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生与死

公共绿地总是好的吗？拥挤是可怕的吗？以大规模清理重建为手段的旧城更新能真正清除贫民窟吗？ 这是简·雅各布斯出版于１９６１年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开篇所做的设问，今天，对于大多数东亚的日益膨胀的大城市而言，这种设问并不过时。 当然， 接下来的“言论”就更加“不中听”了，她用大量的篇幅批判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中的大规模计划（主要指公共住房建设、城市更新、高速公路计划等），指出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她说，“大规模计划只能使建筑师们热血澎湃，使政客、地产商们热血澎湃，而广大普通居民则总是成为牺牲品”，她主张“从追求洪水般的剧烈变化到追求连续的、逐渐的、复杂的和精致的变化”。 没有一个市政当局不是在重新焕发城市生机方面“殚精竭虑”，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由政府领导的挽救城市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雅各布斯将之归结为对城市多样性和小尺度传统街区的忽视，以及对大规模计划的“一往情深”。 我的手头恰好就放着这样一本大规模计划——《北京市第二道绿化带隔离地区规划》，其规模之大、规划之合理、图解之完美精致，真让人难有质疑其合理性的念头。这即将为北京的城市空间“围砌”的第二道绿色围墙，将是城乡的隔离带，有意思的是，其间将“插进”若干个楔形绿色空间，把市区与外部绿色空间畅通起来，目的是“改善市区的对外空气交换与生物流通”。 看规划总是令人兴奋，因为所有城市中混沌不清的问题都被理性化和明晰化了。规划仿佛具有超人的洞察力，不仅图解现实、美化现实，更能够展现未来。 然而每当误入像望京那样的被规划出来的新区，才会叫苦不迭地进行一番自我否定。已经记不得去过几次望京了，每一次确实都有全新的感受，因为就连出租车司机也每每要跟我共同体验迷失的“乐趣”——望京是一个汽车尺度的、超人的、毫无标志性的迷宫社区，它是一个寄生在北京东北角的肿瘤，没有历史，没有“繁衍”的痕迹，它迅疾的增长、裂变，是一个毫无人性可言的“居住的机器”。 上个月我刚刚搬到国展中心对面的曙光里，开始了北京“新移民”的生活。住在工人区，楼下总有老人打牌，到深夜不歇；从早五点到天黑，楼前空地的活动器械上都有人运动；摊贩们将农产品一直堆到楼前；清晨上班的路上要时时提防狗屎；要想入乡随俗，可以花十几元在路边饱餐一顿麻辣烫。那一带违章店铺、砖楼、板楼和豪宅并置着，虽然就在三环边，却更像是城乡结合部。夹在望京和国展中心之间，曙光里就像一块被工地一样的北京遗忘了的地方，就连商店也充满了集镇的味道，我居然在那里配到了老式的双保险门锁。 那一带的邻居相互熟悉，小店铺的老板们也绝不会坑人，遇上“简单”的装修改造活，他们甚至会为顾客计算着节省开支。这一切，都印证了雅各布斯在她的著作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街道眼，正是这种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增加了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了街道的安全感。 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大城市是生于多样化而死于大规模改造，至少美国城市的历史印证了她的观点，所以四十多年过去了，她的书依然是名著，她本人甚至被大卫·布鲁克斯在《天堂里的波波族》里定义为“最初的波波族”，排位在甲骨文老板拉里·埃里森和网球明星阿加西之间。 雅各布斯对老街充满感情，认为老城旧街看似缺乏秩序，实则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系着。但是她的观点在东亚就很难得到认同，东亚城市似乎对规划和规划出来的速生城市情有独钟，这里面不仅有市政官员们的强势，也有民间趣味的某种迎合。 环境的人文式的精神舒适是一回事，流行式的物质的舒适就又是一回事了。现在，曙光里一带已逐渐成为“空”的社区，不断有老住户到更为偏远的新区置屋，把这里出租，改善改善生活。我的房主就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他的二手新房周围绿化的奇妙，“有时间去串门，我家就在望京……” 我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