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专访俞孔坚：城市不能只造城不造市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  俞孔坚教授

　　什么样的城市，才会让生活更美好？丑陋奇怪的建筑正拔地而起，城市的环境生态正日趋恶化。所有的生活诗意，被严重的雾霾所遮蔽着。本报专访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探寻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规划，才能在这深情的土地上更好地成长，也试图回答我们诗意的生活梦想，需要怎样的城市来承载。 
 
　　“我们的街道尺度比美国的宽两倍，我们的马路尺度比欧洲的宽四倍，这是违背为人服务的城市原则的” 
 
　　“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今后城市建筑的敌人” 
 
　　“我们造了好多空城，造了好多房子，造了好多马路和广场，但没有形成市” 
 
　　俞孔坚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1997年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1998年创办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目前已达350多人的国际知名设计院。他的设计实践遍布世界多个主要城市，获得多项国际重要奖项。他促成了景观设计师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并推动了景观设计学科在中国的确立。 
 
　　不能带着小农意识来建设城市 
 
　　华商报：你之前批判说，过去十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称之为“五千年未有之破坏”——整个中国如一个沸腾的工地，到处可见挥霍浪费无度、缺乏人文意识和环境意识的大型公共建筑，大江南北处处可见一个比一个气派、但人气很低的广场。那么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俞孔坚：中国的城市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疾，古今中外未曾有过。其中存在很多荒唐的行为，如正当中央政府号召节约能耗和材料，各大钢厂纷纷迁出城市以图还城市一片蓝天的时候，却看到一个个展示性的巨型建筑、为求奇特造型而耗费十倍甚至二十倍的用钢量；正当水资源告急，北京地下水逐年下降，国家花巨资将长江之水引到北方时，我们却看到圆明园试图恢复当年浩荡之水面；正当国土生态环境告急，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的当下，城市建设者们却忙于到泰山顶上搬运石头，从农民的风水林中挖来乔木，来造大型园林。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归结为三大主要背景。一是快速的城市化，中国在一个转型时期从农村进入城市，小农意识还很重。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城市文明，但仍然带着农业时代的价值观来建城市。过去在农村的时候，地贫路窄，所以他更喜欢看到高楼大厦，喜欢宽阔的马路，农村离土太近了，建设者就想离土远一点。二是暴发户意识，所谓暴发户就是突然有钱，这个钱不知如何来使用，他只能是以钱多为美，以展示财富作为他的价值标准。三是中国的封建集权意识和权力意识，这使得建设者要展示可膜拜的权威。 
 
　　城市中我们看到很多现代的建筑，包括央视大楼、大剧院，它们的形式是现代的，但没有现代建筑精神。 
 
　　华商报：但是城市形成本身就有权力的因素，一种是以商业形成的市，另外一种就是权力形成的城。 
 
　　俞孔坚：没错。但城和市本来是两个概念，城是权力，市是民间的市场。中国的城市是有城无市，它还是造城的方式，并没有造市的方式，所以造了好多空城，造了好多房子，造了好多马路和广场，但没有形成市。真正的城市生活，真正的城市文明，是因为有市。城是很早就有了，但真正有市指的是有集市，有了贸易，有了交易，就存在公平的渴求。所以城市是一个交易的场所，一个交换、交流的场所，城市的文明必须有公平的原则。 
 
　　城市人成了观众？ 
 
　　华商报：过去几十年中国建了非常多的摩天大楼，你觉得摩天大楼建设能够给一个城市提供哪些价值？怎么看待这种建设摩天大楼的冲动？ 
 
　　俞孔坚：现在不止是摩天大楼，有很多城市景观，都强调气派、规整、几何、装饰的形式美，包括轴线式的景观大道、大型礼仪和纪念广场，纪念性、符号性建筑，附庸风雅的华丽雕琢，大型展览性公园的建设，水系整治的硬化、渠化和形式美化，各种临时性、以礼仪和装饰为目的的街道和公共场所的美化工程。 
 
　　从现实层面上来说，城市的发展无法否认摩天大楼的存在，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些建筑怎么样跟这个城市生活共存。 
 
　　华商报：所以这些建筑、景观缺乏审美价值，或者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 
 
　　俞孔坚：从现在大规模的建造冲动来看，人变成了观众。美化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试图通过唯美的追求，来解决社会问题，改变城市面貌，而不直接去解决本质的城市功能和市民的生活问题。空间与社会结构的破坏，机械式的城市手术，伤害了城市有机结构和社会网络，而且，缺乏城市更新的有机性。地方传统文化精神湮灭，机械的、几何的、模仿的形式，与城市历史文脉和有机结构格格不入。这是一种虚势与浮躁，不靠长期实在的艰苦努力来根本改变城市面貌，而只求表面化妆的短期行为，只能给后来的城市改造带来更大的困难，并且，在几何与机械美的原则下，自然与生态受到摧残。刚刚摆脱神与自然力约束的“人”，却在象征权力与财富的构筑物和机械图案前失去自我。 
 
　　这种唯视觉形式美而设计的建筑，是唯城市建设决策者或设计者的审美取向为美，强调的是纪念性和展示性。 
 
　　华商报：我的理解是，现在城市并没建成一个市民的城市，而是一个展示性的城市。那么，在你看来，一座城市的建设、规划、设计，应遵循哪些原则？ 
 
　　俞孔坚：第一是为人服务、以人为本的，这是最根本原则。在这样一个原则下它的尺度，比如说建筑的尺度，街道的尺度，街区的尺度都应该围绕人来做，而我们现在都违背了这个原则，所以我们的街道尺度比美国的宽两倍，我们的马路尺度比欧洲的宽四倍，这是违背人的原则。我们城市没法步行，没法去日常的活动。第二，这个城市它必须是经济的，就是你造这个城市，你必须考虑是不是经济的，是不是节约的，是不是合算的。但是由于我们政府在造城市，所以这个城市不考虑经济，你盖的房子有时候甚至是没用的，所以我们建了好多空城，它不是市场导向。第三个原则是，这个城市它必须有它的生态，节能、环保、绿色，这是生态的原则。为什么现在空气越来越差？就是不尊重自然，风吹不过来，还有人不能步行，耗费大量能源，这都不是节约环保的。第四个原则，这个城市应该有文化，有内涵的，有历史的，这个城市要有记忆，有历史，有文化，这个最终产生的是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个城市有归属，有认同感，好像这个城市是我自己的，它得有文化内涵，它的归属和认同。 
 
　　要解决城市和土地的关系 
 
　　华商报：有些建筑师称，非凡的建筑可能成为一座城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你是如何理解城市的现代性？ 
 
　　俞孔坚：什么是现代的？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有几个误区。第一，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的，西方是走在现代的前面的，但并不是现代的。因为这个误区，我们一直模仿西方的东西。第二个误区是，误以为科技的就是现代的，所以认为钢筋混凝土大楼、轻轨、高楼这些都是现代的，科技是现代的。实际上，现代本质上就是文明的发展，人的解放。这个国家是不是现代，是不是走在前面，实际上最终体现在：人是不是离开愚昧的约束，走向了科学民主；人是不是从神权、从宗权下解放出来了。所以看建筑或者城市是不是现代化，就看是不是理性的去考虑和规划设计这些，是不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的价值。围绕这个你可以评价一切，所有违背一个普通公民的意志去做的东西，可能都不是现代的。 
 
　　华商报：你开创的“土人设计”，这个“土人”怎么理解？ 
 
　　俞孔坚：“土人”是我们研究院成立的核心理念，是在哲学和土地伦理的高度讲求“天地-人-神”的和谐。城市的规划或景观设计等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解决城市和土地的关系。一个城市的建立、成长与发展的状况都跟其与土地关系处理得好坏密切相关。 
 
　　首先，城市的从无到有，离不开土地这个载体。城市的选址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要面对的城市与大的地理空间、城市与大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其次，选好地址以后，要考虑一个城市如何在土地上轻盈而健康地发展起来，而不是最终对大地命脉的破坏，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恶化。诸如对一些河流、廊道、植被、山体等的处理不能盲目损害，不能破坏城市生态天然的功能系统。一些建筑规划与布局要充分吻合土地生态基础设施，同时保证人们有休憩、游戏活动的空间。如誉美人间的丽江之所以漂亮、有天籁之境，就是因为玉龙雪山上天然的清水穿流而下，很干净，没有遭到人工的污染，从而丽江也成为人们理想的度假胜地，屡往不弃。再次，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要考虑城市的设计对环境的影响，要尽量避免或减小对环境的各种负面作用。诸如对具有净化污染、滞洪功能的城市湿地系统就要在设计中合理利用，让原本的环境生态系统发挥其自身的生产与净化功能。一些盲目的规划与设计，如建筑布局跟风向垂直排列，缺乏通风道，就会阻碍新鲜空气进入城市。还有现在被广泛关注的太湖蓝藻问题，也是自然系统受到毒害，使得其自然循环和净化等生态服务功能消退，甚至丧失所致，而污染其实跟太湖本身并无关系。 
 
　　现在有些城市也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但是要看，是作为形象工程来建的田园城市，还是作为一个真正市民活动的空间来建田园城市？种树，种田，是不是符合自然的原则去建的？是不是人性的？是不是经济的？是不是生态的？是不是具有文化的？如果种的是树，不是果树，而是装饰性的，那就不是真的。 
 
　　反规划，把一切交给自然 
 
　　华商报：在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日益突显的今天，城市规划设计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俞孔坚：近些年，人工干预下的自然生态系统越来越不能与其环境相适应，生态系统变得不稳定。 
 
　　这种严峻的挑战，也为一些明智而又有良知的城市决策者提供一个造福子孙的极好机遇。比如，布局合理的市政交通体系，通过土地利用把城市设计得更紧凑、功能更完善，减少汽车尾气、温室气体等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其次，通过对各种节能的建筑材料的运用来加大环保力度，减少污染，诸如城市绿化结合生产、使用耐干旱的植物、能源植物等。 
 
　　华商报：你提出的“反规划”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对于整个城市生态状况有什么意义？ 
 
　　俞孔坚：传统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讲是一个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是先预测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及规模、确定城市性质，然后根据国家规定的人均用地指标，确定城市的各类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规模，最后应用一个理想的城市空间模式，进行城市的空间布局。而“反规划”是一种逆向思维。 
 
　　一个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功能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一些河流水系、湿地系统、绿地走廊等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则是需要恒常不变，并且永远为城市所必需的。“反规划”，即在区域尺度上首先规划和完善非建设用地，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形成高效的维护城市居民生态服务质量、维护土地生态过程的安全空间格局。反规划的思维模式是使得城市获得持续生态服务的战略性保障，是一种前瞻性规划。 
 
　　目前这种思想已经在国内外很多城市得到广泛实践并广为接受，已经有20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得到应用。例如浙江台州，就是基于“反规划”思想，将区域的自然、生物、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游憩作为优先考虑的过程，通过景观安全格局途径，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尺度上规划台州市的生态基础设施，并逐步取得良好效果。 
 
　　华商报：城市是人力的产物，把一切交给自然，听起来与城市的本质背道而驰？ 
 
　　俞孔坚：如果从现在开始做生态基础设施，把自然系统所需要的空间——比如河漫滩和湿地留下来，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修防洪堤。防洪堤投入巨大，维修成本巨大，关键是破坏了自然原有的调节能力，而这要支付巨大的代价。下一场雨，北京立交桥下的通道就淹掉了。因为我们依赖于人工疏排系统，自然系统彻底没有吸纳能力。就像一个人没法吃饭和排泄了，免疫力没有了，胃的消化能力没有了，必须靠插入管道抽出里面的液体，或者注射葡萄糖来获取营养。中国的许多城市，实际上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华商报：西方的公共生活与艺术大多都在广场进行，所以很注重广场建设，但当前中国的广场更多是被跳舞的中国大妈所占据。你认为中国当下城市广场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俞孔坚：跳舞本身也是好的，跳舞也是公共生活，这是中国人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但是中国大量的广场并没有用起来，变成展示性的。中国城市广场，并没有很好地跟居民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广场不是展示的，它是为人服务的，是公共活动空间，而不是一个权力展示空间。 
 
　　那些强调形式主义和纪念性的、无病呻吟的城市化妆，是今后城市建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