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山东最“大”的城市临清寻找失落的运河

图文:在明清时山东最"大"的城市临清寻找失落的运河

　　万里长城是撇，京杭大运河是捺，一撇一捺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人”字。在“人”字的右下角，大运河自鲁西北流入山东，画出一个长长的牛梭子弯儿，贯穿我省近20个区县。大运河对鲁西长时间的滋养与孕育，正通过一个又一个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不断得到体现。　

　　行走大运河，重温鲁西文明，我们选择了大运河畔曾经的咽喉重镇临清，作为我们触摸运河文化、对话鲁西文明的载体。　　　　　站在临清市的标志性建筑鳌头矶上，向北，是已经废弃的元代运河；向南，是明代运河，昔日鼎盛繁华的鳌头矶段古运河就在我的脚下。那是一段盛压群埠的文明，明成化年间大学士李东阳《鳌头矶》诗说：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就是写临清当时的繁荣。　

　　在这期采访之前，有人问我采访的主题，我说，去探访明、清时期山东最“大”的城市。问：是济南还是青岛？我答：临清——鲁西北的临清。对方一脸惊异：这，怎么可能？　

　　运河让临清成为可能。从当初偏僻的一片乡村之地，到明、清时的瞩目之壤，大运河为山东“漂来”一座最“大”的城市：明朝万历年间，临清征收的税收是全国的四分之一，是除临清以外山东其他地方税收总数的10倍。

　　　2004年8月末，记者自临清走上运河大堤的时候，运河断航已经近40年了。但临清人依然记得，当年为他们带来繁荣城镇的河流。

　　“漂一代”：运河造就的明、清鼎盛　

　　现在“京漂”、“北漂”是比较时髦的词语，是指众多的外地人在北京谋发展。其实临清在明、清时候就已经住满了天南海北的“漂一代”，顺着大运河，他们把临清带成了一个商业大都会。“临清是一座漂来的城市。”临清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马鲁奎说。　

　　一个“漂”字，形象地说明了运河对临清发展的重要性，在临清还有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语叫“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扼要地概括了临清兴建仓廒储粮的历史。根据史料记载，元、明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临清在南北运输中的作用日趋重要，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临清仓容粮储备达300万石，成为全国储粮仓之冠，当时有3000兵戍守粮仓，中央政府直接令户部主事督理仓务。　

　　漕运咽喉的重要位置，使临清由一个偏僻的乡村之地，逐渐成为成千上万漕船都要经过的“天下第一码头”。根据《明史》的记载，明永乐年间，设漕军12万，漕船11000多只，开始每年运粮200万石，后来逐渐增加到四五百万石。临清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马鲁奎认为，实际上漕运的繁忙景象比我们想像得更可观，因为江南粮食要到农历八九月份秋收之后才能启运，而运河漕运在农历十月冰冻之前完成，所以一万多艘漕船要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经临清中转到京城。万艘漕船过临清，络绎不绝的外地人“漂”在临清，这对一个城市的迅速膨胀是有很强烈的推动作用的。　

　　博弈玉带城：“计划”终于败给“市场”　

　　马鲁奎认为，临清“因河而生”不仅仅是在其发展初期，在其发展过程中，运河也是临清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其中临清“砖城”和“土城”的博弈，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明正统14年，兵部尚书于谦建议在临清筑城，当时临清县已经升格为直隶州，本来运河环绕的中州地带应该是筑城的理想之地，但当时为了护仓，选择了卫河以东离河较远的粮仓处，称为砖城。因为砖城离运河码头较远，且城的面积较小，发展工商业不便，商贾旅舍仍然往砖城外的中州地带发展。嘉靖二十一年，山东巡抚曾铣顺应这种发展趋势，重新修建土城，将运河码头附近的中州地带和砖城包括进去，称为玉带城。这样，玉带城既是州治和仓储重地，又是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中心，成为周长超过30华里、规模不亚于天津的大城市了。　

　　马鲁奎将临清城这种因运河而变迁的现象，形象地比喻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博弈，“不顾运河对城市的作用，非要远离运河建城，最后还是要跟着市场、跟着运河走。”

　　临清钞关：曾是明王朝的命根子　

　　在我读到讲古运河文化史的书籍中，公认“运河文化”的特征是其浓郁的商业气息。频繁密集的商贸活动是明、清之际运河一带的普遍现象，而临清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扳着手指给记者算：“根据《临清州志》，明万历二十八年，临清居民为66745人。而且根据记载，四方商贾人数是居民数的10倍，以此计算，临清当时的总人口约有70万，这可都是'城区人口'，是现在临清城区人口的一倍。”　

　　在临清城区走上几趟，仍然可以发现一些以传统工商业命名的街巷，比如马市街、锅市街、箍桶巷、碾子巷、竹竿巷、粜米巷等。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说，竹竿巷等在南方才能够有的街名出现在临清，是当时临清与南方经贸交流广泛的一个证明。明朝初期，临清由一个漕运码头发展成为一个商业都会，“北起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　

　　其实，要想考察临清工商业当时到底有多发达，临清钞关是最有力的证据。临清钞关是明、清时期朝廷派驻临清督理漕运关税的直属官衙，在这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我见到了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两个穿厅，雕栏画柱，仍能透出当年全国最大钞关的气派。临清钞关始设于明宣德四年，后有户部主事等文武重臣亲临管理，明王朝对临清钞关的重视可见一斑。作为全国八大钞关之首，万历年间临清钞关征收船料商税为八万三千余两，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要高，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占当时全国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而山东一省万历六年税收为八千八百余两，占临清钞关所收的十分之一稍强，足见临清钞关的突出。　

　　山东快书：蘸着运河水的说唱　

　　临清有“江北九大商埠之一”和“天下第一码头”之称，决定了它不仅是商贾辐辏的商业都会，也是文化繁盛的最佳场所，各地的融合为临清提供了宽松的人文趋向，也为各种艺术门类的交流荟萃提供了丰厚的人文环境，而这种文化的开放兼容，也促进了其他文化的产生。山东快书就是借鉴犁铧大鼓的“窜钢腔”在临清形成的说唱艺术，正如表演艺术家、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刘司昌所言：“临清是个大码头，山东快书占了这个地利。一条古运河养育了不止一个曲种，可以互为佐证，这是曲艺史上颇为有趣的现象。”　

　　山东快书以前也被称为“说武老二”，其起源目前有多种说法，其中的“傅汉章说”影响较大，是山东艺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军上世纪80年代经长期调查所提出的。他在《山东快书的创作与演唱》一书中说：“……据山东快书老艺人周侗宾、傅永昌等谈，清朝道光六年，有落第举子36人（有的说十余人），归途雨阻临清，为发泄胸中愤懑不平，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梁山好汉武松故事为依据，编成了《武松传》说唱。作者之一李长青（山东茌平南岗子王庄人）将该书带回，后与其表侄傅汉章去山西，困阻邯郸，无奈拿出《武松传》五回，交傅汉章在关帝庙前，以竹板击节念唱，得钱还乡。李长青于是发现傅汉章很有演唱才能，便将全书传给了他。傅得《武松传》，潜心研究，加以充实发展，乃于道光十九年，曲阜林门会（孔林前春秋庙会）正式撂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临清梦：为有运河“活水”来　

　　在临清的几天，我分明能够感受到临清人对“南水北调”这个词语的敏感，每每提到这个词语，你能够发现他们眼前一亮的那种神情。当地一位官员介绍，当地本来想在鳌头矶右侧废弃的元运河上开发旅游，因为没有水，开发难度比较大，一位临清在外地把事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去看了一趟，没敢接手。　

　　实际上，临清是运河沿岸“因河而生、因河而衰”的最典型城市，随着运河作用的日渐式微，临清的作用与其鼎盛时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马鲁奎说：“清朝中叶以后农民战争对临清的争夺，使工商业遭受很大损失，但其根本的原因还是优越的经济地理条件的丧失。”清朝中叶以后，由于水利失修及黄河决口淤塞运河河道，运河运输能力不断下降，道光六年，清政府开始雇用商船海运漕粮，这是明代疏通大运河以来漕运方式的重大变化，临清被冷落了！　

　　“商人是逐利而生的，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发展，既然运河不通航，没有货物流通，不能给商人们带来利益，原本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便纷纷撤退了。”马鲁奎说，虽然临清河道的小火轮还坚持到解放后的1965年，但此时的临清，已经不是那个被称为“军事重地、漕运咽喉、商业都会”的临清了。“现在不知道南水北调对临清这段运河的影响有多大，只要能够恢复通航，运河的面貌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说这些话的时候，马鲁奎有些动情，眼中充满对长江之水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