然保护与人类需求的冲突。在这一方面，全世界应该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我还主张，对自然界所做的每一个改变，都不该给环境造成损失。比如，我们建一个水库，效益不应该仅仅是水电开发、供水、灌溉、防洪，同时，也应该对环境的恢复有益处。

　　高立洪：其实中国也在开始通盘考虑发展和保护的关系，致力于恢复一些地方的生态。

　　董哲仁：是的。海河水利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海河流域生态恢复的水资源保障的规划，希望结合南水北调工程，改善海河的生态状况。

　　托马斯：这是非常有益处的事情，让人人都感到环境是在改善的。但这件事做起来，实际还是很困难的，需要新的理念和态度。像汪恕诚部长阐述的那样，我们还需要一些新的手段和工具来实现它。所以，未来清华的工程师们，不仅要知道如何建设大坝，而且还要有创造性地知道如何重新把这些工程进行调整，来实现这些目的。

　　高立洪：我知道，董先生主张通过立法把生态系统的价值量化，并作为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指标。您出于何种考虑？

　　董哲仁：托马斯先生是著名的环境立法方面的专家，现在中国一些专家支持这样的观点，就是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定量化评估，以及自然资本的评估，这些指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当中。这样，就可以对大型的工程建设，包括对大坝带来的效益以及对于生态系统带来的损失进行评估。同时，研究如何进行补偿。《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要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评估纳入到国民经济体系中，真正能够通过立法把生态系统价值定量化，和其他国民经济的指标进行权衡。这实际上包含对于各级政府业绩的评估。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里，各个地方主要是把GDP的增长作为一个主要指标，但是对生态和环境的评估没有多少反应。国民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之间需要用立法的方式体现出来，然后做出全面评估。

　　高立洪：托马斯先生，您在这方面的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托马斯：通过立法来解决生态问题的想法很超前，问题是政府如何评价生态保护，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实际上政府低估了对于生态和环境的保护影响，力量投入不够。环境破坏了以后去治理，要花很多钱，但如果能提前预防，成本要小得多。对于生态系统来说，成本和效益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现在的人采取一些措施，保护现在的生态系统，受益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样一件事情有时候做起来很难。现在的人保护未来的环境，花费的是我们当代人的财富。换句话来说，用现在的努力去保护未来的财富，对现代人来说，往往认为是一种奢侈。

　　高立洪：还有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会对环境保护带来什么影响？

　　董哲仁：在中国确实是这种情况，东南沿海地区相对很发达了，已经把生态保护提到议事日程，浙江省就提出浙江要建设生态省，但在西北这些贫困地区，人们仍然在考虑一些生活的基本需求。

　　托马斯：中国的情况是两种发展阶段进程并存，有一些地区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有些地区，比如像北京，经济已经非常发达了。这样一来，环境保护的投入和努力，对有些处于发展中的地区就是一种奢侈了，对一些发达地区来说，环境保护就成了人们生活质量的一部分，成了人们愿意去做的事情。我想中国在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努力，在近期会有突飞猛进的变化，人们对环境保护会越来越重视。我注意到在很多方面，中国人的意识、理念比美国人都先进一些。比如说，在“全球变暖”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就比美国人走在前面。再比如，中国人在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方面也是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中国在环保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是因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压力很大，还有就是贫困问题。中国的未来还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高立洪：这次托马斯先生带来了一个合作的建议，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合作建议？

　　董哲仁：这次托马斯先生提出了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部门合作的建议，这是一个涉及全球范围的项目，目的是通过改善水库的运行方式能够恢复环境功能、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也能使人们的经济生活得到改善。所以要对大坝和对下游生态的影响，进行一次全世界性的调查。

　　托马斯：中国是筑坝最多的国家，是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大坝数量和高度影响都非常大。所以想在中国选取若干大坝的示范工程案例，开发一种模型，来进行大坝调度，有利于下游生态的恢复，同时又能发挥水库的效益。董哲仁：今天上午，汪恕诚部长对您的观点表示赞赏，认为这个项目和水利部当前的目标是很吻合的。我觉得，从思路上来讲，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站在非常积极的立场上，对待大坝的建设和管理问题。所以，我很赞赏这个计划，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在中国顺利地实施。

　　托马斯：我很高兴听到您这种观点。

　　高立洪：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上午和汪恕诚部长进行了会谈，您有什么收获？

　　托马斯：会谈得很好。汪恕诚部长是个有智慧的人，我非常赞赏他的一些观点。汪部长向我介绍了中国政府在大坝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越来越重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并表示水利部将积极支持与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的合作，选择最合适的大坝作为双边合作试点研究的对象，我对此表示感谢。

　　■托马斯和他的“工具箱”

　　这项全球大坝调查项目将对改进大型水坝及其灌溉、发电和防洪管理系统的调度进行可行性评价，以求在不显著影响大坝经济效益的前提下，恢复河流下游丧失的生态功能及人类的生产生活。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恢复世界上大型水坝下游洪泛平原的天然生态功能。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的目标是筛选出针对改进调度最合适和最具可行性的大坝。第二阶段是在实施调度的细节上，为这些工程开发具体的调度方案。这将包括非常详细和深入的分析和调度模型及方案的研究。第三即最后一个阶段将由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和大坝调度管理机构实施这些改进调度方案。对于这个项目所实施的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工具箱”，能使得在建坝的河流上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之间的一种平衡。对于不同的自然条件，都可以用这个“工具箱”，通过管理方式的改变，使河流的生态系统和经济效益能够得到协调。这个“工具箱”可以根据水库不同的功能进行调整，可以适用于以发电为主、防洪为主的水库。比如，对于防洪水库，可以将洪水季节从水库放下来的水，回灌到地下水库中间，就能够使地下水得到补充。对于灌溉为主的水库，在能够满足灌溉用水的同时，可以把存水放下来，用于河流下游生态系统的恢复。

　　■托马斯和美国自然遗产研究所

　　托马斯是一名律师，曾经在80年代兼任过武汉大学的法学系的教授。之后，他还担任过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顾问。他于1989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创办了一个自然遗产研究所，这既是一个NGO组织，又是一个非政府的研究机构，他是创始人也是所长。研究人员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工作的目标包括对一些复杂的生态系统进行环境、经济方面的评价。同时和各种组织包括政府、大学、非政府研究机构等等，建立伙伴关系，把研究成果在实际中应用。自成立以来，自然资源研究所在为解决环境问题创造全新、充满活力、适用性强的方法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声誉，这些解决方案能在世界范围内改进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自然资源研究所在人口与地球资源、国际河流、水资源、水电革新以及（河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研究所专注于解决技术复杂的资源管理问题，特别在恢复受损水生生态系统方面很有实力，这方面的专长包括水文、淡水生态、环境规划与环境经济分析、环境工程及法律和体制设计。研究所经常为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高层政府决策人员和非政府环保组织提供创造性的资源管理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