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变迁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广场中呈现出来。 　　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开始对公众开放。新中国建立前的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 　　北平解放后的行政区划中，第七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1949年，北平第七区区长沈勃到任第三天，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眼中的广场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昔日的皇家禁地已经破败不堪。 　　其实，民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对公众开放，但当时空旷无人，甚至有羊在啃砖地缝隙中的杂草。 　　第二年，广场的景象发生了一些变化。千步廊被拆除，百臣上朝的场面消失之后，与之相关的布景和道具也随之不见踪迹。寻常百姓的身影出现在广场上，象征着皇权的消解。正因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对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第一次改造，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 　　禁锢瓦解了，混乱随之开始。从天安门广场的处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仅仅30年时间，这座布局端庄的广场就沦为荒凉的原野。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改建后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 　　开国大典前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整个广场已被清扫一新。从开国大典的新闻纪录片中，我们大抵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当时的形貌——广场北起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南到中华门，东西南三面都有围墙，仿佛一座巨大的院落，长安街上的左右两门依然完好无损。 　　1958年，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三年前，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就已经成立了以张开济、陈干为负责人的规划工作组，并在苏联专家格·阿·阿谢也夫的指导下对广场进行规划设计。这次改建的主要内容包括：拆除中华门，使广场范围向南扩展到正阳门下，为迎接建国十周年而兴建的“十大建筑”中，人民大会堂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建设，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已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它距天安门和正阳门城楼各440米，位于这个方城广场的对角线交叉点上，同时也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 　　设计在进行到第五稿时，专家提出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设计组请示了市委，市委对前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大会堂正门中心不必正对纪念碑。而后一个问题，在周总理审查了第六稿方案后做出了明确答复：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到一虚一实。 　　建筑大师张开济先生在设计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在馆前设计了一个空廊，使空间变得灵动和剔透，丰富了建筑的空间语言，使宏伟建筑不会陷入沉重和呆板。人们进入博物馆的时候，内心会有一个节奏的调整，笔者曾问张老：这一奇思，是否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庭院式建筑的启发？ 　　张老的回答出乎意料——设计这个空廊，完全出于迫不得已。在天安门广场出整体方案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而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建筑面积只给7万平方米，跟人民大会堂比起来相形见绌，只是个小弟弟，而在空间格局上又不能不对称，只好来了这么一手。这反而成就了这项设计，张老说这是“因祸得福”。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纪念碑在1949年9月30日奠基，并向全国征集设计方案。1952年5月10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主任、郑振铎和梁思成为副主任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同年夏天，委员会决定采用梁思成的设计方案，只对碑顶设计暂作保留。1954年，确定碑顶采用梁思成最初的设计。碑高37.94米，安放在有汉白玉栏杆的双层平台上。碑顶为类似传统建筑的小庑殿顶。碑身下部有两重基座，下层基座四周有浮雕，浮雕作品由刘开渠主持设计。碑身正面朝北，与天安门相呼应，这一点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面南前北的传统惯例。这一工程直到1958年“五一”劳动节才建成揭幕。 　　改建后的天安门广场由原来的11.3公顷扩建到50公顷，能容纳100万人集会。从南池子南口到南长街南口的游行大道，也被拓宽到80米，可以180人横排通过。 　　毛主席纪念堂的兴建是天安门广场第三次重要改建。 　　197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毛主席纪念堂建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的决定。六天后，正式确定了这个建筑面积不到三万平方米的二层高建筑，其位置在中华门原有的位置上。 　　经过改建的天安门广场，使北京的城市中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旧北京的中心是紫禁城，城市的主题是“帝王至上”，随着一个人民广场成为新城市的中心，宫殿被推到后院的位置，仿佛一道深远的背景，而新时代的主题，则在这个开放阔大的广场中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