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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区域城市规划

admin 2005-03-14 来源:景观中国网
  叶: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扶贫的对象是农民,扶贫是农村的事。您作为一个城市研究专家,为什么来上海参加全球扶贫大会呢?   维斯:今天真正的“城市”(City)都是“都市”(Metropol
  叶: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扶贫的对象是农民,扶贫是农村的事。您作为一个城市研究专家,为什么来上海参加全球扶贫大会呢? 

  维斯:今天真正的“城市”(City)都是“都市”(Metropolis)。它超出了由民选官员管理的城市、镇、村庄、县、特区和其他社区的边界。世界上许多城市区域(UrbanRegion)都是跨省或跨州的,有些甚至是跨国界的。 

  从城市地理和城市人口研究来讲,城市区域对国家经济富裕贡献最大。在今天的世界上,除国家外,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地理单位是城市区域。横跨世界的所有国家,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是城市产出的。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这个百分比平均为55%,而在高收入发达国家百分比平均为85%。这些统计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区域产出的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总是超出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在城市区域产出占国民收入的55%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2%。在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区域产出占国民收入的73%,但是,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0%。在高收入国家,城市区域产出占国民收入的85%,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9%。这表明,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富裕,反之,一个国家越富裕,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区域在地方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城市区域是人们在全球经济中致富的主要通路。 

  但是,在区域的城市中,仍然有许多贫困人口,他们可能来自乡村;区域的城市包括乡村,那里可能有贫困。这就是为什么我来上海参加全球扶贫大会。 

  叶:在这个大会上,许多人提出了如何大规模消除贫困的方案。那么,什么是您的方案呢?
    
  维斯:我提出的方案叫“大都市经济规划”,即把资金投入到区域城市里最基本地有价值的东西上,在都市区域的城市间发展起动态的产业网络。大都市经济规划是一个新的和全球定位的范式和制定政策的框架。从根本上讲,它旨在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和每一地方创造和维持一个弹性的和富裕的经济。过去,我们通常把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其它“非经济”问题分开考虑,如可承受的生活环境、社会平等、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尊重历史传统、管理、公民、包容等等。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完全与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表现和竞争性联系在一起。区域城市是革新和生产的发动机,区域城市生产和分配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生活得到更好的资源,因此,“城市政策”必须成为国际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 
                      
  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区域城市的生活质量必须是良好的。良好的生活质量要求有一个适当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环境。把生活质量,特别是可持续性、平等和包容等问题,提高到实现经济富裕的条件的高度,是一个全新的21世纪的范式。对于每个国家、区域和社区,挑战这些新的现实的最好办法是采纳大都市经济规划的框架。然后,它们能够协调一致的在一起设计和执行可行的经济策略。事实上,当今世界许多地方都采用了把环境和开放空间的保护与大都市土地使用规划、发展管理、城市更新结合起来,以提高那里的生活质量,产生经济的富裕。当然。要实现这些,必然需要优秀的领导班子、协调的管理和团队意识。 

  大都市经济规划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是,在都市区域的城市间建立起动态的产业网络,我们称之为“群”(Cluster)。在全球经济中,它是财富产生的发动机。区域的城市里,大量的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社会机构相互为对方提供商品与服务。顾名思义,产业网络是把那些相互关联的私人企业、公共部门、社会机构联系起来的机制。事实上,产业网络是跨出传统产业分类的,制造业或服务业都可能有产业网络,把他们联系起来,是形成成功的产业网络的关键。每个区域城市必须在它拥有的最基本的财富基础上,如特殊人口和特殊区位,决定哪些产业网络最有生产能力、革新潜力、竞争能力。 

  叶:这两个因素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
    
  维斯:大都市经济规划本身包括这两个因素的相互联系。如果我们把空港、大学、水域、历史性的社区等置于大都市经济规划中,它们都能成为推进多样性产业网络发育的重要因素。反之,每个产业网络有大量不同的资产和能力需要,即使在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产业网络也不一定有相同的需要和优先发展目标。因此,每个区域城市都必须因地制宜,制定精确的对策,以吸引投资,尽可能地调动区域城市的全部资产和能力。当然,我必须强调,产业网络只是一种参与竞争的条件。它有助于提高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同时,我还必须强调,区域城市的产业网络可能是低效率的、落后的和不景气的,因此,简单地识别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叶:事实上,我们的规划师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要素,我们称之为“功能定位”,比如我们把一些城市定位为“服装城”、“汽车城”、“食品加工城”或“旅游城”等等。但是,它们的成功率似乎值得考虑。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呢? 

  维斯:我认为,在制定和执行大都市经济规划时,强调改善自然环境和社会平等是必不可少的。在传统观念看来,经济发展和竞争并不与环境保护或脱贫相关,许多决策者至今仍然把这三个因素看成是分开的,甚至是认为它们是不相关的。可持续发展观认为,必须统筹兼顾三个因素,每一个因素都必须在制定和执行社会与公共政策时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区域城市的生活质量是吸引和保持一支训练有素地劳动大军的关键,而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又是使这个区域城市经济繁荣和具有竞争力的基本条件,改善自然环境和强调社会平等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放弃的奢侈品。事实上,它们是实现和保持工作岗位、收入、贸易和技术增长的绝对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地方空气和水被污染了,交通拥挤,失去对城市蔓延的控制,那么,人们可能不希望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和访问,公司也不希望在这里投资和建设了。 

  由于全球竞争要求一个地方使用更大的投入以为企业家、专业人员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创造一个他们乐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生活质量就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资产。那些有良好的住宅、交通、重要的文化娱乐场所、社区生活和令人神往的自然环境的区域城市当然具有吸引和保持人口的潜力。 

  事实上,保护和提高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和社区的长期成功的经济目标。公共和私人部门的领导人日益认识到,只有区域城市成功地吸引和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那么,二十一世纪的区域城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发明中心。 

  叶:我们如何在城市总体规划上具体化这些理想呢?
    
  维斯:清理毒化和污染了的工业用地;整理城市的历史结构;改善空气与水的质量;维护自然景观;理顺道路关系;增大开放空间;保护基本农田;遏制城市蔓延和交通堵塞,重新在旧城和近郊区投资;寻找不同的交通枢纽、步行和交通方案;鼓励生态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绿色”基础设施;增加回收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能源保护;强化居住区的规划与设计。 

  叶:中国的大都市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大都市在城市管理体制上有很大的不同。北京市实际上是一个大北京都市,北京市人民政府在行政上直接领导20个区县人民政府。但是,举一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大墨尔本(Melbourne Metropolitan)实际上是由30个民选的市政府组成,并没有一个称之为“大墨尔本市”的大都市区域市政府在行政上去领导它们,可是,维多利亚州政府去年又制定了一个包括30个行政区在内的《墨尔本2030》的战略规划。 

  维斯:你们很幸运,在行政管理上有了统一的区域城市政府,在世界市场上有北京、上海和香港。这是一个例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区域的城市内在的协调与合作仍然有问题。其中之一是它们仍然缺少把人们凝聚在一个都市区中的政治传统。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是在地方、省或州、国家或联邦的边界内行使他们的权力。这是对区域城市在全球市场中是否具有经济竞争性的主要挑战。我想,“大都市经济规划”的目的正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城市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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