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县级市都在规划建CBD 中国能建这么多CBD吗？

　　全世界的中央商务区（CBD）也屈指可数，可中国许多城市，连一些县级市都在规划要建CBD。全国一窝蜂地要建40多个CBD的现象令人深思。 　　CBD作为城市中央商务区的概念是指城市综合性经济活动的中枢，这个发自20世纪20年代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众多城市热捧的一个新概念，建设CBD与建设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几乎划上了等号，CBD热现象热过大江南北。针对目前的CBD热现象，建设部于去年11月份委托深圳城市规划设计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摸底调查，调查已经结束并已经于两个月前提交给建设部规划司。然而记者采访有关部门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由于各方专家对CBD调查情况还存在诸多争议，因此，现在调查结果不宜对外公布。调查结果的迟迟不能对外公布是城市规划建设中CBD争端的一个反映。这正好印证了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周畅的观点：在发达国家，CBD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发展中国家，CBD建设往往成为一个城市发展的战略。 　　[B]中国怎么一下子冒出40多个CBD？[/B] 　　参与此次调查的深圳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规划师陈伟新博士告诉记者，通过对50多个城市进行的网上调研，实地调查和规划文件检索，他们发现，目前为止，已经有40多个城市在策划实施CBD，其中有七八个城市已经在建设中。 　　这40多个城市中，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直辖市以外，还有省会城市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福州、济南、郑州；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如深圳、厦门、大连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更有许多地市甚至县级城市也不甘落后，如襄樊、淮南、温州、苏州、无锡、佛山、东莞等。来自四川成都8月11日的最新消息是，成都市ＣＢＤ 规划建设工程已进入启动阶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所所长朱子瑜记者，近年来，国内要做CBD的城市太多了，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系的城市不下10多个，仅和他们一个所联系接手策划的就有宁波、济南、重庆等。 　　如此大干快上CBD热潮的背后，是有关城市政府看中CBD建设对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意义。武汉市规划国土局局长张林在武汉市王家墩商务区的建设发表讲话称，建设CBD对推动湖北省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急迫和现实的意义。杭州市长茅临生称，投资1700亿元打造“钱江新城”是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的重要工程。在北京，继北京市朝阳区建立CBD之后，丰台区也想建立自己的总部基地，把它作为振兴丰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来自东莞的消息是，东莞的产业结构正面临升级，急需要建立一个与其配套的各类服务体系，并让它成为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安徽淮南则把CBD作为采煤业逐渐萎缩后地新的支柱产业和城市的新的发展动力。浙江宁波则是希冀发挥宁波商业在长江三角洲南翼的辐射作用，同时充分展示宁波作为国内服装大市的形象。更多的城市则把老城区改造、新区建设和城市中心区建设与CBD联系起来。来自浙江慈溪8月11日的消息是，作为慈溪中心城区的旧城改造项目，慈溪中央商务区占地16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1万余平方米 。来自厦门8月22日的消息是，海沧投资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钟兴国告诉记者，“我们将把新市区建成厦门的CBD，或者厦门的铜锣湾”。 　　[B]CBD：聚集人气财气商气？[/B] 　　CBD这个概念为什么在进入中国之后大热特热？有关专家认为，这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的气候有关，与政府官员业绩考核指标与经济发展的考核体制有关，更与认识中存在的错误的CBD概念有关。 　　有关消息显示，2003年8月19日成都的CBD规划出台后，曾经作为议案提交人大代表进行讨论，有关报道说，此报告中提出的启动中央商务区建设的概念引起了代表的热烈讨论。代表们认为CBD聚集着人气财气商气，是城市经济实力的象征。在与同等城市的经济竞争中，谁能抢占到CBD，谁就能抢得发展先机。代表们对中央商务的建设充满了期望。他们认为建好后的CBD，将吸引着成都周边乃至全国各地和国外的资金不断流入这个“财金漏斗”，这种巨大的聚集效应是不可估量的。代表们还表示，CBD将在城市中心有限面积内为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搭建一个从容流转的平台，使这一片区的商务活动实现效率最高化，并能最终达到“筑巢引凤”的目的。 　　而在河南郑州，根据《大河报》的消息说，面对ＣＢＤ建设需要巨额资金的疑问， 该市负责人在回答该报记者的提问时说，市里将省里补助的新区开发费用都用在了规划上，但新区建设不会动用我们城市的“老本儿”，而要靠经营城市来实现。我们可以出让土地，3000亩土地可以换来一笔不少的收入用于城建。关于新区面临的人口问题，该市负责人胸有成竹地安慰记者，别担心，有了房子，自然会有人来。 　　[B]CBD就是这样“火爆”。然而，建设一个CBD 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吗？[/B] 　　需要澄清的CBD概念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设计所所长朱子瑜告诉记者，这次建设部委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进行CBD调查，调查报告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很多城市在进行的CBD规划是对CBD概念的曲解：CBD是在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并有着综合性的经济活动，其功能有商务这是对的，但不是说任何一个城市有商务的核心经济区都可以叫 CBD。 商务办公是CBD的核心功能和生命；高效便捷的交通是CBD功能实现的保障和基础；当然，一个成功的CBD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与引导，但不能忽略市场因素。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著名专家傅崇兰说：CBD产生主要基于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达到了一定高度，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撑产业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东琪说，CBD设施建设有56%是现代化的商务办公楼，是企业进行现代商贸活动的集散地，其核心业务是电子业务。 　　深圳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规划师陈伟新博士说，现代意义上的商务中心是指集中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商务办公楼、酒店、公寓和文娱场所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便于现代商务活动的场所。一个城市设CBD建所必须具备的国内外条件是：1，国际影响力；2，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指人均GDP）； 3，完备的基础设施；4，人的科技素质（主要是指高等教育程度）；5，历史文化因素上悠久的市场经济积淀。 参照世界标准，象北京、上海要建设的世界级CBD还要求在驻的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银行总部比例要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并对每年世界股市资金流量有一定要求。法兰克福市长佩得拉·罗斯在出席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举办的中外CBD发展论坛上指出了金融对于CBD建设的重要性。他说，银行城市和金融街是法兰克福的现代称呼，这表明了金融中心对于今天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法兰克福城市拥有336家银行，其中196家是国外银行，7.9万个就业机会有15%集中在金融街上，占整个欧洲400亿GDP的20%，还有5—6%的就业与金融有关。 　　陈伟新博士说，在中心商业区发展的基础上，国际上的CBD大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更长在四、五十年才逐步发展起来。香港中环是世界上成熟的世界级4大CBD之一，在谈及香港规划发展商务中心区的经验时，香港特别行政规划署署长冯志强说，香港商务中心区历史悠久，起源自19世纪初。经过漫长的发展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转型（香港由一个由制造业为本的社会演变成一个金融服务中心）开始快速发展。香港经济经历20年的重大转变后，服务业蓬勃发展，成为亚洲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香港才由此演变成世界级的著名CBD。 　　发展CBD的必要性 　　21世纪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是经济的全球化和城市化，城市竞争趋势明显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学家李扬、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倪鹏飞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城市政府作为地方一级政府所拥有的生产、投资和基础设施等的主导权，使其在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不断探索和强化对城市发展的宏观战略考虑，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城市化、工业化产物的CBD就成为城市决策者们借以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方法。有关专家还认为，CBD 便捷的交通，丰富的信息，迅速的通讯，高质的办公设施和良好的金融和商务运营环境，大大节约企业的管理和交易成本，能够有力地吸引跨国银行、跨国公司总部与区域分部落户，进而有力地提升大都市的国际竞争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实力的象征，而且是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伟新博士认为，CBD有三个重要的功能，一是创造了城市的超级景观，发展了高层建筑；二是形成了世界城市现代化的最高端的功能；三是刺激了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 　　盘点我国城市CBD十年发展 　　经过10年发展，有关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初步成型且有所发展的CBD是北京建外地区和上海陆家嘴。其他城市如深圳、武汉、沈阳、重庆、广州都处于打基础或形态初现或步履维艰的阶段。 就是目前发展最好的上海陆家嘴，专家认为与国外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如以体现CBD核心功能的重要指标——区域金融贸易量增加值为例，上海分别相当于曼哈顿的20/1，东京新宿的9/1，伦敦金融城的6/1，新加坡的3/1。 　　那么，根据CBD 内在要求和参照国外CBD的发展，在这众多要发展CBD的城市中除了京沪以外是否有发展的资格？ 陈伟新博士说，这次调研中，我们着重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调查。他认为 广大中西部地区除了成都、重庆和武汉以外，其他广大地区根本不具备前提条件。而且，成都、重庆和武汉还只是有一定的基础但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努力。他认为具备发展CBD第二阶梯的城市有广州，深圳，杭州 等外向型发展较快的城市，其他的城市可以将CBD做为一个努力方向，在城市核心区开发时为CBD的建设进行预留。而且从建设情况看，即使现在经济发达的深圳、广州在建设的也只是公共建筑和住宅，与CBD内在要求尚有距离。而且，即使是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中最具备发展CBD的条件和深厚的历史资源的积累，但 北京CBD也是20多年前就提出了发展 战略，但是直到1993年中央才批准，而经过10多年的建设，北京CBD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如需要提升CBD产业发展水平，解决交通问题等）仍处于一个过程中。 陈伟新博士预测，在北京目前特殊的地位下，由于中国发展的高速度和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大 ，经过10年的发展，即在经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和2010的博览会两大世界性的盛会刺激之后，北京的CBD才有可能由目前地区性的CBD发展为国际性 CBD的相对成熟形态。 朱子瑜认为，上海由于有良好的商业基础和目前我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及其有上海市政府的引导支持（1990——2000年共投资1300个亿），陆家嘴CBD发展很快，已成为我国较为成熟的CBD，经过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上海这个目前的地区性的CBD可能会向着国际性的CBD方向发展。深圳是我国CBD规划较早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但深圳市政府在此问题上还相当谨慎，10多年来地产价格没有明显变动，而且，政府在规划和宣传引导上还很务实，现在深圳的CBD仍有相当长路要走。他说，在这次CBD的调研报告中，深圳和广州是分别做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总结的城市。 　　关于京沪和未来我国有发展CBD潜力的城市定位，李扬和倪鹏飞认为，北京、上海CBD可定位于国家或跨国家级水平上，北京应是跨国公司在中国事务中心和北方商务管理和服务中心，上海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商务管理和服务中心。沈阳，武汉，重庆，西安分别是区域的主CBD，广州和深圳，南京和杭州，天津和大连分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的副CBD。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中心经济室主任刘治彦认为，一些特大城市，如北京等的一些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借鉴他国经验（如东京的新宿等）发展为副都心，为核心商务区分流补充。如北京在传统上西单商业街、金融街、中关村都与朝阳区CBD形成补充之势，其它各区的高新科技园区和产业区没有必要自立名户建CBD，该经济室为丰台区的高新园区建设规划为即为朝阳区CBD的副CBD。而朱子瑜则认为，由于香港国际级CBD的地位和地缘关系，深圳、广州的CBD发展都要考虑到香港的辐射作用，广州目前应定位于华南的副中心，而深圳也应该是参照日本新宿东京副都心的发展模式成为香港的一个副都心。 　　[B]争议和思考[/B] 　　目前建设部没有对外公布深圳城市规划设计院CBD调查报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各方专家对CBD调查情况还存在诸多争议。那么，这些争议是什么呢？ 　　现在对于CBD建设存在的争议主要有，一派是希望按照严格的CBD概念来操作，即很多城市CBD的建设绝对属于超越于经济发展的超前行为，按照中国城市历史和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我国只发展北京、上海两个有资格建设CBD的城市，其他城市则限制CBD的提法，不要将中央商务区和商业中心区、新城区建设和老城区改造并提而论。另一派的看法是，不要拘泥于CBD的概念，中国可以大力发展CBD，只是要将CBD分为三六九等，即不同级别的CBD。因为CBD既有全球级的、国际级的，也有区域级的。如李扬、倪鹏飞就认为，在建设北京、上海以外，广州可以建成华南商务的副中心，而沈阳、重庆、武汉可以建设成东北、西南和华中地区商务的主中心区。 　　经济学家樊纲则认为，不要将CBD概念特殊化。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已形成若干个商务中心的情况下，是再建CBD，还是通过提高城市交通、特别是公共交通将若干个分散的小商务区联结起来，使大家更方便地穿梭其中，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办公效率呢？ 　　中国社科院城市中心经济室主任刘治彦则认为，与城市世纪相伴随的，还有城市空心化的趋势。我们必须看到，随着世界信息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聚集性的办公有可能被分散的家庭办公所取代，这都应该是大城市发展CBD所要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还有专家指出，信息化社会传统的CBD已经升级为E——CBD，即电子化的中央商务区，中国在建CBD的时候，须赶上世界新模式。 　　陈伟新博士指出，中国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没有区域战略，只有城市战略。强势政府主导的城市战略一经出台，其导向就对开发商、各级政府部门和市民产生强大影响，从而形成大干快上的局面。一个城市的定位不准确或是发生摇摆，不仅影响城市的正常建设，并对城市的交通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产生误导作用。而且，当政府全力以赴以某一种战略时，必然会导致对其他战略的忽视，而当这种战略有碍城市的正确发展时候，就会使城市痛失其他方面的发展机遇 。 　　一些人士还指出，中国城市CBD热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政府行为以外，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借此炒作，以提高房地产价格，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在CBD建设中回报高而快的房地产先行的话，高企的房地产价格必然造成整个CBD地区价位升高，形成CBD泡沫，很多城市CBD建设中途夭折即缘于此。为此，美国NBBJ公司副总裁彼得·布朗在北京朝阳区第三届中外CBD发展论坛上指出：CBD不只是住房经济，它还需提供一个国际都市所有重要的人类活动，不应只是具备城市中心的潜力，而应成为刺激整个地区和国家发展的代表。芝加哥曼哈顿中心区和香港正是这样的典范。 　　朱子瑜认为，CBD在国外已经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则刚刚开始。这个时候，国内各地城市就开始把CBD当作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途径”，必然导致急功近利和资源浪费。而且，从数量上来讨论中国需要多少个CBD是不科学的，需要 在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之上的科学的规划和引导，纯粹的外力是在沙滩上建造楼房，缺乏经济基础不是变味就是倒塌夭折。当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北京、上海，内在的需求加上政府引导自然就会形成CBD，而不是靠我们拔苗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