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营造法式》

梁思成先生首次见到《营造法式》是192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是在陶本《营造法式》出版后不久，他父亲梁启超寄给他的。近40年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梁先生1931年从东北大学转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之后，就开始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营造法式》这部天书，力求诠释并绘制插图，使今人都能看懂。由于历史久远，缺少实物印证，再加上许多建筑上的名词术语亦多有变化，在研究工作中不得不采取由近及远的办法。于是先从弄懂清工部颁发的《工程做法》着手。好在清代建筑在北京有实物可以考查，同时还可以就近向老匠师求教。这样，于1932年梁先生写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为深入研究《营造法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弄懂《营造法式》，他从1932年春天开始外出调查，寻找宋代建筑的实物，加以印证。在此后的10余年间，营造学社同仁调查了约两千余项古代建筑，其中唐、宋、辽、金木结构建筑将近40座。通过对这些实物的测绘，对《营造法式》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抗战期间，在西南大后方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也没有停顿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对文字做考订、注释，力求将难懂的宋代文字译成今人能懂的语体文。再就是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成果“必须体现在对个别构件到建筑整体的结构方法和形象上，必须用现代科学的投影几何的画法，用准确的比例尺，并附加等角投影或透视的画法表现出来。” 抗战胜利后，由于其他工作（如清华建筑系及北京城建工作等）十分繁重，梁思成将研究《营造法式》的工作搁置起来，直到1961年又重新上马。此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曾指示，让梁思成把《营造法式》的注释工作继续做下去。那时，清华大学为他配备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师当助手。 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了1963年已完成“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绘图工作以及文字注释工作，正当《营造法式》注释本上卷稿接近完成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开始了，梁先生被游街批斗，不幸于1972年病逝。这项研究工作从此又中断下来。 直至1978年才又开始由梁先生的助手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继续，又经过两年的努力，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梁思成著《营造法式注释本》上卷。 梁思成从1928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北京，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达38年（去掉“文革”6年），其中直接从事《营造法式》研究及相关工作达19年之久，整整占去他半生学术生涯。 仅此一项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成果，即无可争辩地证明，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古代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学术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