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目光 诠释三千里运河文化
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期间，传出了国家有关部门已在酝酿将京杭大运河列为申遗备选项目的信息。其实，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已经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赫然在列。《行动指南》把大运河的特点归结为，“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
夜色掩映中的拱宸桥，好似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它的脚下，运河水默默流淌着；在它的东面，运河博物馆正在紧张地施工之中。正在河边漫步的杭州市民王先生，已经从报纸上获悉中国正在酝酿申报三千里大运河为世界遗产的消息。他告诉记者，附近的居民都很关注大运河的命运。
就在大运河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时候，记者获悉，由国家文物局立项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已于7月5日正式启动，承担该项目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数十位硕士、博士已经开始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作实地考察。
贯穿南北的历史文化长廊
北起通州，南至杭州，贯通于１２９２年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省市，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00多公里。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也是中国惟一南北走向的长河，它和长城一样被人们视为中国古代的两大工程奇迹。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运河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留下了无数令后人感慨不已的文化遗迹。
古运河研究学者夏刚草这样形容道：“运河沿岸的古墩、古庙、古塔、古桥、老街、老店、老厂、老窑以及街市的繁华景象、市民的生活习俗，犹如《清明上河图》的长幅画卷展示在人们面前。”
浙江籍教授、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则指出，运河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与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信仰、思潮、重要文学艺术作品、民俗传统有着直接而具体的联系。
明朝时，朝鲜人崔溥被风浪打到浙江台州府洋面，登陆后沿大运河北上回国。归途中，细心的崔溥记录了南北妇女服饰文化在河北沧州交流的现象。崔溥所著的《漂海录》说：江南“妇女所服皆左衽”，“自沧州以北，女服之衽或左或右，至通州以后皆右衽”。如果没有崔溥的记录，今天我们可能已难以获悉这段南北妇女服饰的交流历史。
但是，在运河区域考察，学者们还是能发现许多思想、文化交融的痕迹。语言学家早就指出：镇江方言中就夹杂了一些京腔京韵，天津话中又带有安徽方言的成分……
来自北京的考察队员还特别提到了颐和园，因为这座皇家园林明显地告诉了人们，她的主人——清朝皇帝是“偷了”江南山水文化的精华。
北京的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而昆明湖拷贝的就是杭州的西湖文化。特别是西堤，完全是模仿西湖的苏堤而建造的。所以在颐和园，我们既能领略北方山川雄浑宏阔的气势，又能看到江南水乡婉约清丽的风韵。这座皇家园林中的假山也都是依托大运河运来的太湖石。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流淌了2000余年的运河使运河两岸滋养起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流淌了3000多里的运河，串起了中国的大江，沟通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造就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长廊。
见证人类交往的千年足迹
大运河本是封建王朝为了军事需要或京城粮食等物资需要而开挖的，但是，一旦挖成通行就成了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劲动力，使运河地区发展成一条巨大的经济带。
“船舶往来，商旅辐辏”。运河畅通后，沿岸孕育出杭州、苏州、扬州等许多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而随着商业的繁荣、手工业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沿着这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开始会聚在运河沿岸。他们不仅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作坊，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相互交融、渗透、碰撞。
正在杭州考察大运河的北大博士生张蕾说，由人员流动带来的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滋养，在运河沿岸众多的会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山东聊城就是一个例子。清代的聊城已是运河旁的重要商埠。南来北往的商舶络绎不绝，外地生意人接踵而来，长期的背井离乡，思乡恋亲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要有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于是，在这里，先后出现了武林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山陕会馆等。
今天，惟有山陕会馆保存完好。据方志记载，这座具有３０００余平方米建筑面积、拥有１６０间房屋的会馆，当年动工建造时，木料是从千里迢迢的陕西终南山运来，木匠则聘请于山高水远的山西汾阳府。所以山陕会馆虽地处齐鲁大地，却张扬着浓郁的山陕两省的建筑风格。
山陕会馆内还建有造型新奇别致的戏楼，在聊城经商的山西、陕西商人，往往会请来家乡的戏曲——秦腔、山西梆子等，但是，在戏楼上亮相更多的还是鲁西南、鲁西北的当地戏曲。因此，山陕会馆从问世之日起，就成为三省文化的重要交流场所。
需要指出的是：京杭大运河造就了沿岸数十座经济文化繁荣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都曾出现过带有外来文化色彩的会馆，如苏州城内的全晋会馆，也是山西商人留在这座城市中的文化遗产。如今，这些屹立在运河旁的古老会馆，都是运河流动的文化的最好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运河沿岸，不仅留下了中国人南来北往的足迹，而且还留下了中外交往的见证。
浡泥王的大墓是在江苏南京。浡泥，就是今天加里曼丹岛上的文莱。郑和下西洋之后，有更多国家与明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中第一位来华的外国元首就是浡泥王麻那惹加那。公元1408年，浡泥王麻那惹加那亲自率王后、子女等150多人的庞大使团，渡海来到中国，他们在泉州登岸，经由江南运河抵达南京。明成祖为浡泥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不巧的是，由于旅途劳顿和水土不服，浡泥王来华不久便身染重病，于10月病逝于南京会同馆。逝世前，麻那惹加那提出了“体魄托葬中华”的遗愿，明王朝以王礼将其安葬在安德门外（今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西石子冈乌龟山南麓向花村西）。麻那惹加那的儿子在南京继承王位，并回国执政。1412年，这位新浡泥王再次来到中国，沿运河到南京祭扫先父陵墓，并在南京居留半年。
历经500多年风雨之后，浡泥王墓至今仍然保持完好，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用新思路呵护运河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珍品，大运河无疑值得我们珍藏。然而，根据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这样三个层面：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但是，现有的保护体系还无法将具有1700多公里文化长廊的京杭大运河完整地纳入到保护的范畴中来。
怎样保护大运河的文化遗产？现在，我国已经开始借鉴国外的遗产廊道的保护理论，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始酝酿大运河的申遗，开始启动“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
该项目负责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说，近几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运动出现了两种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由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成片村落、保护景观整体；二是由保护单体文物，发展到保护包含独特文化资源的线形景观，由此产生了“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的概念。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形的遗产区域或文化景观，在这些区域或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形廊道。
在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有着丰富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除了京杭大运河以外，还有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剑门蜀道、太行古道等等。
而在这些文化遗产中，作为还在供人类使用的交通通道，大运河的保护更是迫在眉睫。大运河穿越中国两个最有活力的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和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湾经济圈），在中国“开”字形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规划建设，运河廊道区域正面临着一系列威胁和挑战。
因此，正在进行中的“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项目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据悉，承担该项目的北大师生们正在通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和调查，并运用GPS等高科技手段为京杭大运河建立起一个时间跨度为2000余年、空间跨度为3000余里的地理信息系统，这是为今后更好地研究运河、保护运河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大运河：重要的文化遗产
长城与大运河作为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伟大工程，是华夏民族的历史丰碑和永远的骄傲！长城早已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蜚声四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造福千年的大运河却至今游荡在文物保护视野之外，承受着不能承受之“轻”。大运河是否文物？能否列入文化遗产？日前，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文物研究所葛承雍教授。
葛教授从大运河历史谈起。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之凿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有明一代和清前、中期，京杭大运河成为漕运通道，屡加疏通。大运河连缀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纵贯华北平原、淮海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在沿线与支线网附近崛起一大批如扬州这样的繁华城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国的一条搏动不息的大动脉，大运河一直沟通着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维护着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民命国脉攸关，意义重大！
清嘉庆以后，海运渐兴，大运河失修，黄河北岸段梗塞，大运河昔日辉煌成为过去。然而各个时代的大运河贯穿之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仅山东段已知的文物点就有100多处。大运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人们誉为“古代文化长廊”、“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包含了历史、科学、艺术各方面的价值，完全具备文物的特质和内容。
不仅如此，大运河还创下了多项傲视寰宇的纪录：论长度，它比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长10倍，比有“运河之王”的土库曼运河长400多公里；论年代，我国最早的古运河开凿年代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64年，比“运河之王”早2443年；论文化，大运河保存了具有内河特色的文化，沿岸几十座城市有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民俗风韵，是意境别具的高品位文化，其文化的深层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的。
葛教授又说：同样是古代水利工程，罗马城内的13条古罗马时代的水道，最长不过90余公里，均为意大利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班牙塞戈维亚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大渡槽”，建于公元前一世纪，长仅813米，早在1985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我们的大运河却始终未被界定在文物保护的领域内。对此，葛教授深感遗憾。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运河目前的尴尬现状？葛教授认为：在管理体制上，大运河作为航运水道一直由各地水运局或交通局分段管理，其必然的结果是，重经济效益而轻历史文化积淀，根本不可能从整体上关注沿线的文化遗存。而且至今文物部门也只是作壁上观，始终未能主动介入对大运河的监控。
在资源利用上，人们只注意“黄金水道”，内河货运量的增长与否，很少关心运河文化对环境生态、旅游景点、风土建筑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不注重对文化资源的积极开发利用，致使未将运输体系的利用和文化资源的保护齐举并重，没有树立长远战略眼光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
在文物保护上，由于文物部门理念迟滞和条块切割，至今也没有一部《大运河保护法》出台，没有一份保护规划方案；而经费的捉襟见肘更使文物保护雪上加霜，只能徒叹运河文明的失落；被动等待的心态使大运河的文化遗存定性若明若暗，导致文物保护工作的若存若亡。
（曲冠杰）
原载《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