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利益博弈:武陵源艰难回归

　　“世界自然遗产”湖南张家界武陵源在经历了景区的过度开发后，通过景区大拆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武陵源的原始风貌，但张家界的“世界第一梯”几乎在大拆迁的同时开工兴建。《瞭望》杂志刊文指出，由于世界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利益博弈的长期性，从而导致这种环境破坏中的“前赴后继”现象。 　　文章说，“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为武陵源每年带来数百万游客。使得这个20多年前地处偏远湘西山区的林场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一时间，在天子山、袁家界等地，逐渐冒出了不少宾馆、饭店和大小不一的棚点。与此同时，处于景区交通枢纽的水绕四门，一些接待设施不断地破土动工。景区优美宁静的环境以惊人的速度被蚕食…… 　　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武陵源进行5年一度的遗产监测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武陵源的自然环境已经像个被围困的孤岛，局限于深耕细作的农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范围内，其城市化对其自然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2001年1月1日，《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个保护世界自然遗产的地方性法规。2001年4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张家界市视察，要求加快武陵源景区内建筑物的拆迁步伐，加大退耕还林和绿化力度。 　　从申报遗产成功到景区城市化，乃至被迫进行大拆迁，仅仅只有9年的时间。 　　文章援引曾经担任武陵源景区拆迁安置指挥部主任的丁云勇的话说，有4道难题使得武陵源景区的拆迁过程显得异常“艰难”： 　　一是补偿标准低。拆迁中的矛盾始终与经济利益的调整牵扯在一起。部分世居户通过发展旅游业致富，不想搬出武陵源景区；一些饭店老板则认为补偿标准太低，拆迁使他们“血本无归”。 　　二是世居户生活出路困难。“很多世居户认为，补偿少一点可以理解，但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景区内，靠山吃山，离开后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丁云勇说，“政府最担心的就是世居户搬到山下后，会出现返贫现象。” 　　资金缺口大是第三个难题。据武陵源区的一份汇报材料，全区拆迁安置经费2001年10月份到位资金仅1500万，但一个星期的拆迁补偿就花了1500万。据测算，景区拆迁安置和植被恢复项目共需资金2.15亿元，2002年5月实际到位资金才0.66亿元，缺口很大。 　　第四个难题是处理被拆迁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武陵源景区一部分接待设施在修建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三角债”关系。丁云勇告诉记者，有时候为拆一栋房，做好债权人和债务方的工作，一天要爬几个山头，难度比拆迁大得多。 　　尽管难题很多，但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山上的居民和经营者都下山了，武陵源渐渐恢复了原始风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石英砂岩峰林的地貌得到了良好保护。然而，就在武陵源艰难回归的同时，张家界的“世界第一梯”却在未获得环境保护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仍在运行。 　　湖南省环保局自然保护处处长向建福说，张家界“世界第一梯”存在着违反环保审批要求的现象，电梯由2台改为3台，扩大了山体破坏面积，同时对自然景观影响加大；上站游道由2.5米扩宽到3.1米，增大了对天然植被的破坏；上站房附近建临时职工食堂，排放污水和油烟，接送游客的电瓶车改为柴油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污染了原生态的自然环境。 　　文章说，由于“世界第一梯”的立项、规划在前，《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的颁布在后，张家界在拆迁宾馆、酒店的同时，又多出了一个破坏环境的庞然大物。“世界第一梯”几乎在大拆迁热火朝天的同时开工修建，给人们一种在环境破坏中“前赴后继”的印象，也留下许多沉重的反思。 　　文章最后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四条建设性意见： 　　一是风景名胜区开发必须先编制科学严谨的规划。武陵源在1992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缺乏一部可持续发展的景区详规，以致出现比较严重的景区城市化问题。大量的房子建在核心景区内，而且有些还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对核心景区与旅游功能服务区没有严格区分，二是弹性的规划使自然遗产保护流于形式，给“首长批条”、违章建筑留下了空间。 　　二是立法保护世界遗产势在必行。世界遗产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但它又十分脆弱。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若不依法保护，世界遗产很容易被“掠夺性开发”，成为短期行为的牺牲品。 　　三是旅游城市发展指标亟待完善。业内人士提出，张家界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酿成苦酒，国家亟须制定旅游城市的发展指标及评价标准。旅游城市的发展通过什么来评价？是经济发展的各类硬指标，还是引了多少资招了多少商，是游客数量，还是旅游总产值？ 　　四是永远不能以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效益。武陵源刚通过世界自然遗产验收时，当地人更多是看到遗产开发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遗产自身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