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间：有关误读

杭间：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

　　误读（misreading）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概念，很早就有人称，一千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如何解读在建筑设计中不同人的理解以及不同背景、价值观或认知的关系，在不同学术圈中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判断。这些思维线索实现了不同时代人群的传承，但是否也存在代际间隔？是单向渐次，还是双向旋转的？这种对设计的误读在哪些系统里可以被解释为是积极的主动行为？而年轻化的设计群体又会如何走向？这些问题都存在讨论的张力。误读同样体现了关系，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等，当误读发生后，人们对他者的阅读最终也会走向思考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笔者采访了跨越艺术、工艺和设计等研究方向的学者杭间教授，了解具史学背景的人文学者如何看“误读”。

　　记者：最近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不久之前，王澍获得了冠之以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您会如何看待这种跨语际间的文化发展和交流现象？如何看建筑领域的文化“逆差”？

　　杭间：欧美国家在近一百年来，将建筑设计落实到地的机会少之又少，恰逢东亚地区经济复苏，他们为利益和机会而来并不奇怪。在经济危机之后，欧美建筑师的机会变得更少，走出欧洲中心并不难理解。但经济危机不会影响优秀设计师本身的学术性、风格、水平和追求，他们的工作依旧是非常严谨的。

　　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王澍获得建筑普利兹克奖，中国建筑界似乎就可以进入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化传播阶段，但我认为王澍的获奖是一项孤案，我更愿意相信，这一获奖行为是普利兹克奖对他本人在个人研究和创作活动方面的认可和肯定，而并不能说王澍可以代表中国建筑师的整体水平，以此推演，也不能说高行健、莫言能代表中国文学界主流的水平。中国设计发展水平进展到何阶段，需要我们反观中国一线，二、三线城市和更边缘的乡镇来实事求是地考察、评价。一线城市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形成了今日千城一面的局面，京、沪、深、广等地的新锐建筑大部分由国外欧美国家设计师中标设计，二、三线城市在经过城镇化发展后失去了与其周边地区原有的乡村性的联系，这样的城市面貌如何是正面的呢？中国建筑设计到目前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些认为王澍或莫言获奖是迎合或满足西方标准的人，都没有很好地理解王澍的设计或莫言的作品。退回到一百年前看，魏源写《海国图志》的时候、邹容写《革命军》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人戏称他们是洋奴买办，通过学习西方的文化将知识贩卖给中国。但就建筑领域而言，建筑本身除了地域间影响差异、民族间生活习惯差异等之外，依然有具普世价值的功能被引介。人们对于建筑的学习，并不仅仅是对西方思想的传承与借鉴，也是对现代社会之文化关系的吸收，从这一意义上看，建筑的普世价值并没有被一些国人真正理解。那些一再重审中国传统建筑如何优秀的人，也应看到中国传统建筑在现代生活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更应承认中国传统建筑有其自身的缺陷。北京城在数年前推广的大屋顶形制屡遭诟病，一些学者对传统大屋顶采取了消极的评价，但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创新并没有真正让人叹服的突破。在材料、环境和社会等因素已经因时代改变后，虽然王澍深知自己可以做普及性的建筑，但毕竟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今天，有责任为中国人的生活贡献一点具超越性的思考和实践。