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雕塑·公共艺术·百分比艺术

“城市雕塑”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热”了起来，那时城市建设还没有这般狂热，城市雕塑主要用来装点“城市形象”，比如城标等具有标志性和纪念性的宏大体量的作品。目前所说的“公共艺术”当时并不受重视，记得当时一个城市雕塑的研讨会，就曾“声讨”过十三陵沿途出自工匠之手的劳作，有一座汉白玉的雕塑“表现”的是一个少数民族老大娘给解放军战士“喂”香蕉，印象极深：解放军叔叔呈三角形端坐着，肃穆端庄，目不斜视，少数民族老大娘从侧后探身将一个包开皮的香蕉递到他的嘴边。当时主要批评雕塑立意的肤浅和手法的粗俗，在现今这个见怪不怪的后现代时代，这个雕塑也许更具有象征与反讽趣味。 近几年国内城市建设狂热，已经汇入超城市化的洪流，城市雕塑也成为社区的常见和必备的饰物，生产更有日趋产业化的趋势。据说南京正在成为城市雕塑的加工中心，在那里，城市雕塑的最重要的环节——创作——已经被图库取代了，所谓城市雕塑成为可在人类几千年的雕塑的图片中任意圈选的、最后由官员“钦定”的物美价廉的物件。在那里，写实与抽象的区别只是在加工的难度和材料的价格上反映出来，那真是理论家们期盼的狂欢时代到来的象征。 前几天应邀到中央美院参加“奥运·雕塑·城市文化”研讨会，会上大谈奥运雕塑公园，原以为雕塑界对当今“公共艺术”的潮流知之甚少，就发表了一通有关公共艺术与百分比艺术的言论。没想到这两个词组马上成为以后的发言中频频出现的熟词，在对北京奥运具有借鉴意义的巴塞罗那、汉城和悉尼的奥运城市雕塑模式的陈述中，公共艺术和百分比艺术都成为绕不过去的“概念”。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两个词组更多的意义上是被从概念而非观念 的界面去理解，雕塑家们愿意更多地从环境的意义上进行城市雕塑创作，但首先关心的是 “活儿”和造价，在这方面，“城市雕塑”显然比“公共艺术”更实际、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国情、也更有回报，至于以致力于提升环境的空间质量为己任的公共艺术，管他娘！ 单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讲，“公共艺术”应该涵容“城市雕塑”，但是在国内，语境中似乎公共艺术是城市雕塑的一种更为时尚的说法而已，它确实反映了创作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卡特琳·古特（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ｔ）的《艺术介入空间》是一本大力鼓吹空间艺术的深入浅出的好书，台湾艺术评论家黄海鸣在该书的导读中概述了她的“公共艺术”观：“（公共艺术）不要再专注于创造具象物件，责成观众对这物件专注地回应，而是要创造人与整体环境的新关系，也就是无所不在、也不可言诠的偶发感应。作品并不针对纪念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不悼念、也不庆祝任何事物，不再现任何权力中心，只是促成‘公共空间’的‘出现’以及‘交流’，不做无谓的添加，根据现场状况，找出场所中所缺的东西，以最少的介入去促成。” 公共艺术是谦虚的艺术，个人叙述的艺术，直觉的艺术，也是需要引起社群“既私密又普遍”共鸣的艺术，它应该是对环境空间质量的揭示与提升。《艺术介入空间》中一个著名的作品，是诺伯特·拉德玛赫的《长凳（夏天／冬天）》。在瑞士比安的一个可以饱揽湖光山色的水岸的两张黄色长椅上，艺术家在椅背上挖凿并安放了圆形的、设计典雅素朴的当地名产时钟。这是一种有意将公共经验陌生化的处理手法，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公共空间中类型化的时钟不同，长椅上的时钟很小，它只会引起坐在椅子上的人的注意，这样，人与长凳上的时钟似乎形成了某种“私密”性的关系；但是时钟里转动着的时间却是公共的、世界性的，它把人在湖边闲暇也纳入了某种“公共秩序”之中。而且两个时钟相差一小时（ 这是当地夏令时制的反映），这就引发了有关时间问题的一系列思考——“当我们面对着湖面，现在是几点呢？……或者说，在这里，决定性的标准是什么？是法定的时间、个人一天活动的时间 、还是自然光的时间？”由此，《长凳》将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引向更深的个人经验，这正是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它提供了以个人化的经验感受公共环境／空间／艺术的可能性。 至于百分比艺术，则是公共艺术的法治化，它源自国外 ＦＯＲ ＡＲＴＳ（艺术基金）的说法， １９９２年６月，台湾经“立院”三读通过《文化艺术奖助条例》，其中最受关注的第二章第九条云：公有建筑物所有人，应设置艺术品，美化建筑物与环境，且其价值不得少于该建筑物造价百分之一。这就是“百分比艺术”的由来，当然，这是台湾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付出了艰辛而漫长的努力的结果。公共艺术的“百分比”化就是把公共艺术（也包括“城市雕塑”）纳入到了当代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它对于提升城市的空间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北京奥运近在２００８ 年，所有人都希望它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但是面对公共艺术尚难以在观念界面上普及于艺术界和社会的现实（更不要说“百分比艺术”），要成为“最好”，真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