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胡同保卫者”:北京还能与圣彼得堡媲美吗

　　为保护北京而呼吁的人并不多是“前朝遗老”的模样，王彬是其中很年轻的一个。北京“疯了一样在拆古城”，说什么也不管用，许多人气馁了，沉寂下来，王彬仍在呼喊，这就显示了他的不同。 　　他有一个特点，不是一般的泛泛呼吁，而是用自己的研究，自己对一砖一瓦，一个胡同一个门庭的钻研琢磨，唤起人们对北京的爱。 　　他知道他可能挽救不了什么，但最起码可以让古老的北京城留驻人心。 　　从1992起10年间，他和妻子跑遍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把北京所有有特色的胡同、宅门甚至各个细部都拍成了照片。 　　他和妻子50多岁了，至今没要孩子，他在鲁迅文学院工作，业余时间都用在骑着自行车走访、拍照和研究上。 　　提起梁思成，他有一丝不忍的表情掠过，那些事休提了。只是，他对记者说，确确实实在梦中，梦见了那个北京：在“长安一片月”下，城墙宫阙还在，天安门广场宏伟壮阔，也有新建筑，人民大会堂成了巨型博物馆，老北京的格局和气势依旧，旧时皇家园林和寻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四面城墙之中，那城墙上花园处处，野草瑟瑟，城堞箭楼早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去处，像极了他孩童时代在城上奔跑的情景……站在城墙上，遥遥可见西边或北边的北京新城的摩天大厦，更远处是万里长城……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格局，泱泱大国气韵，一点也不输当今在文化和皇都气象上占尽风光的巴黎、罗马、伦敦、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整个北京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当梦醒来，一片怅然。北京正以飞快速度把古老传统彻底铲除……王彬说，他从不掉眼泪，只是在走访当初美丽而现在破败的建筑时有一种深深的伤感，看着那精雕细刻的门楣、雀替、曾经辉煌而现在斑驳陆离的木柱，想象当初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殷实人家，有何等的功业，而现在却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车卖浆者的大杂院，一片破败。即使这些人也要马上流散了，此地将片瓦不存。 　　他的那个梦，也就是梁思成的梦，世界上的人，不管你赞同不赞同这个社会的形态，都会陶醉在其中的。 　　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总策划人罗丽说：“这次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敢把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领袖请到圣彼得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有与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时代的面貌基本没变，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属于18世纪的著名建筑群就有：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彼得大帝的葬地)、彼得大帝的夏花园及园中的夏宫、斯莫尔尼宫、冬宫、塔弗列奇宫、阿尼奇科夫宫(十月革命后改名后少年宫)，以及19世纪的宏伟的喀山大教堂、高达100多米的伊萨克基辅大教堂等，再加上50多座利用古建的博物馆，形成了圣彼得堡古朴、雄伟、稳重、宽广的特征。中国艺术家到了这里每每会有一种朝圣般的感叹：‘到底是欧洲啊！’正像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阅读七遍描述圣彼得堡的文字，不如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 　　与之相比，我们能给这个世界的人展示什么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数千年的中国？王彬说，“疯狂的拆迁，一片片古建被毁，我们给人家看什么，不能仅给人家看皇帝的内宫和颐和园吧，剩下的全是类似东方广场和西客站那样的东西？一个伟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体地保存下来，不能仅剩一个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筑。它需要氛围，需要环境，需要自己的天际线。” 　　王彬管这叫“城市肌理”的有机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结合。 　　他知道，这个城市的“肌理”已失，他对在这一生看到很好保存下来的北京已经失望，他做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把残存的一点旧城描摹绘制下来，让后人凭吊。 　　北京古城面貌遭两次劫难 　　王彬1949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府学胡同，亲眼看到了北京城的老建筑一点一点消失。这个过程长达50年。“抗美援朝的时候，说是防美国飞机轰炸，把四城都扒了口子，这就是新街口豁口、十条豁口等豁口的由来，由此，城墙的劫难开始了。这时，梁思成等民主人士三番五次进言要保护北京城墙，也确实起到过作用，比如他亲眼看到西便门城墙在1956年维修一新，但终挡不住“破旧立新”的思维方法，随着风向的改变，刚修好的西便门不到一年就拆了。人们随意取砖挖土，最终导致1969年修地铁时，把全部城墙都拆毁。实际地铁线路与城墙线路还有一段距离，人们终于找着某种机会把这碍眼的东西全拆了。 　　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的讲师，他的主业是研究小说叙述学。但他80年代末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着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字的变迁。这时，对北京城市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坏已经开始。王彬认为，北京古城面貌遭到过两次劫难，一次是改革开放前，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另外一次就是正在发生的、已经持续了20年的破坏，这次是因为商业原因，是几百年来对北京烈度最大的破坏。 　　王彬的感情在一点点变化，他从最初对传统文物建筑的喜好，慢慢发展到一种抢救的焦急。他认为中国文化吃了一个大亏，所有建筑都是土木结构而不是像西方古建那样是石头筑成的。元明时代的房子在现在已是极为罕见的宝物了，要想看到唐宗宋祖的宫殿，那真是异想天开，更别说完整的秦砖汉瓦了。而西方与我们秦汉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现在并不稀罕，有的还相当完整宏丽，比如雅典娜神庙，虽然屡经焚掠，现在只剩下骨骼了，但还是被誉为“世界最壮丽的建筑”。西方与我们宋元时代相同的中世纪的建筑就更多了。而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9世纪的建筑在欧美有些城市甚至是主体建筑，还承担着老百姓的日常功用。而我们呢？即使很近的年代的建筑也已经相当破败和稀少了，现在更在加速拆毁。 　　“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不缺想法，也不缺美好的鉴赏趣味，你看我们北京那些宅院和胡同多漂亮。那些水磨青砖在夕阳下的色彩多协调。这种磨缝的青砖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制造得那么精细，还有那故宫里的“金砖”(一种只有苏州能产的黑色地砖)，曾被乾隆时代来华的英使瓦尔特尼误认为大理石。但我们缺乏保护意识……我曾想过，如果有一座汉朝或唐朝的宫殿还存在，那将是多么耐人寻味！那对国人和研究者，甚至全世界来说将是怎样的偶像？” 　　王彬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过往和各种古建宅院结构细节，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书和古代笔记，他还尽可能地求教学者“方家”。在他拜访的众多老先生中，他非常高兴能与一位人品学识皆高的老先生单士元相亲相近。这是他的忘年交。所谓“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此73年未出宫”，这位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紫禁城内搞研究73年，不仅传授给王彬许多古建知识，还传染给他所谓“遗老”对文物的焦心忧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文物者，国之大事也。”而许多文物部门，仅是行政科等一些管后勤的就有权对故宫这样的国宝级古建任意“维修改建”。王彬亲眼看见了年过90的单先生怎么与大权在握的“修缮人员”进行辩争。 　　“有关部门应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咨诹善道，以减少失误，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这是这位故宫学第一大家对有关领导的诤言。 　　“近些年来，为保护文物和建筑进行不少现代化工程，事是好事，亦属好心，但当权者仅是交给公司厂商，未能认真聘请文物工作者共同论证新的建筑如何达到保护文物应有之效果。有的工程报销岁千数百万元，知情者颇有烦言。有著(名)学者某公，曾有一诗，诗中曰：‘大权由霸主，作俑各自娱。文化成尘土’。对于外行擅权、师心自用，导致文物受损深表不满。” 　　王彬对记者感叹：单先生的话，没多少人听，老先生最后在遗憾中离世。 　　“无根的经济列车又能行驶多远呢？” 　　王彬就是这样背负着大师们的遗情，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走，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查。 　　北京难熬的严冬和酷暑，一日无遮无避地走街串巷还可以，数年如一日就需要大毅力。 　　他的课堂，他的实验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工匠们干活时，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你看书是看不到的。另外向专家学习，跟单先生学，这样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骑自行车去找典型。” 　　“有两处建筑给我感触颇深，一处在交道口，一处在前圆恩寺，前者是金柱，后者是广亮(都是明清宅门的格式，专为官员所用)，颓败不堪，仿佛一堆垃圾。但是，代表官员等级的雀替依然完好，昭示往日的辉煌。真像一个没落濒死的贵族，什么都没了，贱如泥土，在最后一刻仍不肯低下头，高傲着走向毁灭…… 　　“还有一次，位于内务部街西口的蔡元培故居面临被推土机推掉的危险，后来有关部门澄清，谓从来没有拆除的意思。不久，我们去那里，看到故居已成了孤岛，至少有三条胡同推平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故居东墙角确实用白灰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内写一个‘拆’字。我当时强烈感觉：‘在经济利益面前，历史与文化是孱弱的，但是，无根的经济列车又能行驶多远呢？” 　　他另外有些不痛快，一些保存完好的、被一些高官和单位占用的四合院有人阻止他拍摄，有一次在圆恩寺一个当兵的差点要动手，王彬百般解释，你大门朝街，什么人都从这里经过，况且这是在做文化研究。还是不行。 　　但更多的人是对他的赞许，人们似乎都理解他是对老北京做最后的一拜。一次在新帘子胡同，也是在一个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门前没人，一阵高兴，正拍着，突然里面出来一位军人，原来里面有门镜，外面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那位军人问清楚后，二话不说，让他拍，还要帮助清理杂物。还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着，一回头，看见一位军官等在他背后，原来他挡在了门口，军官一直耐心地等他…… 　　其实这种历史的沧桑感和感谓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妇在实地考察拍照的路上，遇到过一些百姓，他们自发地拿起相机，拍照即将不复存在的北京的街巷。“有一次我在南城照相，碰到一个老先生，他已经把北京的胡同都照遍了。他没什么文化，也不在意出版，只是留做纪念。还有一次，我去拍摄车门(北京四合院的一种大门形式)，一个老先生说，你赶快照吧，马上就要拆了，我一看果然那边都在拆。 　　“许多北京人都是热爱自己乡土的，不是无动于衷的。经常碰到人说，赶快照吧，咱们的根就没了。” 　　王彬是一个苦做者，他走街访巷近10年，才做出一本《胡同与门楼》，附图100多幅，还做出一本《北京老宅门》，附图近300幅。他和妻子正做的《北京老城门》也是厚积多年的一本书。他一向这样执拗和较真，几年前他写《红楼梦叙事》用了3年，“没人这么写书，17万字写了3年！”，他自己感叹。 　　比起众多一年做好几本书的“占领资源”的快手，他和妻子是吃亏多了。但是100年后，人们会记着哪本书呢？那时的人们想看老北京城时就必看他的书，这种笨办法遍访北京并摄录下来，他和妻子徐秀珊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人，因为时势不等人了。“有许多胡同是今天不去拍照明天就没了。” 　　他已经很累了，往往这种想法鼓动着他，又打起精神来，骑着车子去那很远的地方。有的地方拍一张照片要花一天工夫，“在寒风中，我拿相机的手冻得直哆嗦……我想我应该这样，一个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场。像《茶馆》说的，我们一起祭奠这个老北京。” 　　我们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有一次我到金丝套地区(由两个金丝套胡同组成)拍照，有一个导游对胡同游的外国小姐说，只要能放汽车的院子就是四合院……电视台也牵强附会，某市电视台介绍老北京的门墩(抱鼓石)，说圆的是战鼓，是武官家用的，长方形的像书签，是文人用的。胡说八道！” 　　王彬一直在追求真相。真对他来说是最可贵的品质，他的研究中有许多部分是在匡正一些前辈学者的错误。他深入被湮没的历史中，追寻真正的事实。但他并不是呆板的学者，他的研究非常有趣，他考证的许多街巷和宅门后面的故事，真实而有可读性，常常有一种感情力量滚过读者的心灵。 　　王彬的采访、记录是从北京城的缘起开始的，“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他说，“在中国凡是地名有‘林’的地方都是坟墓。‘文革’中考古学家在这发现了大批燕国贵族墓地和古城遗址，确定了这正是古燕国首都所在地。” 　　前年，王彬和妻子来到董家林村，国家花巨资建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门可罗雀。看门人专门给王彬夫妇俩开锁开门，叹息半天，“今天没有一个人来，就是你们来了！” 　　北京城实际是一个陕西人建的，武王伐纣后，封立了大功的弟弟召公奭于此。召公奭在这里建立了燕国。经众多考古学家千辛万苦考证，这一年是公元前1045年，故有北京建城3040年之说。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巨大的考古成就，而且有关千万北京人祖根的事情，却反应如此落寞，王彬在许多场合呼吁，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北京人，应该关心董家林，想想建立罗马城的、被母狼奶大的两兄弟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方世界何等风光！母狼和二婴的塑像到处都是。 　　北京城还有另一个源头，就是位于现在宣武区广安门一带的蓟城，周武王在封召公的同时，还分封了黄帝的后人于蓟。百年后，燕势强，蓟势弱，燕吞并了蓟国，蓟国就此灭亡。则燕把“董家林”的城池也不要了，一古脑儿都挪到了蓟城。所以早先的燕都城就此荒废了，湮没了。自此古蓟城就成了燕的首都，燕在此立都近800年，荆柯就是从这里出发去秦国刺嬴政的。燕亡后，蓟地多为少数民族占据，前燕、北魏……唐时，此地为幽州，安禄山叛乱在此称帝，国号大燕，史思明也在此称王。五代十国，沙陀人石敬瑭为当儿皇帝，把北京在内的燕云16州全割让给契丹人，从此中原无险可守，少数民族每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腹地。危机一直延续到北宋南宋，中国的汉人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多无宁日。而北京百姓在异族统治下，数百年“南望王师又一年”……辽人获蓟城后，改为南京，金人驱辽后，建金中都，蒙古灭金后，建元大都……这个城市辗转三千多年竟然没有泯灭，地点也没有太大变化，这在世界城市史中是很少见的。 　　他今年年初去“北顶”访查，这是旧北京城的最北面，因而冠以“顶”。他听说北顶村被列为2008年奥运会征地，北顶大庙和北顶村将消亡。他在有关报章上呼吁，“在历史上，这一带只有这么一座大型建筑群落，把它保存下来，对于我们宣扬的人文奥运，是一个极好的载体。” 　　王彬其实更关注北顶之北的兆惠墓。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破败的、仅剩一座石碑和两支华表、被堆满垃圾的古墓，但那里面安息着一位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大英雄，中国反疆独第一人。王彬对记者饶有兴趣地讲道：兆惠是乾隆时的满人大学士，他最主要的功绩是开疆拓土，给我们国家永久奠定了“新的边疆”———新疆。 　　1760年，在西域征战数年的兆惠班师还朝，乾隆亲自到良乡迎接，十几年后，兆惠亡故，乾隆亲临其丧，将自己佩带的荷包置于灵前，以示嫁女之意。当时乾隆的女儿和硕和恪公主刚7岁，8年之后，公主下嫁给兆惠的儿子扎兰太…… 　　王彬说，他有一个宿愿，就是在奥运会工程大动工之前，保住兆惠墓和北顶庙。 　　他写了相关文章，并对有关人士说，那兆惠墓的一对华表上雕刻着轮、锣、伞、盖、花、罐、鱼、肠，佛教的八种珍宝，其中的肠便是今天的中国结，在申奥过程中作为一种宣传物，颇为流行，但如果把它源头也宣传一下，那岂不可以使中外人士有更大感动？想想俄罗斯那位拓展远东的将军得到了多大纪念，冠以了城市之名，塑像高高耸立在黑龙江边。对比一下，兆惠墓在垃圾堆边朝夕不保，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王彬的目光穿过明清，一直追溯到元。元代，正史少记载，书生少叙说。但王彬认为，元代有一个很大的功绩，就是奠定了今天北京的基本格局。“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二环以内的街道都是元大都时留下来的，像交道口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东大街、鼓楼东大街、安定门内大街、德胜门内大街，西直门内大街，阜城门内大街……都是元大都的遗存，甚至道路的实体都没变。而且透过元大都的遗存，我们还能窥到唐宋时代北京的面貌。比如广安门内大街，在唐代就存在，称檀州街，是幽州最热闹的街道，金代，岳飞宿敌金兀术就家住此地。” 　　元以前是没有胡同的，那时城市像围棋盘一样，由一个一个方格组成。这个方格就叫坊，坊有坊门，晚上紧闭。里面也不许经商，百姓购物要到“市”去。唐时的幽州，宋时的辽“南京”都是这种结构，元大都也沿袭了这种城市样式。只是在后期才出现胡同。胡同是蒙古语“水井”的意思。“可惜元时的胡同名称留存至今的几乎没有，只有一个除外，西四砖塔胡同。元人李好古写过一本杂剧《张生煮海》，讲述一个叫张生的书生与龙王女儿恋爱，书生的书童问小龙女的丫环她们住什么地方，丫环说：“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 　　这是一个著名的留存，人们从西四北大街路过，都可以看到那个精致的砖塔，那里葬着金元之际名僧万松老人的骨殖。 　　“胡同和塔相伴了700多年，现在要拆胡同仅留塔。这成什么体统？西城区主要保护西四北八条到头条，一共8条胡同，而西四南的胡同全拆。跟塔相依相伴的那些或许诞生在明清，或许根本在唐幽州时代就有的胡同有的已被夷为平地，有的将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是那种丑陋的楼房。 　　对这种楼景，王彬深有感触：“以后这些楼就是立体垃圾，那穷困的样子都出来了，本身就偷工减料，老百姓也不爱护，你看我住的这个楼，才10年，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砖塔附近胡同的消失，许多人都表示了深深的遗憾。另一位有名的胡同保卫者、法籍华人华新民写道：“我抚摸着劈柴胡同剩下的最后一块古老的砖石，它被丢在胡同口上，擦去敷在表面的灰尘，可以看到精工细雕的几只凤凰和几朵梅花……从此，古老的京城又将丧失掉一段记忆，谁也不会再停住脚步打听‘劈柴’两字的来龙去脉，谁也不会再知道曾经深藏在这条胡同每一座四合院里的故事。石头没有了，人没有了，门钹没有了，壁虎没有了，蝴蝶花儿没有了，落在地下的柿子也没有了。四周围再也没有一点生命了。” 　　王彬呼吁，东城的许多胡同拆得也没道理，“比如，土儿胡同没了，那么完整的一个胡同，许多名人宅院保存得相当好……打着危改的旗号，改什么改？”王彬后来向北京市有关领导诉说，“就好像砸了汉白玉台阶修水泥地一样。”领导惊讶，半晌说“被骗了，批准危改是调研不细。” 　　其实这个胡同以及周边的胡同里的丰富内容，即使建一个大博物馆也容纳不下的，四合院还都那么完好和有特色。华新民写道：“香饵5号至9号住过皇帝的驸马，香饵87号住过慈安太后的弟弟，《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住土儿69号，名医孔伯华住土儿61号，茶叶大王吴裕泰住土儿83号……” 　　许多棵生长了数百年、宅院先人亲手植下的柿树、枣树、槐数被刀砍斧剁，即将搬走的后人含泪乞求拆迁商不要砍倒，哪怕移往他处，被嗤之以鼻。 　　对于这一片的拆迁，乔冠华夫人章含之这样写道：“前两日，胡同里传来确切的消息：史家胡同西口南边大约200米的房屋全都要在一个月内拆除了。这块地卖给了一家外国公司，不知道要干什么。西口进200米，恰恰是拆到我的对门。我原来还以为史家胡同这样一条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胡同是不会拆的。但看来在这个越来越商品化的时代，文化历史和传统在金钱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2001年8月的一个上午，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老先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和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先生来到了拆迁现场，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切。85岁高龄的郑老拄着拐棍，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废墟行走，脸上是那么痛苦。” 　　“北京这本书已被撕得差不多了！”王彬感叹！ 　　“北京的百姓和读书人在用良知与开发商的银子搏斗” 　　王彬后悔他没有早几十年做这种工作。那时的北京是大师眼中的杰作。就像一百年前一个叫谢阁兰的法国医生和诗人写的那样。他把他住的天安门附近一座四合院称为“我的皇宫”，把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书房命名为“我的陶瓷室”。 　　清晨，“被柔和的叫卖豆腐脑的声音吵醒”，黄昏，他欣赏着院子上面的蓝天，“被四合院截下来的一块，属于我的一片蓝天。”夜晚，“在坐南朝北的睡着觉时也参与了整个城市的生命”。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他称北京城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 　　谢阁兰在1910年寄给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30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 　　90年后，谢阁兰的孙女随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一行到北京，她心情激动地到天安门附近寻找爷爷的“陶瓷室”，才知道爷爷引以为自豪的故居被拆了，她内心十分伤感地离开中国。 　　几年来，王彬的心境跟她的相同。但略有安慰的是，在他和其他“胡同保护者”的呼吁下，北京市有关部门修改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计划，保护区增为40片。 　　可40片也太少了，王彬认为，“你想想，这40片里包括故宫、颐和园、北海，以及恭王府等众多王府，这样，北京的3600多条胡同又能包含进去多少？” 　　最理想的是，把整个北京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但这已是不可能了，王彬认为。现在要做的是能抢救多少是多少。他把这形容为，“北京的百姓和读书人在用良知与开发商的银子搏斗。”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整个南锣鼓巷地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成功，这将是一个活着的胡同博物馆，将打破北京“世界文化遗产”都是皇宫陵园的局面，端出北京民居的典型，也将遏止贪婪的开发商对这一片的野心。 　　他认为申请很有可能成功，因为这里的民居保存了元代甚至唐代坊的形式，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地，洪承畴、僧格林沁、荣禄、婉容、冯国璋、茅盾等人故居都在此，而且基本保存完好。建国以后，这里的四合院由于等级高，大部分被首长与国家机关宿舍占用，时有修缮，保存得较为完好。这里有北京寥寥几个私人花园中最美丽的可园…… 　　他现在到处找可资利用的关系，进行说服。虽然他写了不少文章发在报刊上。但私下的说服有时更顶用。 　　他同时在进行的工作是，呼吁“40片要连成一片”，就是说4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要自身膨胀，互相衔接起来，而不是各自龟缩，“让历史的垃圾给割成支离破碎的东西”。 　　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砖塔胡同附近区域的危改计划有改变，景观和历史被提到重要位置。 　　但在我看来，王彬总是很悲凉的。“它们都已不存在了！”王彬抚摩着他的图册《胡同与门楼》：东颂年，西颂年，扁担胡同，蒋家胡同，牛街，南横东街东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