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城记》作者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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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9
来源：景观中国网
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华读书报》“2004年度人物”。代表作《城记》，以北京城市改造史为题材，获《文汇读书周报》“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中国“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北京市新华社书店“颇具人缘图书”奖。
王军，新华社主任记者，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从事经济报道工作。1993年开始对梁思成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梁陈方案的历史考察》、《1955年：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参与《梁思成全集》年谱部分的编写，应邀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作学术演讲，参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在完成本书写作的10年间，共采访当事人50余位，收集、查阅、整理大量第一手史料，实地考察京、津、冀、晋等地重要古建筑遗迹，跟踪北京城市发展动态，对建筑创作、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专题作出深入调研。
姚远：您为什么要写《城记》这本书？
王军：写《城记》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一本自我忏悔的书。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可首先你要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城。一个人要是连这样的情感都没有，还能谈别的吗？而我呢，是1987年来到北京读大学的，1991年毕业后留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学四年期间我居然不知道北京城是一个什么概念。1988年我头一回登景山看北京城，眼睛完全是瞎的，根本看不出北京的美。甚至像拆城墙这样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才知道，特别震惊，才有了写《城记》这本书的念头。写完这本书，我得到了自救，灵魂与情感苏醒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基础教育能够包含充满人情味的乡土教育。说到这里，我自己感到特别惭愧。我现在能够说我热爱我们的文化了，可是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文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矿山。父母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到艰苦的矿山工作，把我生在了那里。没上学前父母就把我锁在家里，没事干我就躺在床上望天花板，上面糊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那时我不识字，看不懂上面的标题，就好奇。后来我上学了，识字了，终于看懂了，结果吓坏了。上面写的是什么？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倒叛徒……”，这就是我们的文字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我愿从这个角度来谈《城记》这本书，因为书中包含了我们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问题，也包含了我是怎样面对自己的问题。我写了许多前人的故事，我在理解他们的时候，也在理解我自己。
姚远：我注意到你的身份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毕业于新闻专业的记者。
王军：是的，我很珍视我的记者身份。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将要从事的职业是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的沟通。所谓communication，仅仅说成传播是不够的，它还有沟通的意思，这是它的价值。所以，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给事实强加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城记》这本书就包含了我这样的职业理念，我始终没有放弃，并通过这本书把它表达出来了。
《城记》得到了读者的厚爱，这使我真实地感到，我们的社会已认同了这本书的立场，就是增进社会沟通的立场。这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鼓励。
姚远：您是如何定位《城记》这本书的呢？
王军：这本书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史的“长篇报道”，涉及的内容，大家评价不一，争论颇多，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大“心事”，我亲身所见，许多老先生为拆城墙的事情，多少年后，仍是争得面红耳赤。作为一名“报道者”，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失实”。我所完成的任务是，完成对事件的表述，把这段历史理出个脉络来。在研究中，我深深感到，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态度：你必须在了解一个事物之后，才能下结论。只有以这样的态度为基础，才会有真正的沟通与共识。否则，争论只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打来打去还是那些口水仗，无建设性可言。
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感触最深的事情还有，我认识的一些人，很长时间对那段历史有着很深的误解，看完书后找到我，纠正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诚实的品质让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更加深了对自己职业的认识，那就是，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重要。
《城记》的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我必须能够理解今天的这个城市，你今天都搞不清楚，怎能把昨天搞清楚呢？好在，我是一名记者，报道“今日新闻”是我的天职。但这也有挑战，尤其是在你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这也不足为奇，记者的工作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压力。我的经验是，把事情搞清楚，是最佳的“减压阀”。所以，去年清华大学请我作演讲的时候，一些同学问我是怎样把这本书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我要感谢从业生涯中遇到过的各种压力。
姚远：我在书中读到了您收集的许多珍贵史料，特别是梁思成先生的日记。您是如何理解梁思成、陈占祥他们这代人的心路历程的呢？
王军：《城记》一书中最珍贵的史料是梁思成先生的工作笔记、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写下的“交代材料”。我要感谢林洙女士，是因为她的帮助和信任，我才能看到这些史料。在阅读中，我受到极大的触动。梁思成留下的日记，最早是1947年的，那时他在美国访问，美国朋友请他为他们的狗窝起一个中国名字，梁思成说，就叫“獒宫”吧，他真是一个大活宝。离开美国时，梁思成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行字：“愿能携家久居是邦，奈不舍破国山河何！”他是真正的爱国啊。回国后，他看到国家造了汽车，建了工厂，建设开始了，热爱就更加地狂热。为此，他遵命改造自己的思想。到晚年，在“文革”中，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他，听到氢弹爆炸了，觉得中国强大了，可以不被列强欺负了，更是认为批判自己的学术也是需要的，甚至自己向自己开战。结果呢？他没有成功，因为他说着说着，又说回去了，心里装着的还是自己的学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北京的问题，他陷入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这个城市之间的困惑。他虽然全力以赴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但在改造这个城市的问题上，他一直嘴不软，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还对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姚远：《城记》出版后的反响符合您原初的写作预期吗？
王军：我没有想过“反响预期”之类的问题，只是怕自己做得不努力。我能告诉你的是，《城记》出版后，我心中的滋味确实复杂。喜欢这本书吗？我自己说不出来。有一段时间，书就在那里摆着，我又不愿去翻它。可为了它，我是折腾了十年啊。书稿完成后，有近两年的时间心情一直沉闷，好不容易才走出来，也许是“入戏”太深了吧，真怕再来一次。我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本书呢，文字量是26万字，它的背后，是我在电脑里输入的100多万字的编年史料，以及700多条读书笔记。这是一本老实巴交的书，我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与夸张。
我还要谈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陈占祥先生的一个史料，就是一个美国间谍在一本书中描述了他在1950年见到陈占祥的故事，十分精彩。我是从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女士那里得知此事，可她的手中没有这本书。为此，我数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均失意而归。怎么办？一次与前辈学者刘小石先生通电话，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就说了这件事情，没想到老人家对我说，他家里就有一本，让我赶快去取。我兴奋得都快疯掉了。那是一本英文书，捧回来一看，故事棒极了，就引到书里了。
很多朋友对我说，王军，你的这本书还没有写完呀，后来的好多事还没有写呢。我说，是啊，我还会接着写下去的，这本《城记》就算是第一卷吧，以后还会有第二卷、第三卷……看我这辈子能写几卷。我的心中，确实是有这个念头的，好在第一步我已经迈出来了。（完）
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华读书报》“2004年度人物”。代表作《城记》，以北京城市改造史为题材，获《文汇读书周报》“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中国“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北京市新华社书店“颇具人缘图书”奖。
姚远：您为什么要写《城记》这本书？
王军：写《城记》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这是一本自我忏悔的书。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可首先你要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城。一个人要是连这样的情感都没有，还能谈别的吗？而我呢，是1987年来到北京读大学的，1991年毕业后留在这个城市工作，大学四年期间我居然不知道北京城是一个什么概念。1988年我头一回登景山看北京城，眼睛完全是瞎的，根本看不出北京的美。甚至像拆城墙这样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才知道，特别震惊，才有了写《城记》这本书的念头。写完这本书，我得到了自救，灵魂与情感苏醒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基础教育能够包含充满人情味的乡土教育。说到这里，我自己感到特别惭愧。我现在能够说我热爱我们的文化了，可是我们的文化，比如说文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什么？我出生在贵州的一个矿山。父母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到艰苦的矿山工作，把我生在了那里。没上学前父母就把我锁在家里，没事干我就躺在床上望天花板，上面糊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那时我不识字，看不懂上面的标题，就好奇。后来我上学了，识字了，终于看懂了，结果吓坏了。上面写的是什么？是“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倒叛徒……”，这就是我们的文字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
我愿从这个角度来谈《城记》这本书，因为书中包含了我们对待自己文化的态度问题，也包含了我是怎样面对自己的问题。我写了许多前人的故事，我在理解他们的时候，也在理解我自己。
姚远：我注意到你的身份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毕业于新闻专业的记者。
王军：是的，我很珍视我的记者身份。我在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那时，我想得最多的是，我将要从事的职业是为什么？我得出的结论是，实现社会的沟通。所谓communication，仅仅说成传播是不够的，它还有沟通的意思，这是它的价值。所以，使我们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可沟通的社会，应该是记者的职业归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完成这个使命？我想，最关键的是不放弃对事实的追求，并以此作为工作的目的。我们不能给事实强加任何的东西，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不用你去打扮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增进社会的沟通，而有了沟通，才会形成共识，也才会有真正的建设。《城记》这本书就包含了我这样的职业理念，我始终没有放弃，并通过这本书把它表达出来了。
《城记》得到了读者的厚爱，这使我真实地感到，我们的社会已认同了这本书的立场，就是增进社会沟通的立场。这对于我来说，是巨大的鼓励。
姚远：您是如何定位《城记》这本书的呢？
王军：这本书是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史的“长篇报道”，涉及的内容，大家评价不一，争论颇多，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一大“心事”，我亲身所见，许多老先生为拆城墙的事情，多少年后，仍是争得面红耳赤。作为一名“报道者”，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失实”。我所完成的任务是，完成对事件的表述，把这段历史理出个脉络来。在研究中，我深深感到，我们必须养成这样的态度：你必须在了解一个事物之后，才能下结论。只有以这样的态度为基础，才会有真正的沟通与共识。否则，争论只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打来打去还是那些口水仗，无建设性可言。
这本书出来之后，我感触最深的事情还有，我认识的一些人，很长时间对那段历史有着很深的误解，看完书后找到我，纠正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诚实的品质让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更加深了对自己职业的认识，那就是，把事情搞清楚比什么都重要。
《城记》的写作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首先，我必须能够理解今天的这个城市，你今天都搞不清楚，怎能把昨天搞清楚呢？好在，我是一名记者，报道“今日新闻”是我的天职。但这也有挑战，尤其是在你面对各种压力的时候。这也不足为奇，记者的工作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压力。我的经验是，把事情搞清楚，是最佳的“减压阀”。所以，去年清华大学请我作演讲的时候，一些同学问我是怎样把这本书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我要感谢从业生涯中遇到过的各种压力。
姚远：我在书中读到了您收集的许多珍贵史料，特别是梁思成先生的日记。您是如何理解梁思成、陈占祥他们这代人的心路历程的呢？
王军：《城记》一书中最珍贵的史料是梁思成先生的工作笔记、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写下的“交代材料”。我要感谢林洙女士，是因为她的帮助和信任，我才能看到这些史料。在阅读中，我受到极大的触动。梁思成留下的日记，最早是1947年的，那时他在美国访问，美国朋友请他为他们的狗窝起一个中国名字，梁思成说，就叫“獒宫”吧，他真是一个大活宝。离开美国时，梁思成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行字：“愿能携家久居是邦，奈不舍破国山河何！”他是真正的爱国啊。回国后，他看到国家造了汽车，建了工厂，建设开始了，热爱就更加地狂热。为此，他遵命改造自己的思想。到晚年，在“文革”中，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他，听到氢弹爆炸了，觉得中国强大了，可以不被列强欺负了，更是认为批判自己的学术也是需要的，甚至自己向自己开战。结果呢？他没有成功，因为他说着说着，又说回去了，心里装着的还是自己的学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对北京的问题，他陷入了改造自己的思想和改造这个城市之间的困惑。他虽然全力以赴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但在改造这个城市的问题上，他一直嘴不软，他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还对北京市的一位领导人直言：“在这些问题上，我是先进的，你是落后的。”“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姚远：《城记》出版后的反响符合您原初的写作预期吗？
王军：我没有想过“反响预期”之类的问题，只是怕自己做得不努力。我能告诉你的是，《城记》出版后，我心中的滋味确实复杂。喜欢这本书吗？我自己说不出来。有一段时间，书就在那里摆着，我又不愿去翻它。可为了它，我是折腾了十年啊。书稿完成后，有近两年的时间心情一直沉闷，好不容易才走出来，也许是“入戏”太深了吧，真怕再来一次。我想起了徐志摩的那首诗：“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本书呢，文字量是26万字，它的背后，是我在电脑里输入的100多万字的编年史料，以及700多条读书笔记。这是一本老实巴交的书，我不允许任何的虚构与夸张。
我还要谈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情。我在写作过程中，涉及到陈占祥先生的一个史料，就是一个美国间谍在一本书中描述了他在1950年见到陈占祥的故事，十分精彩。我是从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女士那里得知此事，可她的手中没有这本书。为此，我数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均失意而归。怎么办？一次与前辈学者刘小石先生通电话，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就说了这件事情，没想到老人家对我说，他家里就有一本，让我赶快去取。我兴奋得都快疯掉了。那是一本英文书，捧回来一看，故事棒极了，就引到书里了。
很多朋友对我说，王军，你的这本书还没有写完呀，后来的好多事还没有写呢。我说，是啊，我还会接着写下去的，这本《城记》就算是第一卷吧，以后还会有第二卷、第三卷……看我这辈子能写几卷。我的心中，确实是有这个念头的，好在第一步我已经迈出来了。（完）
王军，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华读书报》“2004年度人物”。代表作《城记》，以北京城市改造史为题材，获《文汇读书周报》“2003中国十大年度图书”、台湾吴大猷科普著作奖、中国“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北京市新华社书店“颇具人缘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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