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开济：理解建筑师 尊重建筑师

　　在中国，建筑师这一行业是清末民初从外国引进来的。所以早先在上海，一般人都把建筑师称为“打样鬼”。“打样”就是设计的意思，而“鬼”则是指洋鬼子。这是因为最早在上海开业的建筑师都是外国人，而中国过去就从来没有过建筑师，最多只有过一些“能工巧匠”而已。而他们的地位是不能和文人学者相提并论的。虽然我国拥有大量宏伟美丽的古建筑，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些建筑杰作出自谁的手笔！只是到了20年代，中国才有了受过现代正规教育的建筑师。他们为数很少，而且多半是在国外受的建筑教育。中国最早一位建筑师贝寿同先生，就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我1930年入学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时，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在它们的奠基石上都刻有建筑师的名字。在举世闻名的巴黎歌剧院一侧的广场上竖立着一个雕像，那就是设计歌剧院的茄尼埃建筑师的半身像。巴黎的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以它建筑形式的新奇而一举闻名于世的，它是根据一次国际设计竞赛中的中奖方案而建成的。据闻，当时的总统蓬皮杜曾想对方案稍作修改，但却被建筑师以中奖方案不能改变为理由而拒绝了。结果这位总统也无可奈何。 　　1979年，我曾参加中国科协一个代表团在欧洲考察。在英国，我们访问了世界闻名的牛津大学，出面接待我们的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当通过双方互相介绍，该校长得知我是代表团中惟一的建筑师时，就对我特别地热情招待，并且因此在接待日程表中临时加了一个项目，由该校长陪团参观了该校的图书馆，并和我合影留念。这件事首先说明了西方人士对古建筑的重视，因为这座图书馆是牛津大学校舍中的一幢最为古老的建筑。该校长对我另眼相看，说明了在西方人士心目中建筑师的特殊地位。 　　1984年，我在华盛顿参观太空博物馆，在休息时间与邻座的一位美国妇女闲谈，无意中谈到了与太空馆距离不远的国家美术馆。我不无炫耀之意地向她说，该馆新建的东馆工程的设计人就是我的朋友贝聿铭建筑师。不料她一听此言，顿时喜形于色，她一再地拍我的肩背并对我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一个贝聿铭的朋友，我实在太荣幸了。”言下表露了无限敬慕之意。 　　尊称为“建筑师”。例如，1987年“诺贝尔世界和平奖”获得者、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就被称为“南美洲和平的建筑师”。同样的，西方新闻界也把邓小平同志称为“中国改革的总建筑师”，不过我国新闻媒体却把“总建筑师”翻译成为“总设计师”了。这也说明了在我国，人们对于建筑师这一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的理解至今是非常不够的。 　　建筑师责任重大，因为他们工作的好坏往往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国家的建筑投资、城乡的面貌，甚至于国家对外的形象。建筑师在工作中必须与结构、设备和电气等专业工程师密切合作。有时候还要与园林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和其他各种艺术家等通力协作，并负责统一这些工程之间的矛盾。人们往往把建筑师比作一支交响乐队的指挥。因为在建筑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建筑师也肩负着指挥全局的重任！ 　　改革开放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建筑事业的空前繁荣。国内建筑师的行情大涨，大学里的建筑系也成了报考的大热门，而国外的建筑师也纷纷从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地前来中国开展业务，竟形成了一个“万国来朝”的形势。这一空前的大好形势，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说，既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不能满足于目前的业务兴隆，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与国际水平之间，总的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加紧努力，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加强我们的职业责任感。我们不仅应对个别工程负责，而且还应对社会，对整个城市负责。此外，北京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北京的建筑师更肩负着一个责任，那就是协调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维护城市原有风貌之间的矛盾。不过这不是简单地在一些新建的高楼大厦上加上一些小亭子或大屋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建筑应反映时代，设计贵在创新，最好的办法还是依靠双百方针。我以为，任何一个设计方案只要满足使用要求，符合规范条例，尊重周围环境，服从总体规划，基本上也就可以了。至于建筑形式和风格方面，则应该允许并鼓励建筑师们去发挥他们各自的创作才能。而建筑师在创作中则应该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敢于创新，同时又敢于坚持原则；不惟上，不媚俗，不迎合，也不哗众取宠。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繁荣建筑创作和维护古都风貌！ 　　总之，人们应该理解建筑师，尊重建筑师；而我们建筑师更应该尊重自己，尊重自己这一行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才能无愧于建筑师这一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