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 戴赖塞特尔：破坏与希望同在，让我们向水学习

　　水是城市中重要的景观要素，能为场地带来无限的活力，水循环也是自然生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城市会因暴雨来袭而成泽国，也有缺水之城却比比建造“宏伟”水景。我们疑惑于中国的现代城市雨水管理处于怎样的阶段？水敏感性城市设计、低影响开发、绿色雨洪基础设施这些火热的概念是否能直接“拿来”？绿色屋顶、雨水花园，这些流行的雨水管理的措施是否适应于所有城市？我们的城市究竟需要发展怎样雨水管理措施？带着这些疑惑我们采访了来自国外有着丰富经验的城市雨水管理专家以及密切关注城市水问题的中国学者，希望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线索。 

德国城市设计师、艺术家、景观设计师，戴水道景观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
　

　　景观设计学（以下简称LA）：我们知道您的设计工作室非常关注雨洪的管理—是什么让您对于水元素如此感兴趣呢？  

　　赫伯特• 戴赖塞特尔（ 以下简称戴赖塞特尔）：对我而言，水是城市生活和城市社会中最重要的关键性问题。能源和交通的问题或许将在今后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可以主动降低消耗，但是水的问题却是不易解决的，因此它也显得更为重要。水是一种最基础的需求，就像食物。从某种角度而言，雨水是淡水循环中的第一步，它非常重要，因为水与景观设计、城市、食物、植被，以及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对这一重要的资源而言，需要一种智慧的管理方式，这也是一个对景观设计而言紧密相关的问题。  

　　LA：您认为水景观是如何激活城市空间的？  

　　戴赖塞特尔：水景观不是一种装饰性的事物。它们关乎基础设施，保护城市免受洪灾并保护饮用水资源。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值得庆幸的是，水体极易创造美感，为场地营造氛围，使人们乐于置身其中。除美感之外，水体还有助于调控温度、改善室外舒适度，以及创造自然空间。因此，每一个宜居的城市都会首先考虑水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水景观与一座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城市景观、基础设施的功能是紧密相关的。  

　　LA：在坦纳喷泉公园（Tanner Springs Park）项目中，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作为收集、净化雨水的湿地区域得以实现的。然而公园吸引人的主要特征是一面“艺术之墙”。您能描述下如何在项目中平衡这两方面？  

　　戴赖塞特尔：在我的作品中，美学和功能性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美学并不是一种奢侈，它是人们一种最基本的要求，它将我们的内在价值与精神生活同外在世界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在糟糕的设计中，人们往往对此关注得很少，缺乏与城市环境的联系或是责任感，导致景观遭受破坏，最终需要更多的维护和修缮投入。而相反，当你将美学与功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人们便会喜欢上这个地方，会更加爱护这个地方。坦纳喷泉公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周边的居民很细心地照料着它，公园没有受到任何损坏，事实上公园仅需要很少的维修费用，因为这里的居民同这座公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联系。这座公园除了具备清洁、收集、处理雨水，减缓雨水径流，将净水引入河流的功能之外，其中还设置了艺术作品，例如采用火车旧钢轨制成的、能使人们回想起工业时代的“艺术墙”。人们能够从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他们对这个经历过改变的场地感受强烈。 
　　 
　　如今，公园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地方，那里有舞蹈表演，人们进行娱乐性的滑冰和休闲活动，或在那里午餐休息。处于公园之中就如同度假一般，它的确成为了城市之中的一处宜人之地。在我们的项目之中，工程技术方面很重要，但还不足以促成景观设计的成功。我经常会搜寻文化方面的信息，寻觅如何将场地的内外特征相结合。实现这一点则需要将之融于“故事”之中，这也是艺术非常重要的原因。  

　　LA：您的公司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一些项目，包括位于天津张家窝新城的住宅总体规划项目。这一地区的降雨变化很大，并具有漫长的干旱期。这样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你们在中国城市中雨水花园及水文景观的设计的？  

　　戴赖塞特尔：中国拥有多样的气候带，天津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半干旱气候区域。我们的工作涉及世界不同的地方，包括美国、亚洲，以及热带和沙漠地区，因此我们会运用这些经验来应对不同的气候区域。通常，这种全球性视角对我们很有帮助。所有项目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详细的数据信息，例如降雨数据，我们据此制定水管理概念以及水文计算。我们在适当的场地进行长期的计算机模拟。天津的情况并不是非常特殊。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存储雨水来缓解旱季缺水的情况，并尽快补充地下含水层以停止含盐水从海洋倒灌。在天津的许多项目中，我们将大自然的智慧带回到人工的城市之中，带入到城市肌理之中。  

　　同时，随着气候的变换，我们也对在未来，如何调整项目以使其适应气候的变化充满兴趣。作为景观设计师，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创造出“活”的系统，使其能够足够灵活地应对气候的变化，同时减少因气候变化而带来的损害。  

　　LA：您刚刚谈到了活的系统，涉及水、植物和其他活的有机体，您是如何处理其中维护问题的？  

　　戴赖塞特尔：这些活的系统中的自给自足和自我调节非常关键。这就像是我们人类的身体以及任何的健康的器官一样，它应该是不需要维护和修复便可以顺畅运转的。我可以举 一个例子，就如我们的“清洁性群落生境”（Cleansing　Biotope）技术。我们使得一种非常特殊的基底与植物和微生物共生，我称其为清洁性群落生境。水体通过微生物、根系系统及特殊的植物收集系统这些非常缓慢的过滤程序进行处理。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系统，生命的系统本身不断更新—非常接近自然本身的过程。你仅仅需要不时地收割植物即可。另外，通过采用其他活的系统的技术，我试图使这些系统不需要非常高深的科学技术，因此也就无需太多的资金及维护，我们不将它称之为机器，而更像是一种活的有机组织。我相信这才是未来。  

　　LA：天津张家窝是一个十分迷人的新城镇居住区项目。在项目完工后您得到项目的相关反馈了吗？  

　　戴赖塞特尔：是的，我们得到了一些反馈。在我们项目开始前，那里的水以及邻近的景观污染很严重。从一开始，我们的方法基本上就是收集城镇中的每一滴水，之后经过不同步骤来进行过滤并减缓雨洪的过程，最终将洁净的水收集进入河道。事实上，运河被完全从一条污染的河道转变为了一处自然的河流景观。在一年之内，河水变得清澈透亮，周边的孩子们都乐于来此玩耍。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种景象，特别是在夏天，因此我们修建了一些平台，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可以坐在那里，看着孩子们玩耍。我们还添设了一艘船，孩子们可以泛舟穿越水面，甚至一些人还在那游泳！从这个项目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中国的人们是与众不同的，他们需要具有活力的设计，从而使得所有人都能够乐在其中。  

　　LA：我注意到您的项目覆盖了相当广泛的尺度范围，在面对一个河流汇水区和一个小型的城市广场的项目时，有什么考虑上的不同吗？  

　　戴赖塞特尔：我不得不实话实说—无论是一个数英里的大项目，还是一个小的艺术项目，所需要的精力和考虑几乎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尺度并不真正影响什么。通常，我会在一些小尺度里发现大项目中问题的答案，反之亦然，我也能够在大尺度项目之中寻找到小项目的新想法。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LA：我喜欢这样，这使得我的思维更加灵活多样。中国有句古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从 字面意思上讲，这反映出了水的自然两面性。  

　　戴赖塞特尔：是的，在我所有的研究和项目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水不仅仅只是一个美丽、安静的元素，它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看到洪水时，例如最近泰国所经历的，你就能了解到水的力量。特别是在城市之中，这种危险更加突出。我们并没有对水投入很多的关注，水迅速地分流，迅速地流入溪水和大海中，在我们的城市环境中水难觅它的一席之地。这样自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水源破坏、洪水爆发、侵蚀问题、污染问题、旱季缺水等等。这也是我们为何将水的和谐与平衡看得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城市水文和景观设计两者相结合，能够为我们的城市水景观带来更多的和谐和可持续性。我们在新加坡有一个项目—碧山公园（Bishan Park），它建立在城市中一整块汇水区上。我们在那里收集、处理雨水，减缓水流过程并创造出一条新的河流，作为整个城市主要的饮用水来源。这是一项真正的生态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尝试，将自然与具有文化性的城市主义结合了起来。  

　　LA：就文化和社会文脉这一问题再向您更进一步讨教，您认为它们会受到外在或传统环境的影响吗？就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多瑙河之于维也纳，西湖之于杭州。您是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入到您的设计中去的？  

　　戴赖塞特尔：它们对我设计的方式而言非常重要。整体氛围—人们如何思考、如何移动、人们具有怎样的社会和工作关系，以及他们的精神概念—根据所处的地点和当地的条件，这些方面都各有不同。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未来发展的潜力，我很喜欢找出地方文化以及项目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们在未来的10、20或30年内可能的样子。我更感兴趣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变迁。我通常喜欢研究未来会如何发展变化，而最好的专家就是当地的人们。我们以这样的动力自我鞭策的话，便能够得到最好的想法。我经常开展这种“展望未来”的研讨会。 

　　坦纳喷泉公园就是基于我们开展的一个 研讨会而创作完成的，我们邀请了300名居民共度一个周末。在观看了当地艺术家的艺术表演、水景实验以及一些绘画之后，我们请他们想象一下25年之后公园的样子。我们在小范围之内征询创新性并汲取勇气，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如曾有人尝试以蜘蛛的视角来观察，尽管伴随着很多的滑稽和嘲笑，但他能够清楚地知道公园究竟能够是什么样子。虽然并不精确，例如并不知道一座桥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等等，但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我称之为“气氛”、“时代精神”、“地方特色”的东西，它们能够将场地与当地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超越了有形的外在、气候条件等等，这些是将西湖和多瑙河相互区别的原因所在。这是一种最深入体会的研究，当我感受到并知晓了与场地的联系之后，才能得出适宜的方案，这样我们才能够创造出真正符合此地的设计。 

　　LA：自您成立公司以来的实践之中，哪些方面曾对您有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您的方法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戴赖塞特尔：我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从1980 年成立个人公司以来，我一直努力地去认识水。我们进行了各种实验，尝试了很多事物，制作了1:1的模型来理解水体的自然变化、它是怎样流动的、如何才能展现水的美丽、如何避免出现枯燥的千篇一律。我从以前的大师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通常都是非常严格和精准的，切实地关注水是如何运作的。对我而言，我的哲学是更加关注于过程，而非结果。  

　　一方面是观察物质：观察景观如何缘起，因为水在这个尺度上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力量。每一种景观都是要通过沉降、侵蚀、移动转换等等，才被创造出来。而唯有变化是永恒的。另外一方面需要学习的则是哲学和社会的品质。我们的内心感悟引导了我们的思想，引导了我们如何创建城市，以及如何对待我们的景观和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内在精神和社会认知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对于我而言，这是很重要的另一个出发点。我认为，这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很重要，而因为在水和内在精神领域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智慧积淀，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也许尤为重要。  

　　综合这些因素，我产生出了观念，然后进行我的设计—设计并不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更是一种非常深思熟虑的产出，它源自于深入的理解。  

　　LA：您事务所的工作范围非常广泛，包含着整体系统的应用实施。您能描述一下您是如何同您的顾问团队进行合作的吗？  

　　戴赖塞特尔：我们是一支拥有80名员工的多学科、多文化背景的团队，由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师、土木工程师、水文工程师、模型制作师、建筑师、环境工程师以及艺术家组成。我的合伙人迪亚特•格劳（Dieter Grau）、格哈德•霍勃（Gerhard Hauber），和我一起运作着整个的核心团队，我们的顾问以最优质的配合进行着出色的工作。我们拥有着顶级的团队，我们与世界顶尖的研究机构合作。我认为我们团队的规模很好—有些人认为我们人数太少了，但是我认为团队中核心的专家与新鲜、年轻的毕业生一起工作，并保持交流的畅通很重要。  

　　我们会进行非常有趣的团队活动，例如，在今年夏天我同新加坡团队一起去了马来西亚的一座小岛。针对“土地和水”的主题，我们绘制了坚挺和柔和、笔直和弯曲的线条。我总是试图使我的团队对这些基本特性更为敏感。然后我们进行了潜泳，我们能够看到海洋之中的形式和形状。回到岸上之后，我们分为4个小组，经过探索和拓展，每个小组形成了一个概念。在两天的行程结束之后，每个小组为整个团队进行了汇报。所以，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师，我正在做的是将机会赋予整个团队，使其能够创造出新的想法与新的理念。员工自身开始成为一种学习型的团队。我们也会定期从外面邀请专家来开展一些讲座，这很有趣，对于团队很有意义。我们的不同办事处之间同样也有很多交换的机会，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 中国、新加坡、美国和欧洲。我们试图将团队进行混合，同时也使文化有所融合。在设计时，我希望能够保持地区的特色与品质，因此对于我们而言，文化的敏感性和认知度非常重要。  

　　LA：您遇到过的挑战都有哪些？在未来，您期望有哪些新的进展？  

　　戴赖塞特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社会的快速变化。例如，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来讲非常震惊。在柏林市中心的波兹坦广场（Potsdamer Platz）项目中，我恰巧在那段时间里从事着这个热点事件的相关工作，而且很幸运地通过我的项目在象征意义上将东西德联系了起来。通过与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以及其建筑工作室的合作，我们试图在我们的设计中反映出这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当我们考虑未来的时候，我们经常抱怨，说这些城市运作不畅，人们一成不变，每个人都想要开上高档车等等。但是我认为环境会向我们发出更多的挑战，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条条框框和先入为主的观念。人们会非常快地发生变化，因为如果我们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很显然，我们将在地球上自取灭亡。 

　　的确，我对未来的看法非常乐观，我看到希望，这种希望是激励着我作为一名城市设计师、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的动力。我推崇变化和新的观念，我也相信我们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水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水很灵活，就好像它对新事物都抱以开放的姿态，并勇于推陈出新。水并不只是在破坏，它也会进行建设，它是生命之源。  

　　除了上述的解析之外，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发展，并认为我们的职业以及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不仅仅是为了某一个项目，而是为了给所有后辈指明对于未来的愿景和方向。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1，（06）：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