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俞孔坚－－大地上的丰盛人生

　　【导语】他和他的土人机构，正大踏步向前，建设一个天、地、人、神和谐的美丽新世界，只为我们每个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诗意地栖居”。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

　　一棵树苗，若能有一个好的基因，栽种在肥沃的土壤里，配以适当的阳光、空气和水，就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一个人，若也有类似的诸多优良条件，加上时势推动，也可能成为优秀的人才。而人作为万物之灵，他的可能性只会更大。
 
　说起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土人设计首席设计师俞孔坚，他在景观设计和建筑界的成就，可以用“成绩斐然”来形容。他几乎成了一个“拿奖专业户”，曾11度获得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颁发的年度设计奖，其中2次获得年度杰出奖；3次蝉联世界建筑节全球最佳景观奖；3个设计获国际建筑奖 ；还曾获得ULI全球杰出奖、2011美国建筑奖和中国第十届美展金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
 
　　尽管俞孔坚是一个声名卓著的设计师，但如果只把俞孔坚定义为一个景观设计或建筑专家，就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在他身上，延展着生命的多样性和各种可能性，呈现出多个面。
 
　　“农民”俞孔坚
 
　　说起农民和农村，俞孔坚不仅没有半点看不起的意思，反而有一种自我认同。他从哈佛大学设计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创业以后，把自己创办的设计机构命名为“土人”——这是一个反潮流的思维。因为当时，整个中国正在往现代化、城市化的方向狂奔，几乎所有的人在向往着都市繁华的生活。大部分设计公司恐怕都希望用一个带有外国味的名字来让自己显得时髦和站在世界前沿。
 
　　“土人”两个字因为太“土”了，还一度在工商局注册不下来，因为它被工商局认为是不雅字号。
 
　　然而俞孔坚却对“土”情有独钟。“我是农民出身，从一个农民走到哈佛读博士，接触到了世界最高的知识层面，最终我又回到了做农民时候的经历（和土地打交道）。”俞孔坚这么说。
 
　　他出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农村，七八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一天干到晚，只能挣两个工分，也就是两毛钱。除了下地，他还做过放牛等活，几乎没有空下来的时候。另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俞孔坚还一度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初中毕业后还辍学一年。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他才被允许重新上学。经历这种情况，他认为自己的社会认识也比一般人要深刻一些。
 
　　俞孔坚提到自己从国外回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土地的情结。“你在乡下呆了十多年，跟没有呆过的人对土地的情感是完全不同的。对土地的恋情让我回到中国。回到土地，会让我很踏实，有力量。”最后一句话不由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巨人安泰——拥抱大地就能获得全新能量。
 
　　中关村创新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中关村引进留学人员归国工作“第一人”夏颖奇回忆道：有一次和俞孔坚等一帮朋友一起去农村，在田间走路，俞孔坚在狭窄的田埂上健步如飞，把很多年轻力壮的人都远远得拉下了。他的体能和矫健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俞孔坚曾在美国SWA等一流设计公司里工作，却没有长久停留。在1996年时，他曾回中国一次，看到的景象让他非常激动，“整个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工地’”，俞孔坚说。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唯一的哈佛设计学博士，他想：“如果我不回去还有谁回去呢？这个机会是给我的！”俞孔坚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中国的在当时好多错误的做法。比如说告诉大家：巨大、宽大的马路实际上是不适合人通行的；把河道用水泥硬化实际上是破坏了水系统；把老房子拆掉了盖新房子实际上是破坏了文化遗产！他意识到自己学的东西在中国会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而且只有中国才能给予他学以致用的巨大的机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孔坚下定决心要回到中国。 

六盘水国家湿地公园

　　“设计师”俞孔坚
 
　　作为设计师的俞孔坚，其思想和作品得到了国内外广泛的承认。为他带来荣誉的项目很多，而且各有各的创新:在广东中山市的岐江公园，他大胆保留了那里的杂草和工业景观，以很小的代价赋予了公园“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在河北秦皇岛的“红飘带”公园项目中，他用一条以玻璃钢为材料的“红飘带”赋予了公园以个性；在沈阳建筑学院大学的案例，他以稻田作为校园的主要景观；在上海世博会后滩公园，他把水的净化过程反映在景观的设计中；而成都的都江堰公园，他则做了“民主”和“人民性”的景观设计的一个实践。
 
　　在俞孔坚的一些设计作品背后，有着丰富的思想支撑。他的思想表述得很有灵活性，甚至带有“诗性”：他歌颂“野草之美”，倡导“没有设计师的景观”、“生态极简主义”，呼吁“最少干预”、“足下文化”、“大脚美学”、“天地、人、神和谐”，等等。这些想法和提法既难以在传统园林美学里找到，也不常见于西方的学派。但因其结合了前沿理论和中国实践，有独创性和可操作性，得到了世界景观学界的赞赏。
 
　　此外，和一般追求唯美的设计师不同，俞孔坚和他的土人公司直接瞄准最严峻的问题。他们直面了中国这么多年来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交通问题、水污染问题、土地的丧失问题等等。
 
　　“我们针对最严峻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案。而最严峻的事发生在中国。你想一个国土的75%的水是污染的，哪个国家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中国有。”俞孔坚说。他向记者介绍了土人发明和设计的利用自然湿地来净化污水的加强型人工湿地等一些技术。此外，俞孔坚还告诉记者，中国将近500亿平方米的建筑中99%都是不节能的，他也要求土人的设计师们必须能找到自己的建筑节能方法。“我们没有采取国外的那些高技术，而是从农民的做法当中提炼出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简单技术，比如我们发明的生态墙，可以净化空气、过滤和收集雨水。”
 
　　说起北京2012年的大暴雨导致的惨剧，俞孔坚明显带有一种痛心：“77个人死在了街上和河沟里面！在首都人会在街上被淹死，这是在哪个国家可以发生的呢？这是严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迫使我们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师找到答案，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雨涝的问题。”土人提出和设计了“海绵城市”等方案。哈尔滨的群力雨洪公园和贵州六盘水的明湖湿地公园等都是其“海绵城市”理念的具体实践，获得了成功，并赢得了国际的奖项。 

哈尔滨群力国家湿地公园

　　“知识分子”俞孔坚
 
　　在夏颖奇的眼里，俞孔坚是他心目中一位具有艺术“大家”气质的海归人才。当记者问俞孔坚关于“大家”的看法时，俞孔坚这样回答：“所谓的‘大家’应该面向中国和全球性的大问题，提出大的解决思路，而不是陶醉在自我的小天地或者自我的专业。大的艺术和小的艺术的差别就在于你是自我陶醉呢，还是面向世界，做改变世界的事情？”
 
　　作为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俞孔坚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往往超越于狭隘的学科范围。他多次通过电视、图书等各种媒介呼吁环保、人文、绿色，并对圆明园改造、“绿色奥运”、大运河遗产保护等项目作出了很多耿直的发言。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是俞孔坚在其博士论文中最早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俞孔坚回国以后又做了国土和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规划——这一关键词也被十八大报告吸收了。
 
　　俞孔坚回国后还专门做了大运河的研究。他上书国务院，建议将大运河作为国家遗产、世界遗产来保护。到了今年，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终于成功了，他感到很欣慰。
 
　　俞孔坚还痛心于工业厂房的大量拆迁，认为工业遗产也是文化遗产，也应该得到保护，后来就上书国家文物局，并在2006年起草了工业遗产保护的《无锡建议》，使工业遗产得到了应有的地位。
 
　　此外，像北京市的生态安全格局建设，“海绵城市”、绿色廊道、绿道建设等，都是俞孔坚带着学生最早进行过大量研究的课题，到现在这些方案已经在很多地方得以实施。
 
　　俞孔坚还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为土人做“市场营销”。比如他回国后，首先写了一本发行量很大的书，叫《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实际上就是告诉市长们以前的做法哪些做错了，哪些地方应该如何做。后来他又写了《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再造秀美山川的空间战略》，指出在国土安全尺度下、在区域尺度下应该怎么做环境设计。这实际上就是在“营销”他的理念，并通过这种“营销”告知大家土人能够做什么。
 
　　整个国家在逐渐转变。现在，至少在国家的领导者、决策者层面，关于环境的思想意识已经有了转变。在中共十八大报告里，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倡导绿色建筑、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和生态安全格局等提高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在五个“文明”的建设中，生态文明被放在优先地位。甚至在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中，出现了“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言辞。
 
　　他提出的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的规划方法论，已被国土资源部作为新一轮国土总体规划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其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底线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也已经被广范用于生态红线及水生态红线划定。
 
　　所以，俞孔坚作为一个学者和设计师，他给社会做出贡献的，不光是实际建设项目，他的理念、思想也在影响着决策者的行为。
 
　　有意思的是，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俞孔坚，他的笔下和口中还时常会出现“民主”、“平等”、“自由”等字眼。他甚至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皇权思想”、 “专制”等政治概念指称一些建筑或景观设计风格。他表达了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赞赏，并试图在景观和建筑设计、规划领域推进“新文化运动”、推进“民主”和“为人民服务”。从这个角度看，设计师俞孔坚似乎又成了“政治”的俞孔坚。只是，他用静默的艺术（景观与建筑）实现他作为知识分子式的言说。
 
　　“改革者”俞孔坚
 
　　俞孔坚思路清晰，说话连贯，对自己前行的方向非常清楚，和他相处，旁人往往能感受到他身上有着布道者的热忱和行动家的激情。同时，他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改革者。
 
　　描述作为改革者的俞孔坚，很难离开中关村这个背景。在俞孔坚的眼里，在中国现有体制和商业环境来说，中关村是一个可以进行创新的“安全岛”和“避难所”。
 
　　俞孔坚回国后的正式身份是教授，但开始时候教授是不允许创业的，教育部明确规定教授不允许担任董事长或执行官。但是在中关村，这个规定被率先废除掉了。
 
　　再比如，在中国从业城市规划需要资质，以往的城市规划都是大学里的规划院、或者部委级的规划院在做，民营机构很难拿到资质。但俞孔坚回国创业后，他被破例允许参加中关村的规划设计招标。虽然是只有七八个人的民营机构，土人和一些大机构一起参加了中关村西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中关村软件园、中关村丰台科技园等的竞标。
 
　　在中关村和北京大学的包容和支持下，俞孔坚在中关村兴起了一种产学研一体的创业模式。
 
　　在今天土人设计院的楼上就是北京大学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俞孔坚在做院长。“学生现在的办公环境、图书馆都是土人资助的。”俞孔坚说。在这里，每年授予北大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硕士学位将近有60个。现在在土人的骨干里头有40个是俞孔坚的研究生毕业生。
 
　　由于俞孔坚，北京大学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和土人设计机构，得以完全结合在一起，前者所毕业的学生还能成为公司的设计骨干。
 
　　作为具有改革意识的学者，俞孔坚的可贵还在于他敢于表达自己对未来的建言。他提出：国家（也包括中关村）的政策能否再有所突破？可以让学者们来办独立的学院，并成立非盈利的基金会用来支持办学？事实上，俞孔坚的的家乡以及贵州省都愿意送一块免费的地让他办一个土人设计学院，但无论办学还是成立基金会，都存在一系列的障碍。
 
　　俞孔坚寄希望于我们国家更多地突破条条框框。他认为中关村在过去经常是政府在做事，未来政府应逐步退出，让法规、政策来做事。像硅谷一样，政府的驱动很小，民间即可自我繁衍、自我更新、自我创造。另外，他期望中关村能向中央拿到更好的政策，搞一些真正的民间的NGO，或者是真正的创新型的协会和学会。民间机构若能发展起来，中关村的创新环境可能又会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尽管有种种阻碍，中国的改革依然在努力前行，而俞孔坚应该不会停止发声、出力。
 
　　德国哲学家尼采曾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提到“精神三变”的概念，他以三种生物骆驼、狮子、婴儿来譬喻人类精神的变化。精神先变成骆驼，由骆驼变成狮子，再由狮子变成婴儿。骆驼代表的是背负传统道德的束缚，狮子则是象征勇于破坏世俗规范的精神，最后的婴儿则是代表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俞孔坚，仿佛正处于创造力勃发的第三阶段。他和他的土人机构，正大踏步向前，建设一个天、地、人、神和谐的美丽新世界，只为我们每个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